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钦的《葡萄园》(1990)以里根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1984年为背景，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传统文化。小说展现了在大众媒体的视觉文化浸染中的后现代美国社会，自由主义激进政治理想的衰退和保守主义的回归。《葡萄园》对大众媒体的大量引用和模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小说里的人物经常在观看电视、谈论电视，模仿电视和电影人物的说话方式、表情动作及思维方式，大众媒体的视觉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的认知和情感反应的方式。一些学者还指出，《葡萄园》甚至在叙述手法上也模仿了大众媒体，比如电视。布赖恩·麦克黑尔认为，小说里的不同区域(regions)即不同的故事片段，模仿了电视剧的不同类型，如有关索伊德·威勒部分的故事像情景喜剧，有关布洛克·冯德的部分像警匪剧等。乔伊·厄尔·奥尔茨曼也认为小说的叙述结构和风格都模仿了电视，并称之为品钦的“电视风格(televisual style)”。
但是在这部小说所体现的品钦对大众媒体的态度这个问题上，学界不仅存在着分歧，而且对于小说对大众媒体的展现也是褒贬不一。麦克黑尔认为《葡萄园》并非是对电视的简单批评，电视在小说里承担的是“本体论的多重化(ontological pluralizer)”的功能。电视本身呈现了许多截然不同的世界，本身就是对本体论的多重世界的模拟，而电视世界又与小说的文本世界形成多重世界的关系。因此麦克黑尔认为，通过再现电视的本体论的多重性(ontological pluralism)以及对其所处世界的多重化效果，品钦模拟了后现代文化的多重性特点，电视承担了认知图绘的功能。伊丽莎白·简·沃尔·海因兹的文章认为，品钦对大众媒体是赞同的，因为它提供了不同于传统的线性历史观的新途径。
麦克黑尔和埃内斯特·马蒂耶认为，小说对待电影和电视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电影在小说里代表60年代的革命理想，而电影被电视取代则代表革命的失败和对理想的背叛。
肖恩·史密斯则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都属于大众视觉文化，而小说要反映的正是后现代美国社会在这种视觉文化中日益与现实隔绝的状况，它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剥夺了人寻求不同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的能力，它既是对人感觉上的控制也是政治上的控制。《葡萄园》通过描述人物在这种文化创造的拟像世界里的浸染，来揭示60年代民主理想的衰落。
不过，即便是认为品钦在这部小说里对大众媒体持批判态度的学者，也依然对这种批判的有效性存有质疑。乔伊·厄尔·奥尔茨曼认为，小说通过展示电视对人物生活的渗透似乎是批判了电视对人的控制，但是这种批判存在问题，小说对电视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模仿，导致其缺乏深度和严肃性。《葡萄园》的读者被置于电视观众的位置，小说通过模仿电视似乎是在有意经营“肤浅时间经验(shallow time experience)”，而不是发掘发人深省的“深度时间经验(deep time experience)”，这说明品钦赞同电视的肤浅世界而不是批判它。而且，奥尔茨曼不同意麦克黑尔有关电视有助于本体论的多重世界的观点，他认为正相反：小说没能提供多种选择反而让可能性缩减。而品钦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因为他对现实的绝望，对60年代理想的怀念，而如今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同样，德博拉·L. 马德森认为，小说虽然揭示出电视对现实的意识形态建构，对文化陈规和类型化身份的传播，但是小说审视大众媒体的方式便是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媒体产品，这种叙述形式使得小说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显得问题重重。在她看来，这也许是因为在品钦眼里没有所谓中立的立场，这也是后现代式寓言的模糊性的特点，即究竟意义都是被预设好的，还是真的存在另一种选择？马克·罗贝玆的文章以为《葡萄园》这部小说对大众媒体的态度有两种：既有反对也有迎合。虽然一方面小说强调了大众媒体在导致60年代走向拟像仿真时代的衰落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小说对大众文化从结构到内容的应用，使得它的任何对电视媒体的评价都是从电视媒体的角度提出的，社会现实与媒体虚构的界线被打破，因此很难确定小说是否真的具有批判性。
笔者认为，对《葡萄园》中大众媒体的探讨，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单纯的形式风格问题。而且，以往的研究对这部小说在风格和叙述上究竟怎样模仿了大众媒体，其实也并未进行详细的探究。因此，本章将引入伯纳德·施蒂格勒对外化的记忆的探讨以及玛丽-劳雷·瑞安的虚拟叙述概念，并结合这部小说涉及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政治背景，分析小说的空间化时间和大众媒体幻象空间，探讨小说对大众媒体的描写和小说主题意义的关系，以便达到对《葡萄园》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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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 /
北京大学出版社
托马斯·品钦四部小说的空间问题研究
李荣睿 著
书号：9787301320518
定价：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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