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人生中，我们往往在大势底定无可更改时才迟迟进场，却又在胜败未分的浑沌中提早离席。
——安伯托·艾柯（1932.1.5——2016.2.19）
《开头与结尾》
杀死了一只知更鸟，玫瑰的名字也没了。
写下《玫瑰的名字》的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又译翁贝托·埃科) ，与《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美国作家哈珀·李“相约星期五”，双双离开人间。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这位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语作家，因癌症于当地时间21点30分在家中去世，享年84岁。
在欧洲学术界人们皆言：欧洲知识分子书架上以放一本艾柯的书为荣。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安伯托·艾柯在欧洲已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他身兼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等多种身份，更是全球最知名的记号语言学权威。他的学术研究范围广泛，从圣多玛斯·阿奎纳到詹姆斯·乔伊思乃至于超人，知识极为渊博。个人藏书超过三万册，已发表过十余本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读者的角色──记号语言学的探讨》这部专著。
■ 艾柯说
和那些攻城掠地的骑士比较起来，沉默而庄重地承受自己命运的他才是真正的英雄。
——《波多里诺》
不幸的是，科技有一条绝对的定律，那就是：革命性的新发明一旦普及了，就变得比原来的不方便还不方便。科技的本质是我为人人，因为它提供给每个人的服务都一样，但事实上，只有当使用者都是有钱人时，它才能发挥作用。一旦大众都买得起车，就开始塞车。
——《带着鲑鱼去旅行》
你自以为无所不能吗？这是骄傲的原罪。
——《波多里诺》
“你为什么如此睿智？”有人问他。波多里诺回答：“因为我隐藏自己。”
“你如何隐藏自己？”
波多里诺伸出一只手，让他看着自己的手掌。“在你的面前看到什么？”他问。“一只手。”对方回答。“你瞧，我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吧。”
——《波多里诺》
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
——《玫瑰的名字》
以前我们总是仰望天空，恼怒地乜斜物质的淤泥浊水；现在我们却俯视大地，并在大地的印证下相信上天。
——《玫瑰的名字》
耶稣冒过生命的危险，活着的人理应忏悔。
——《玫瑰的名字》
从前，你花几个月时间学骑自行车，一旦学会，这就成了真正的爱往往是为其所爱的对象着想。
——《玫瑰的名字》
只有深入到逻辑中去，又能从逻辑中超脱出来，逻辑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玫瑰的名字》
一件终生有效的家当。如今，你花两星期学用一个新的电脑程序，等你渐渐能操作时，新的程序又出现了，强制一般。因此，这不是集体记忆的丧失。在我看来，这更像是现在的不稳定。我们不在活在一个平和的现在之中，我们只是在没完没了地为未来努力做准备。 问题在于，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不稳定性？我们所经历的更新换代是否每一件都有意义？
——《别想摆脱书》
“借用一下。”
“为了上帝的无限荣光。”
——《玫瑰的名字》
如果你想寻求一丝公正，我要对你说，总有一天，那些大狗，教皇和皇帝，为了寻求和平，他们会踩着那些为了他们而相互厮杀的小狗的躯体走过去。
——《玫瑰的名字》
人的邪恶在他们基于宗教信仰行事时变得最彻底，他们对这种邪恶也最热衷。
——《傅科摆》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时，他正坐在自家十七世纪庄园内的桌旁。庄园坐落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岸附近乌尔比诺城外的山间，艾柯一面盛赞庄园内漂亮的泳池，一面又担心我是否能应付乌尔比诺地区迂回的山路。因此，最后我们决定约在他位于米兰的寓所见面。我抵达的那天，恰好是去年意大利的八月节，是整个夏季最为欢乐沸腾的日子，也是天主教堂庆祝圣母玛利亚升天的节日。米兰灰色的建筑在热气中闪着微光，人行道上轻覆着薄薄的尘埃，街上鲜少听到汽车引擎的声响。我步入艾柯的寓所大楼，走进一架“世纪之交”时的老式电梯，随后便听到顶楼传来的嘎吱的门响，不久， 便看见艾柯气宇轩昂的身影出现在电梯铁门之后。“啊哈！”他微微皱了皱眉。
艾柯48岁时发表的《玫瑰的名字》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已被译成35种语言,总销售达1600万册
艾柯的寓所内布满了迷宫似的回廊，回廊上排放着高及屋顶的书架。据艾柯所言，这里共有三万卷书，而在他的庄园里还有另外两万卷。在这些书中，我看见有托勒密的科学论著、卡尔维诺的小说、关于索绪尔与乔伊斯的评论研究以及几书架中世纪历史书籍与神秘晦涩的手稿。艾柯的图书馆充满生机，许多书因经常翻阅已经陈旧磨损。他阅读速度飞快，记忆力惊人。在他的书房里错落放置着一些书架，上面摆放着他自己作品的全部译本（阿拉伯语、芬兰语、日语……在数了三十多种语言之后，我已然无法计数了）。艾柯饱含深情地向我一一指出他的作品，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卷又一卷的著作上：从他早期的批评理论里程碑著作《开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到他的新著《丑的历史》（On Ugliness）。
最初，艾柯以中世纪研究和符号学学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事业。接着，他在48岁时（1980年）出版了小说《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小说销量逾一千万册，在世界出版界内引起了轰动。这位大学教授摇身一变成为了文学界的明星。记者们蜂拥而至，询问他对文化的看法，敬服于他的博学，一时间，他被视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自那以后的数年间，他陆续写作了主题奇特的随笔、学术论文和四部更为畅销的小说，包括1988年的《傅科摆》（Foucault’s Pendulum）和2004年的《罗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波多里诺》是一部魔幻悬疑巨作，讲述的是一个遥远东方由教士统治的神圣王国的故事。真伪莫辨的东方之旅构筑圣杯传说奇幻迷宫，鼎力寻绎模糊、真相和谎言本质的旷世奇书
艾柯告诉我，他曾经一天抽60根雪茄，而现在，他只是夹在手中把玩而已。他说：“首先，我在写《玫瑰的名字》时，当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著名的已散轶的喜剧卷宗中的内容，因为没有人会知晓，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通过某种方式竟然发现了它们。其次，侦探小说中的疑问同时也是哲学上的核心问题：谁干的？”当他认为他的谈话者足够聪明时，他会迅速展开专业的评析：“这的确不错，但如果是我，我会补充说明……
在我们历时两小时的首轮访谈结束后，艾柯的意大利出版商马里欧·安德利欧塞（Mario Andreose，亦为意大利邦皮亚尼出版社的文学主任）前来带我们去吃晚饭。餐厅里，一位读者兴高采烈地跑到我们桌前：“请问您是安伯托·艾柯吗？”这位教授挑了挑眉毛，咧嘴笑了笑后，摆了摆手。之后，我们的谈话重新开始，艾柯兴奋地谈论起教皇本笃十六世、波斯帝国的衰落和詹姆斯·邦德的新片来。“你知道吗？”，艾柯边用叉子叉着他的烤奶酪馅饼，边说道：“我曾经出版过一部对伊安·弗兰明的情节原型进行结构分析的书。”
全书一共收录了艾柯135篇文章，故事短小精悍。见解精辟，融合了幽默和思考，读起来酣畅淋漓
Q & A
采访者：但是什么促使您感觉您必须要写一部小说？
艾柯：1978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想监督出版一系列由业余作家写作的短篇侦探小说。我说我不可能写侦探故事的，但如果写，它将会是一部以中世纪修道士为人物的500页的长篇。那天回到家，我着手列出了一张虚构的中世纪修道士名单。随后一个遭毒害的修道士形象突然浮现在我心头。所有的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从那个人物形象开始，它成了无法抗拒的推动力。
采访者：您的很多小说似乎都依靠了富有智慧的思想。 这对您而言，是否是一种自然的手法来沟通理论研究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差异呢？您曾说“对于那些不可以理论表达的，我们必须讲故事。”
艾柯：这是来自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事实上关于符号学我写了无数的论文，但我认为与这些论文比较，在《傅科摆》中我反而能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你的某个想法也许不是独创的——阿里士多德总会早在你之前已经想到。但基于那个想法创作出小说，你能令其成为独创。男人爱女人，这不是什么创见。但如果你围绕这一思想终究创作出精彩的小说，那么借由文学的巧手，这个想法便完全成为一种新奇的见解了。我完全相信，在最终故事总是更为丰富多彩——在故事里，想法在事件中再现、由人物传达、并在精心雕琢的语言中擦出火花。所以自然而然地，当一种想法变成了鲜活生动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事物，很可能变得更为传神。
另一方面，矛盾可以是小说的核心。杀害老妇人是能引起人兴趣的。持着这个想法的伦理学论文会被判为不及格。在小说里它却变成《罪与罚》，这散文力作中的人物不能辨别杀害老妇人是好是坏，他的这种正反感情——正是我们在说的矛盾——成为了富有诗意的和引起挑战兴趣的事物。
采访者： 您如何着手研究您的小说？
艾柯：对《玫瑰的名字》而言，因之前我已对中世纪 拥有浓厚的兴趣，手头上已有数百份相关资料，仅用两年我就完成了小说的写作。而《傅科摆》则用了我八年时间去研究和写作！并且由于我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在做着什么，现在想起来我居然在自己的世界里生活了近十年。我走到街头，看到这辆车和那棵树，心想，啊，这可以写入我的故事里。所以 就这样我的故事一日一日地发展着，我做的每件事，生活中每一处琐碎，每次交谈都能给给予我一些写作的灵感。然后我实地探访我所写到的地方——圣殿骑士在法国和葡萄牙生活的所有区域。这就像在玩视频游戏，在其中我可能化身为一个战士进入一个神奇王国。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视频游戏中你完全神志恍惚沉溺其中，而在写作中你总会在某个关键时刻跳离当下的小说情境，为的是第二天早上能够再度进入小说的世界 。
采访者：您是如何努力去做以获得恰如其分的写作口吻？
艾柯：一页文字我要重写几十次。有时候我喜欢高声读出一段文章。我对文字的口气有着惊人的敏感。
采访者：您会像福楼拜那样，发觉只是创造一个好句子就已经很痛苦吗？
艾柯：不会，对我而言那不痛苦。我的确会反复改写一个句子，但现在有了电脑，我的文字处理方法改变了。以前，我手写完成《玫瑰的名字》后，我的秘书再用打字机将它打印出来。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句子重写十遍之后，再拿去重新打印就会变得十分困难。虽然那时候已经有碳式打印机了，但是我们也需要用到剪刀和胶水来处理。但是有了电脑之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某页文字检查十遍、 二十遍， 进行修改或重写。我想我们天生就难以对自己的工作成果感到满意。但如今修改完善是那么的容易，也许是太过容易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变得更为苛求。
采访者：成长小说通常会涉及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性的教育。在您所有的小说中，您只描述过两次性场景——一次是在《玫瑰的名字》中，另一次是在《波多里诺》中。您这样做有原因吗？
艾柯：我觉得比起描写做爱，我还是更愿意做爱。
采访者：您觉得你符号学学者和小说家这两个身份是完全分离的吗？
艾柯：这看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写小说时我从不去想符号学，之后我让其他人去做这部分工作。 而他们的成果总令我惊异不已。
采访者：您看过《达·芬奇密码》吗？
艾柯：看过，同时也有一种犯罪的感觉。
采访者： 这部小说好像是《傅科摆》的一个奇异衍生品。
艾柯：作者丹·布朗简直就是《傅科摆》中我创造的一个人物！ 他与我笔下的人物有着共同的痴迷：蔷薇十字会、共济会、耶稣会的世界阴谋；圣殿骑士团的角色；炼金术的秘密；一切都相互关联的原理。我甚至怀疑丹·布朗可能根本不存在。
采访者：那如果必须让你说，你觉得谁对你有影响？
艾柯：通常我会回答乔伊斯（Joyce）和博尔赫斯（Borges）来让采访者无话可说，不过这并不完全正确。几乎每个人都对我有影响。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当然对我有影响，但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等你能说出的学者都对我有影响。
采访者：你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你如何定义“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它是否仍有特殊的意义？
艾柯：如果你所说的知识分子是那些只靠脑袋不靠双手工作的人，那银行职员是知识分子而米开朗琪罗不是。如今只要有台电脑，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 并不认为这一身份与人们的职业或社会地位有关。我认为，任何创造了新知识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一位明白了新嫁接技术可以种出新品种苹果的农民在那一刻就算从事了智力活动，而一位终其一生都在重复关于海德格尔的讲座的哲学教授则不能算是一名知识分子。批判性创造力，即批判我们现今所做之事或创造出更好的做事方法，是智力功能的唯一标志。
采访者：如今的知识分子是否和萨特和福柯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仍热衷于政治活动？
艾柯：我并不认为为了参与政治，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加入某个政党，或做更糟的事——只写有关当代社会问题的作品。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度应与其他任何公民一样。一名知识分子至多只能运用他的名望来支持某一事业。例如，如果有一份关于环境问题的声明，那我的签名可能对其有所帮助。所以我会用我的名望来支持公共契约的单一实例。问题是，知识分子只有在与未来相关的事情在上才能真正派上用场，而非解决当务之急。假设你身处一处着火的剧院，诗人肯定不应该爬上座椅来朗诵一篇诗篇，他应该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给消防员打电话。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事先告诫：“留意这个剧院因为它年久失修！”所以他的话语有着呼吁的预言功效。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我们应该那样做”而非“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政治家的工作。如果托马斯·摩尔 （Thomas More）乌托邦能够成为现实，我敢肯定那会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社会。
采访者：在你的人生中，知识和文化给了你何种益处？
艾柯：假设一个文盲在我这个年纪去世了，他的人生是单一的，而我还有拿破仑、凯撒、达达尼昂（d'Artagnan）的人生经历。所以我一直鼓励年轻人阅读，因为那是一种使人博闻强记，发展多样性格的理想 方式。如果你多读书，那在你的人生结束之时，你就拥有数不尽的人生经历，这可是一个别人求之不得的极好特权。
采访者：对于那现场宣称小说已死、书籍已死、阅读已死的人，你怎么看？
艾柯：相信事物的终结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从希腊 人和拉丁人的时代开始，我们就坚信我们的祖先优于我们。这项由大众媒体参与的日益激烈的闹剧总是使我心情愉悦、兴趣盎然。在美国不论春夏秋冬，总会有一篇 关于小说之死、文学之死和读写能力之 死的文章。人们再也不阅读了！青少年们只是沉迷于电子游戏！而事实是，世界各地都遍布着满是书本和青年人的书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书店、这么多去书店买书的青年。
<巴黎评论·艾柯采访
<巴黎评论·艾柯采访>来源：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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