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像雪一样永存……”
(访谈)
采访人:斯拉瓦·谢尔盖耶夫[ 肯纳季·艾基1934年生于楚瓦什(沙伊穆尔基诺村)。1953年起逐渐在莫斯科定居。50年代末——文学院学生,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交往密切(艾基本人因为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而被学院开除)。艾基获得过一系列奖项:法兰西学院奖(1972),弗朗切斯科·比特拉克奖(1993),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奖(2000)等等。楚瓦什人民诗人(1994),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1998)。以楚瓦什语出版过大约10本诗集,翻译出版法国诗歌选(楚瓦什语,获得1972年法兰西学院奖);艾基的俄语诗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翻译成主要的欧洲语言。1991年起开始在俄罗斯发表作品。](以下简称“С.C.”)
受访者:肯纳季·艾基(以下简称“Г.А.”)
С.C.: 您也看到了,现在“先锋文学”与“俄罗斯先锋文学”——这些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的作品现在同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和叶戈尔·拉多夫一起,都在“Аd Marginem”出版社出版。这真是质的变化……
Г.А.: Аd……Marginem?这是什么?
С.C.: 一个旗帜鲜明的先锋出版社。
Г.А.: 是吗?有意思……
С.C.: 您是怎样看待别人称您为“先锋派”诗人的呢?
Г.А.: 我不大喜欢这个词。不喜欢它是因为,一方面这个词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回答,我们用它来解释一切不太明了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标签赋予了我们骗子一样的身份。就在不久前,一个聪明人,列夫·鲁宾施坦[ 列夫·鲁宾施坦(1947-)俄罗斯诗人,散文家。本注释及以下各脚注均为译者添加。]在某个地方曾讲过:别人怎样说我们,就永远都会这样。既然叫“先锋派”,那完了,以后永远都是这样了。已经过去了几个时代、几十年,而所有人讲着同样一个现象:先锋派,先锋派……法国从阿波利纳尔时代、俄罗斯从赫列勃尼科夫时代就开始讨论“先锋派”、“自由诗”的问题,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还要将这些概念用于今天的现实——这是怪诞的……有人说过,俄罗斯就是永恒。在这里一切都变成了永恒。某种对永恒的迷信。永恒的问题。譬如:是先锋派还是非先锋?……(笑)诸如此类。现在让我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给我写的问题是:“在今天,什么是诗歌?”(这时艾基的妻子加琳娜·库波尔斯卡娅在谈话过程中出现,笑了起来。——С.С.)诗歌是今天、昨天和永远的永远……诗歌永远是诗歌。这有些同义反复了,但是……
С.C.:不只是诗歌。现在产生了一种总体艺术边缘化的感觉,我讲的是这一点。
Г.А.: ……她(指诗歌)存在着。她像雪一样——永远存在。融化了,流走了,但它……确实存在。她就是雪。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变的。她自我保全。至于诗歌发生了什么,则是另一回事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没有“今天”,也没有“明天”或“昨天”。诗歌……(停顿)与死亡的问题联系紧密。歌曲也一样。普普通通的歌曲,大众传唱的歌曲……但诗歌与其联系还要更紧密些。她浓缩精华,展示词语在生、死面前,在我们所谓的上帝面前、在不可言说的世界的创造力量面前是什么样子;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就是那种我们与死亡、上帝之间的联系,是我们面对他们时所使用的语言,是一条线索,从我们这里一直延伸到“肇事者”、到创造这个世界并将我们置于如此境地的造物主那里。这个造物主给我们幸福,喜悦,让我们欣赏他以及自身,我们一方面感激他,另一方面又在向他求证,沿着这条路我们越来越深化了死亡的主题。对不起,我的话可能太过华而不实了,但是在诗歌里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和创造者的存在。诗歌能耳语我们,给我一些关于死亡的表达来。死亡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在死亡中与永恒达成和解。死亡是对永恒的希望,对于灵魂不朽的希望——不,这听起来太虚幻,尤其是刊登在杂志上……是的,还有祷告。但是祷告是一件十分直接的事情。有没有回应——这是另一回事了,而诗歌……在通往死亡和彼岸的道路上,她有时能给予……一种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了现实存在……
诗歌能给出生活有意义的感受。她的具体性。树叶沙沙响,接着人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黄昏,或者是窗外的春光,诗歌被意义填满,被某种……期待填满,她指出了生活的意义和严肃性,这些性质提升了我们,我们为之忧虑却没有察觉。我们只是到森林里去,散步,观察,瞧这是世界,田野,树,而诗歌能给出对此的思考……诗歌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如果你愿意,可以凭借她触摸到世界万物的实质。
С.С.:那么……“在城市里”呢?诗歌是不是演变成了普通的艺术,今日之文学“在城市的条件下”仅仅在“书本”里,在……“作品”中,在用于写作的纸页上?
Г.А.: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城市本身就是一本书。确实,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这样。我不久前到过巴黎。巴黎是一本大书。这一次我住在了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旁边。这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整体……就仿佛是上帝呼出的一口气,就是那样的……完整性。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完整性。到处都是:某种已完善的东西进行着,接着是一个间隙,什么都没有,灰暗地带,虚空……在柏林也是如此,还有我钟爱的城市维也纳:你行走着,突然什么也没有了。在巴黎没有这种情况,这一次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好像巴黎是由一百个历史层构成的。我们进过索邦神学院,我朋友读过维庸,而这位作家曾就读于索邦神学院。所有这些层面突然生动起来……我们的许多层面被彻底打断。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已经无法重建。那将会是矫揉造作的。
Г.А.: 因此说,“为什么需要诗歌”。20世纪30年代末,弗洛伊德曾经回答过罗素伯爵在名人之间进行的调查问卷。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在这道题上罗曼·罗兰和其他一些人回复了许多进步的信息……而弗洛伊德说,人类在其整个存在历史中,只迈出过最意义深远的一步:使野蛮暴力成为人类无法想象的东西。如果杀戮也变得那样无法想象,那第二步也就完成了。弗洛伊德接着说,遗憾的是,这一步还没有被人所意识到。应该为此努力,这毋庸置疑。至于说到杀戮的不可能性,这个暂且不谈。在人类的内部储备着大量的侵略因子……关于诗歌必要性的问题……不管怎样奇怪,诗歌也同样是关于这的。这完全是存在主义应该研究的问题,是那些具有十分敏锐哲学视角的代表们该做的事……而突然有一天,“苏联文学”的代表、经历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说道,战争是脏污,是卑鄙龌龊的勾当。他完全是从另一条路上在谈这件事的。不是从哲学道路,而是从最为普通的个人忧虑的路径上发声。我说这个是因为,诗歌的艺术应当十分有意识地参与进来。不是说像克里姆林宫墙外一匹公马骑在另一匹公马的身上,这是令人厌恶的;在我所喜爱的维也纳,我就看不到这种马背上的钢铁偶像……应该意识到——艺术和诗歌应该面对的是严肃的事物。我是在十分严肃地谈这一点。因为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文学从事着庸俗的,凡人的事业。嗯,就像大家说的:契诃夫、托尔斯泰……而我们自己应该怎么生活?我们的周围发生着荒谬绝伦的事情。
С.С.:您的意思是政治?
Г.А.: 我指的是习惯。习惯!就像今天报纸上刊登的——急救车赶去救人,医生却被人杀害。这种事情成为了家常便饭……
在楚瓦什,四个世纪人们过着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书籍(这一点真遗憾),没有边境意识,也没有战争的生活。他们四个世纪没有征战,和任何人都没有。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在楚瓦什,农村的凶杀事件简直是百年一遇。这样的事十分骇人听闻,甚至于能让人代代相传……
С.С.:您讲的是哪个时代?
Г.А.: 17世纪、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的一部分……政权只将布尔什维克送到楚瓦什去。甚至是伊凡雷帝也不需要这样的状况。楚瓦什被施洗,接着是募集贡品——就这样……因此,在发生杀戮的、通往农村的入口,竖了一支黑色的柱子,为的是经过的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不进这个村子而另辟新路走过。因此诗歌、艺术也应该从事这种严肃的事业。
(停顿)
С.С.:那您觉得,艺术有没有这种力量呢?
Г.А.: 这要看是哪个人的艺术了。譬如保罗·策兰[ 保罗·策兰(1920——1970)德国犹太裔诗人,写作有《死亡赋格》等著名诗歌。]就有。策兰可以同上帝争吵……感觉上他承认上帝,但其实他不能与上帝达成一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你允许这些?——战争,大屠杀等等……他总是处于同上帝进行激烈辩论的边缘……或者是另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在29岁自杀的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 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1922-1951)波兰诗人。]。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待了两年,他有一本书《告别玛丽亚》就是讲奥斯维辛的。在书里他讲到,柏拉图骗了我们,他向我们描述埃及金字塔的宏伟,奴隶制是不能被激赏的,这种宏伟是用可怕的代价换来的。他们倒不如将自己的法老丢进尼罗河压淹死!当我读到今日的拉斯普京[ 拉斯普京(1937-)俄罗斯作家。],我不禁陷入绝望。我如此尊重他,而他们准备维护自己执迷不悟的过去一直到底。我已经不能容忍这一人民和解的迷信,这个迷信悄悄伴随着大国力量的迷信,而所谓的大国力量已经远离他们“漂走”了……(沉默)这就是拉斯普京所从事的事业,拉斯普京们的事业。我们,我的同辈人,都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但所有人都带着这样的感觉生活——这一切还要持续300年。
С.С.:不只是您这一代。我也是这么觉得。我还记得,1985年时我还坚信,一切都是牢固不破的。有人向我提到阿玛尔力克的书[ 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方国家出版的安德烈·阿玛尔力克的作品《苏联能撑到1984年吗?》。]时,我当时还觉得好笑。
Г.А.: 画家鲍里斯·茹托夫斯基说得好:不是善获得了胜利,而是恶战胜了自身。我们在这种权力之下,生来就具有了杰出的对抗技能。对我们来说,恶就集中在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上。我们抱着某种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希望……我们夸大了我们的希望。因为恶好像是集中于一个点上。等到一切都崩溃的时候,恶变的无处不在,甚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有人都被传染,立刻问题变的更加复杂了。原先还能清楚,应该和什么做斗争,而现在……我20年前就曾经讲过,俄罗斯是一个为福克纳[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作家,意识流小说代表。]而存在的国家。那他又在哪儿呢?这个福克纳?关于这个可以得出很多奇幻的东西。而人们写出了30个绳结来。
Г.库波尔斯卡娅-艾基:那普拉东诺夫呢?普拉东诺夫就是我们的福克纳。
Г.А.:普拉东诺夫不是福克纳……他更像是马拉美……我们俩总是会偏离主题——言归正传吧。今天回忆起苏联政权,先知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结在上升。很多人在这种氛围里感觉相当好。总之,这些东西立刻就与暴力、沙文主义(没有这一点根本就寸步难行)联系了起来,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开始证明,苏联体系十分正确,因为它把一切都“抓住”了。他们所有人都逐渐走向了这一点。我要讲一点,看起来和这件事没有关联,但没有这一点我是没办法理解的……“9·11”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些十分虔诚的宗教徒可能要好一些,但总会多多少少有了些改变。因为这件事,我偶然从记忆深处拖出十年前,甚至更早的一个“外国女人”来。那是尤涅斯库[ 欧仁·尤涅斯库(1909-1994)罗马尼亚及法国剧作家,荒诞戏剧代表人物。]的一个长篇随笔。他描写了生活在瑞典小城圣-佳林的我们的朋友们。插一句话,我们也在那个房间——在尤涅斯库住宿的那个宾馆住过两次。睡过同一张床,真是搞笑……在这片随笔中他写到:有一个恐怖分子,他为了杀人而杀人。后来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人不想承认死亡。他的潜意识在黑暗中拖着他,在他施暴的时候,怂恿他去杀人,因为那个时候,据尤涅斯库所写,那时候他觉得不存在死亡。因为死亡是由他来统治的,对他来说就没有死亡!
С.С.:我很想谈话之后听您讲这件事,但现在让我们还是接着上面的说吧。您觉得,9月11日发生了什么?
Г.А.:我想引用不久前读过的、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普施坦在《新报》上的一篇长文章。他现在住在美国。我和他曾经争吵过,很久之前。这不重要。他应该是个有礼貌的人。他有一篇文章或者是访谈,很具有代表性。我被文章震撼了:他实际上对于这件事欣喜若狂。这篇采访名字是“恐惧——文明的更高阶段”。因为在他看来,全面的恐惧就是一种更高的层次。他将这种更高阶段称为“集体恐怖主义”(хорроризм, 来自于拉丁语“horror”——“恐怖,恐惧”),并称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
说起“9·11”的“思想”层面,我认为这种恐怖分子的“思想”最主要是与巨大的卑劣龌龊相联系的。不是这样吗?……
С.С.:我正是想说这一点……离政治远点儿吧……您在采访和随笔中经常讲,画家们对您来说是拯救者,尤其是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1934-1998)俄罗斯画家,“非官方艺术”的代表。]。为什么单单是雅科夫列夫呢?
Г.А.:问题在于,算起来,我和诗人们的关系不够亲密。我曾经和斯坦尼斯拉夫·克拉索维茨基短暂交往过。我们两个要好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民族问题上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相投。他现在成了宗教人士,斯捷凡神父。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了……
还在60年代时我就清楚了:诗歌中应该更改一些东西。那个时候就已经该做些改变了……我对形式进行了探索……一切都在于,画家总是走在最前列。法国19-20世纪初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自己的也是。画家们在探索的前方,并预示了诗歌以及——我觉得——普遍生活上的变化,作曲家也是如此。文学家和诗人们不知为什么总是落后。1959年,当我和雅科夫列夫相识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怎么说呢……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天才。他整个人都要燃烧起来了……。那个时候他总共只有5%的视力了,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显现出梵高、苏丁[ 柴姆·苏丁(1894-1943)法国画家,作品有《剥了皮的公牛》、《卡尼列风景》等。]的特质来……他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就像卡夫卡那样——善于预示,而不是胡乱杜撰。
С.С.:您指的是他的画,还是他的言论?
Г.А.:嗯,他谈吐也相当有才华,尽管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他不会读,但是所有该知道的,全都知道。
С.С.:你们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呢?
Г.А.:是因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那时候有个克拉索维茨基小组,列昂尼德·切尔特科夫[ 列昂尼德·切尔特科夫(1933-2000)俄罗斯诗人,翻译家。]在这个小组里,赫拉莫夫。还有一个利昂诺左夫小组,他们更早开始,也更有名气。而我们是第三个小组——“瓦西里耶夫小组”,我这样称呼它。其中有19岁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他的爸爸是电影《恰巴耶夫》的监制之一。我们俩1959年在利昂诺佐夫的奥斯卡·拉宾那儿认识。有这么一件事。我们分开去的,但回来的时候是一起。出门时,他对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坐车吗?我同意了。他邀请我去他家里,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总之他是个尤其英俊、又十分幸福的人。他顺便问了我:您有喜欢的俄罗斯画家吗?我说:不知道,或许,费德托夫算吧……他又说:不,我不是问这个,我是说当代的画家。我说:没有。他回答我:您马上就有喜欢的俄罗斯画家了。我想把他介绍给您。他有一幅肖像画……充满了悲剧精神的一幅画。像大家说的那样,雅科夫列夫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如果说这种悲剧性能够用色彩和形体来展现的话——只有雅科夫列夫能做得到。那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悲剧。就是这幅1959年的画(展示给记者)。于是我说:是的,这将是我喜爱的俄罗斯画家。瓦西里耶夫回答道:我就知道。这样,过了2-3个星期,我们见了面,他完全使我震撼了……
我当时给一个波兰诗人维克多·沃洛施尔斯基写信,讲我为什么转向了俄语写作。很早之前,他在一个访问中问了这个问题。我写道,艺术对我来说属于悲剧的范畴。我转向俄语写作是因为,用俄语可以表达更为饱满,而这种悲剧性就包含在俄罗斯语言之中。比方说,用楚瓦什语我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喜欢上雅科夫列夫是因为,这是一种裸露的、敞开的悲剧。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他邀请我去咖啡厅,当时他带了些钱,他决定请我吃东西,自己连酒都不喝……他开始讲,艺术存在于其真实的显现之中——这就是当你快要死了,需要再走最后一步却怎么也完成不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应该坐下来创作。这些话当时让我特别受到震撼。
С.С.:你们去了哪家咖啡馆,还记得吗?
Г.А.:我记得清清楚楚,在普希金广场上有一栋长长的房子,后来被拆除了,那栋房子的地下室就一个酒吧,旁边就是咖啡厅。
瓦洛佳·雅科夫列夫先到的,接着是兹维叶列夫。也是一个个性卓然于群的人。他在我家里住过几个周。可以说是飘荡不定。他没有地方住,没有房子,所以住在了我那里。一直到最后。和他相处很难。雅科夫列夫是我最喜欢的人,而这个人则完全是个怪人……还有画家伊戈尔·乌洛赫。他是喀山人,现在住在莫斯科。总之,艺术家们给我展示了一条发展的道路,必须寻找新语言、新形式。他们在寻找着,音乐家也是如此。首推的是安德烈·沃尔康斯基[ 安德烈·沃尔康斯基(1933-2008)俄罗斯著名音乐家,指挥。],然后瓦列金·西里维斯特罗夫,我很喜欢他,还有古巴伊杜琳娜。
С.С.:这是哪个年代呢?
Г.А.:我和安德烈在1956年相识,我们之间的爱和友谊则开始得晚一些,也是从1959年起。1973年他离开了俄罗斯。音乐家们又一次成为创新探索的典范,又一次……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就连赫列勃尼科夫也谈不上多么新颖了,已经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了。我不久前在摩洛哥参加一场诗歌会议,有人问我:将来诗歌会是什么样子,您怎么看?……我对他们说,我想,将来的诗歌应该是……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克鲁乔内赫等人想要从词语中挤出一切东西,他们将语言看做实物。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将词语本身替换掉。就是那种所谓的“无意义语言”……创造新词。我觉得,现在问题已经不在于此了。
问题在于,今天的词语仅仅被理解为逻各斯的词语,在诗歌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词语充满了……韵脚——这是显而易见的。韵脚现在常常像是记号一样。韵脚应该是它本来的样子……我在摩洛哥讲过,问题是词语应该重新,或者以一种新的方式建立空间,并与之发生关系。或许,也和时间进行相互作用。我说——或许……因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词语本身什么也做不了,它是死的,它无能为力。只有在它发生作用时,它才开始工作。我开始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在从事词语工作时,一切都取决于,你让这个词语与其他词语之间产生了怎样的时空关系。就像加利亚说的,她在教堂里感觉很好,我曾有过一段时间,工作不下去,写不出东西,于是我和她一起去了教堂,但我在里面并不能感觉舒服。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人们在教堂里是怎样以一种共同的状态彼此产生联系。于是我写了一首诗,名字是“人民即教堂”:“心灵,就像蜡烛,彼此照亮。”我没有开玩笑,我想着根本不是一首单行诗,而是一件庞大的东西。(笑)在其中有它自己的尺度。在这首诗里名称做着自己的事儿,接着是签字“2002年1月6日,索切尔尼克,拉马施科瓦村”,这一部分同样算诗歌文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切都做着同样的事儿。我这是打了个最简单的比方。在我的那本厚厚的新书(《远距离谈话》,圣彼得堡:里穆布斯-普列斯出版社,2001)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果词语没有被变形——也就是那种不能用来做任何事、但本身又处于某种空间和联系之中——它将会在自己周围重建一个新的空间,假定就是心灵秩序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说诗歌可能是任意的样子。以及有确定计划的散文。以及行动。我不只是想开玩笑,还是出于严肃,写下了那些“柏林光文字”。其中的有些东西可以用来做成光的广告……这看起来像是游戏或者玩笑。但这根本不是游戏。这是诗吗?……我想是的。
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想。马上将会出版一本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瑞典著名诗人,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很有意思。他和我有相似的观点(特兰斯特罗姆的双语作品于2003年在莫斯科出版——С.С.注),法国人也有这种观点,米歇尔·德基[ 米歇尔·德基(1930—)法国诗人,诗歌批评家,狄德罗文学奖获得者。],还有德国人……
不同的国家都在进行创新的探寻,一些人依赖于另一些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马列维奇[ 卡西米尔·马列维奇(1879-1935)俄国画家,至上主义艺术奠基人。],对于其他人可能就是另一些人,但没有这些,没有探索——是不行的。不,当然可以,但——也可以说是不行的。有意思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一些所有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我却弄不懂。有时候——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存在着一种总体上侵略性-亲传统的立场,尽管问题已经不在于此了……
С.С.: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些人能让您记住?
Г.А.:我很喜欢叶莲娜·施瓦尔茨[ 叶莲娜·施瓦尔茨(1948-2010)俄罗斯女诗人,列宁格勒非官方文化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我非常喜欢她,我觉得她现在是最有天赋的。伊万·日丹诺夫[ 伊万·日丹诺夫(1948-)俄罗斯诗人。]也是,对我来说,他就是个神奇的人,一个隐匿的天才,还有阿伊兹恩别力[ 阿伊兹恩别力(1948- )俄罗斯诗人,文学批评家。
]。我喜欢和他交流,也非常喜欢他的诗歌。还有一些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С.С.:您对电视感兴趣吗?政治,新闻,这些您都关心吗?
Г.А.:当然了,不然怎样。要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条件……
С.С.:能够绕过这些吗?不去注意它们。因为大体上来说,一切都是明摆的。
Г.А.:照您说来,譬如报纸,那确实是这样。可是我钟爱的狄更斯每天早晨都是从报纸开始。读得津津有味。那为什么我不能读呢?
С.С.:但他读的或许不是“苏联报纸”吧。这里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东西,这些新闻,关于车臣的采访,无穷无尽的官僚斗争,杜马……这些在您的诗歌里完全没有体现出来。
Г.А.(沉默了一段时间):斯拉瓦,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要所有的都知道,都清楚才行……
С.С.:为什么呢?
Г.А.:因为,这都是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作为一个人,我应该记住并且明白,我生活在哪里。因为社会在飞快地变化,不只是现在,大人们就像孩子一样,不知不觉就陷入了蒙昧无知的状态……我在这世上生活,就应该记住并且明白一些东西。至于说在我的诗歌里少有反映,这个……(沉默)。我们现在已经十分麻木,对于很多东西都不能作出回应,对于那些更早发生的东西,当然,回应得就更充分一些。
С.С.:那这种麻木是全世界都这样,还是只有我们才有?
Г.А.(停顿):您知道,“消费社会”——要知道这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并且已经说了很久了。而我们才刚开始说。我们的状态是一种不清晰状态。在我那个时候,所有发生的事都是清晰的,因为,说实在的,没有什么需要弄清楚的。可是现在整个世界文化都涌现出闻所未闻的大量新事物,就是最近80年都没有出现这么多新事物,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研究考察。苏联时的审美延迟也表现出来了。专制主义极其喜欢古典的形式。勃列日涅夫喜欢它们。这一切都在发展,并且是带着侵略性的发展。
就在6、7年前,我们去萨马拉,伏谢沃洛特·涅克拉索夫Всеволод Некрасов第一次在那里面对众多观众朗诵诗歌。他们一开始什么也听不懂。但是慢慢地,我亲眼看到,人们开始“进入”了他的诗歌中去,理解了……我在80年代末朗诵的时候,有时也会有人走到跟前,悄悄地问:您也写韵脚诗吗?现在这样的人,谢天谢地,已经没有了。是的,听众也少了……还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列夫·鲁宾施坦,所有人都爱戴他。这几乎让我想起了契诃夫,我对他说些什么,他就会腼腆起来……当鲁宾施坦朗诵时,已经没有人去考虑,这是不是一个诗人了。所有人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已经理解了,是的,诗人,是的,诗人也可以这样。我认为,在俄罗斯,那个暴力和习惯于臣服的巨大时代已经终结……
С.С.:您觉得已经终结了吗?
Г.А.:是的,已经结束了。
С.С.:那您觉得,它会不会死灰复燃?
Г.А.:不,不可能。那就有点半身不熟,不伦不类了。那将会是丑陋-脏污的,令人绝望的。但是政权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她(指政权,译者注)小心翼翼,或许,他们会拖着她朝那个方向去,但他们已经猜到,这是不可能的了。那个对于全人类的专制制度的时代已经大体结束了。是的,结束了。但问题也在于这一点,时代已经结束,而有些人又希望它继续下去。这样他就会成为最高权威。俄罗斯是有力的,伟大的(尽管存在着贫困),而周围都是敌人,嫉妒者……
并且,尽管他们清楚,应该小心翼翼,但总还是将它拖向那个方向。但这已经是昨日黄花,老古董了。老古董,一般来说,现在会强有力,但将来他们终究是要走向灭亡。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