【按】作为法国后现代思想重要奠基者的利奥塔，因其提出过“怀疑元叙事”的观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往往受到忽视和误解。然而，利奥塔在参加“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一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理论组织期间，曾经就法国及其殖民地的问题写下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评论文章，并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现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利奥塔的研究从正反两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一方面，对微观的异质性话语的关注不能以牺牲马克思总体性的社会历史框架为代价，另一方面，宏观的总体性问题需要沉淀到微观的实践活动中去才能得到具体的解决。本文原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哲痕将分3期转载这篇文章。
理论思想的可靠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对现实的解释，依赖于它与现实之间的丰富的联系，阿多诺曾谈到了这种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今天，谁选择哲学研究作为职业，那就首先需要放弃（从前以此进行哲学构思的）幻想：用思想的力量足以把握现实的总体性。”这不仅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基调，同时它也为法国后现代思想提供了某种原型，后者正是以批判现代性的、宏大的总体性哲学作为其理论的开端，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的后现代思想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虽然对后现代的文化形式的讨论最早发轫于英美，但真正在哲学意义上提出了崭新的后现代观点并产生了更为广泛影响的却是法国的利奥塔，他在1979年《后现代状况》（La Condition Postmoderne，1979）一书中所提出的“怀疑元叙事”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是与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和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决裂的标志。由于一般的后现代主义者缺乏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现实内涵的了解，他们难免会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哲学的元叙事等同起来，而事实上，提出“怀疑元叙事”这一观点的利奥塔并没有站在一般的后现代主义者的一边，他也没有真正地与马克思主义断裂开来，而是在他的理论道路上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反思和探索，在利奥塔理论生涯早期的大多数时间里，马克思的哲学都是最为重要的理论地平之一。
利奥塔的思想始终保持着与马克思哲学的关联，其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独特理解，他早期在一个名为“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理论组织中开始了他长达12年（1954-1966）的政治实践和理论探索活动，他后来在一篇名为《回忆马克思主义：为皮埃尔·苏伊里而作》的文章中写道：“我这里称作分歧（différend）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一个'尽人皆知’的名字，它导致了许多误解的发生，它就是实践或'praxis’，是典型地被理论思想曲解的概念。苏伊里没有错，他没有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混为一谈。如果存在着某种阶级实践，而这个概念却又不引发实践，那是因为普遍性不能通过文字来表达，除非它是单面的。历史主人公的角色不是在某种单一话语类型中完成的。”可以看出，利奥塔并没有反对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而是反对把“阶级实践”普遍化和教条化的倾向，这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一个理论主旋律。在二战后法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利奥塔从这种主旋律出发，对法国及其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马克思以来的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判与反思，并尝试建立一种崭新的哲学实践，这才是利奥塔从后现代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批判的价值所在。
一、“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与利奥塔的马克思主义进路
“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组织是一个由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和勒福尔（Claude Lefort）在法国组建起来的具有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理论组织，它的名字来源于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写作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又名“尤尼乌斯”小册子）中的一段话：“资本主义面临这样一个困境，它要么前进到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到野蛮状态。”在卢森堡看来，世界历史已经走进了这种困境，如果国际无产阶级不采取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有意识的斗争，所有文化将随着帝国主义的统治而走向毁灭，卡斯托里亚迪斯、勒福尔和利奥塔等人在二战时期恰恰面临着这样的处境。
1945年底，卡斯托里亚迪斯来到了托派的中心——第四国际所在的巴黎，当时第四国际正在讨论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卡斯托里亚迪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官僚主义在战后没有被削弱，反而是被加强了，它仿造苏联的模式并且在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庇护下扩展着它的权力，“官僚主义并不像是一种'寄生阶层’而更像是一个统治和剥削阶级，而且，它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被一种新的苏联政权的分析方法所认可。”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种观点，勒福尔回忆说：“他的分析让我感到震撼。在他还没讲到结论的时候我已经被他说服了。我永远无法清楚地讲出他为他的结论所提供的经济学基础。当时对我而言，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观点称得上是最好的马克思的观点，但托洛茨基主义者们认为这些是异端。”两人在第四国际会议上的相遇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建立的一个契机。当时对勒福尔而言，他的目标是寻找到一种“忠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一种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各种形式的、与革命的行动相结合的彻底的批判方法，一种证明理论与政治相联合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反独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一方面对法国共产党的教条、作风和民族主义倾向感到厌恶，另一方面也对苏联的军事化和官僚化社会产生了不满。
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勒福尔发现，他们之前所信仰的“彻底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与他们反对的斯大林主义一样，有着某种改良主义的取向，因此，出于理论上批判第四国际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的需要，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勒福尔成了一个派别“肖利厄-蒙塔尔的倾向”，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倾向派”，肖利厄和蒙塔尔是他们各自的笔名。在1947年，法国共产党达到它在战后最高的地位，然而它的内部也开始了分裂，一部分成员加入萨特所在的革命民主同盟，一部分接受现状，放弃参与政治活动。同年，法国大罢工以及冷战的标志——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使倾向派不得不反思托洛斯基主义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目前的关键在于把无产阶级的自觉行动作为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中心，而不是在概念上如何去定义社会主义如何管理生产与社会的问题，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或野蛮”表达的正是前者之意。勒福尔在他1948年的一篇文章《托洛茨基的矛盾与革命问题》中认为，托洛茨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的退化，他痴迷于民族化、集体化和计划化的概念是为了逃避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不愿意去揭开官僚主义的阶级本质。可以说，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勒福尔建立“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和祛魅，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掀起官僚主义批判的旗号。然而，《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和反响，在知识界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利奥塔是在二战后法国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深受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影响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战后的初期，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以及它们的综合性阐释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60年代，这股潮流受到了具有语言学倾向的结构主义话语和精神分析方法的冲击，这两种思潮构成了法国思想领域的主流。利奥塔曾在1954年出版过一本名叫《现象学》的小册子，书中明确反映了青年利奥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理解历史（对哲学而言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任务了）……这种集体意义是历史主体性把它们的意义在共存的基础上投射的结果，而主体性在一种取用的行动中重新获得的东西，使这种意义和历史的异化或物化得以终结，它通过自身改变了这种意义并宣告了一种历史的改造。”利奥塔强调，这里所讲的历史的意义并非黑格尔意义上的同一性的历史，而是强调历史的意义是复数的，阶级意识必须辩证地与异质的历史过程结合在一起，这一方法论集中反映在利奥塔对法国及其主要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
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爆发、苏伊里与利奥塔等人的加入标志着“社会主义或野蛮”组织的一个新的阶段。利奥塔是在君士坦丁的工会会议上遇见皮埃尔·苏伊里（Pierre Souyri）的，利奥塔这么形容他的这位精神导师：“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院式的……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后来者遭遇到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尸或幽灵、某个党派或官僚国家用来取代思想地位的临时纲领、由通俗和审慎的教条组成供应品。当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世纪衰落的时候，我有幸通过苏伊里了解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不仅仅是某个大学教职或政治职位的头衔，而是一种解决方法的代名词。”苏伊里对中国的革命状况有过专门的研究，他让利奥塔知道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一条阶级分析的线索，深入社会的底层去寻找剥削的现象和证据，从此开始，利奥塔走上了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反对剥削和异化的斗争成为了我的整个生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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