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圣症——
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文学与书写
叶娟娟
原刊于《文艺理论研究》
2021年03期
摘要:文学历来是精神分析中的常见话题。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由于二者所持理论立场与伦理关切的变化，文学从主体的“症状”升格至“圣症”。拉康通过分析“乔伊斯圣症”，实现了其在文学批评维度上的理论建构，即文学作为主体的圣症:一方面，文学以书写实现对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挣脱，以意义缩减的方式使字符复位，呈现了作者的无意识欢爽;另一方面，作者通过书写为自己命名，进而以圣症的形式形成了波罗米安结的第四环，避免了其因不能内嵌入想象界、象征界而遭致溃散的结果。在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文学乃至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都具有圣症的性质，它们以关于人“做的知识”使人远离了欲望的吞噬，从而实现对人之主体的保护。
关键词:精神分析;拉康;乔伊斯;文学;圣症
1975年6月16日，受雅克·奥伯特(Jacques Aubert)的邀请，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在巴黎第五届国际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乔伊斯这个症状》(Joyce Le Symptme)的开幕演讲。随后，他在围绕乔伊斯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研讨班《圣症》(Le Sinthome)上，对症状(symptome)进行延伸，发展出“圣症”(sinthome)①概念。圣症(sinthome)原是法语中症状(symtme)的古体词。拉康使用双关技巧将其拆分，使其滑向了“神圣人”(saint-homme)之意涵，同时该词也具有了“症状合成人”的隐喻，暗示了圣症作为症状乃是一种人为的自我创造。
拉康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对乔伊斯的浓厚兴趣。17岁时，他在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经营于奥德温路(Rue del'Odéon)7号著名的“书友之家”书店里就遇到过乔伊斯。三年后，该书店举办了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法译本发布会。当乔伊斯在书店里朗读自己的新作时，拉康就位列听众席间。时间将会证明，拉康的这种早年志趣与其后来持续了一生的智性探索，早已在某个时间节点暗中契合了。精神分析与文学同样关切着人之主体的存在问题，基于此，乔伊斯的文学与书写在拉康精神分析视域的观照下，生发出其著名的“乔伊斯圣症”(Joyce le sinthome)论断。应注意，拉康论述的不是传统精神分析逻辑中所探讨的“乔伊斯的症状”(the sinthome of Joyce)。后者是以个体症状的形式被分析的，而前者作为精神分析知识与文学相融汇产生的理论纽结点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能够进行知识的延展和再生产，为从精神分析视域下研究文学艺术创作之于主体的意义提供经验。
通过乔伊斯，拉康将文学从传统精神分析视域下的主体症状提到神圣的高位，即圣症，这是对于将文学及艺术视为作者的白日梦以及欲望的升华这类观念的超越。以乔伊斯圣症为引线，拉康串联起了乔伊斯独特的书写方式与波罗米安结(Borromean Knot)———拉康后期最为重视的拓扑图形，用以描述主体与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三界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以阐释乔伊斯的书写如何以波罗米安结第四环的形式，凝结了主体，使主体免于溃散。拉康在精神分析中引入语言学，建构了一种新奇的理论装置，架通了精神分析与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进行对话的桥梁，在文学批评维度为我们在精神分析视域下认识主体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新的进路。
一、从症状到圣症:
精神分析中文学的升格
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文学具有纪实功能，文学作品承载了大量人类文明的印记，吸引研究者们通过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作品以管窥当时的社会风貌。另一方面，文学具有想象功能，文学作品提供了多样的人类生存经验摹本，为人们审视当下与展望未来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参考。通常情况下，文学借助字符来呈现自身，人们通过语言来言说自身，文学展示了人与语言之间的一种合作关系。文学与精神分析皆力图探寻人之主体存在的秘密，精神分析揭示了主体意识层次的多样性，启发了作家对人物的描写不再仅仅停留在意识活动上，而是进一步深入无意识领域，为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表现领域。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发展史中，文学历来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文学及作家是精神分析的常见话题。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作品是通往作者无意识的符码，借由精神分析的破译，我们能够解读出作者隐藏在文字间被压抑的无意识与文本之下暗流涌动的力比多驱力，文学及艺术是作者以社会可接受的形式对欲望进行的升华(sublimation)。升华“使得源于某一性源的过强兴奋寻求出路，以在其他领域大展风采。因此，本身虽具有危险性的素质，却可使心理效率大大提高。于是我们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来源之一”(弗洛伊德65)。在此，作者作为“症状主体”，借由升华能够“矫正”和“疏导”自己的“精神病症”，进而顺利融入社会机制并使之维持正常运转。通过升华，欲望的宣泄被引向一种更崇高、更符合社会期待的表现方式，原本的精神病症患者也因此获得社会的认可，获得由他者所赋予的主体身份，如被冠为“作家”“艺术家”——在日常语境中，这些符号身份往往表征着象征界的特定荣誉与相关的正面评价。
虽然弗洛伊德为理解文艺创作和作者的个人经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不能忽视其观念是在一种初级的经济计算法则里物化了主体与创作的关系，即，将创作化约为对无意识的转码而获得在象征界符码系统的写入，进而切割主体与其“精神病症”，使主体以“健康人格”的面貌置换社会群体的接纳。在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社会崇尚美德、克制与理性，弗洛伊德以泛性论为基本原则，将无意识界定为先验地与性欲相关，并在此逻辑下将文学作品看作分析精神病症的素材与探析主体私人欲望的渠道，仅在生物主义的视野里将其定义为力比多的产物。这种观念粗暴且狭隘，剥离了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故而遭到了大量批评与强烈反对，很快被文学研究者所抛弃。
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领域对文学批评影响最大的人物非拉康莫属。拉康与弗洛伊德不仅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而且，在将精神分析从有限的专业性应用推广到更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理论筹备上，二者也有诸多相同的态度。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是一门探究人类主体的生命经验及存在秘密的学科，而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了大量关于人类的族群印记与个体印记，二者都对语文学有极强的依赖。弗洛伊德对词源学和语文学都十分重视，他本人即拥有极高的语文学素养，他也要求从事精神分析的弟子们须具备良好的相关素质。与弗洛伊德相似，拉康亦对文学与艺术有极大兴趣。他常年与达利、毕加索、布勒东等诸多艺术家维持着密切的交往，热衷于艺术收藏，并在他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中对文学作品旁征博引，涉及柏拉图、莎士比亚、爱伦·坡、乔伊斯、契诃夫、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从希腊古典作品到西方现代文学领域的一众重要作家，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拉康以多样化的批评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细致而巧妙的研究，它们是发展、说明和验证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来源。反过来，拉康对文学的研究与批评又为探析文学文本及其美学意义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方法。
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对文学的观照经历了鲜明的流变。弗洛伊德以文学为主体症状的符码，而拉康将文学视作主体进行自我命名、实现自我保护的圣症。在此转变中，文学实现了从功利主义的症状名目到凝结主体的圣症之升格。提出“症状”的存在，指向的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是对偏离社会道德秩序的个体进行的修复，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转;而“圣症”的概念，如文章开篇所述，暗示了一种人为的自我创造，是一种生发于主体的自我能动，并且以某种“神圣性”作为基底，从根本上与被视为伦理道德所遮蔽的晦暗人性相区隔开。
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中，文学艺术的定位从症状到圣症，投射的是弗洛伊德与拉康之间所持的精神分析理论立场与伦理关切的变化，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与以美国自我心理学派为典范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都以社会的需要为首要考虑，遵循传统的“至善”(Souverain Bien)观念，对分析者及主体问题的研究以服务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运行为目的。在这种目光下，作为主体症状的文学艺术是主体“失常”的证明，以及追究主体责任的线索。弗洛伊德以生物学为科学范式，从生物主义出发思考主体的生长与消亡，根据生物本能来判定人之主体的行为驱力，以至于过度简化文学艺术及创作活动。这种机械和粗糙的经济学算法将文学创作贬低为在社会法则的审视之下需要被矫饰的私人欲望。在此观念的价值取向中，社会性优先于个人主体，且弗洛伊德以第二地形学的形式对无意识进行了自我压抑，将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让渡给动态心理学，将精神分析置于被精神病学吸纳的危险中，精神分析学家则在社会群像中被刻画为如巫师般神秘、邪恶之人。二战后，以自我心理学派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向民主制度妥协，精神分析丧失其创立之初的激进性，理论生命力陷入疲软，进入了学科发展的瓶颈期。拉康高举“回到弗洛伊德”的旗帜，正式介入了精神分析的历史进程，以力挽狂澜般的气势阻止了精神分析彻底沦为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脚手架。拉康在精神分析理论大厦中架入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理论内核，使精神分析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了坚实的科学保障，重新激发了精神分析的理论活力，将精神分析的伦理关切从社会的稳定转移到主体性的恢复上。
对于精神分析的学科发展而言，拉康对精神分析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将精神分析从生物主义的桎梏中解禁，从更宏观的社会文化和科学、哲学背景来探析主体的生存困境，积极寻求对应的解决途径。文学为拉康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范式。拉康拒绝任何将文学等同于作者的无意识的研究方法，而是将书写行为与主体的欲望、主体欢爽(jouissance)及圣症相联系，尤其强调语言对于主体的结构作用。对语言的重视与依赖，是文学与精神分析可以并置于主体问题上进行探讨的物质前提。拉康在精神分析中引入语言学知识，这是推动精神分析进入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进行学科结构联结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借由语言研究维度的展开，精神分析正式迈入文化批评和文学研究。
自柏拉图至浪漫主义兴起之前，人们长期将文学视作“模仿的模仿”，然而在拉康看来，文学与书写作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是关于主体的真实(truth)，在此实践中唯有创作者自己能够对其创作负责。拉康认为，书写行为可以排除所有他者甚至大他者的干涉，主体的欲望、欢爽、爱等都可以被不加变形地呈现。因而，书写是一种关乎真实的行动，比语言和字符更重要。正是在书写中，字符得以从象征界解缚，以“是其所是”呈现自身。主体在书写中因坚持了自身主体性，填补主体在象征界中被分裂而产生的缺口，对主体进行了凝结，从而能够抵抗来自他者的异化力量。在此基础上，拉康实现了对弗洛伊德将文学视作无意识的拟像这一批评层次的超越，文学也由作为承载主体被象征界贬斥的病体“症状”的档案升格为主体独异性的“圣症”本身。
二、乔伊斯圣症：
拉康文学批评维度的完成式
拉康的理论建构以对弗洛伊德进行“返回”的名义为自我标榜，赋予自身合法性，在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学界分得了话语权，在这一名义的掩护下，拉康展开了对弗洛伊德精神遗产的批判性超越。拉康明白，要使精神分析真正成为一门有着坚实的客观性基础的科学，首先必须超越精神分析偏狭的生物主义。在基于生物主义视角的精神分析理论逻辑中，人在本质上被视作受生理本能驱动的动物，因而必须施以理性和道德的律法，对人进行治理，使之服从社会秩序，以保证人之族群的发展。拉康主张人之主体命运的悲剧基调，回溯性地建构了主体的源初时刻，阐释主体的被异化与自我疏离的经验。在此逻辑下，拉康将精神分析的伦理指向从社会转移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由此，拉康希望精神分析承担恢复主体性的任务。和弗洛伊德一样，拉康在思考主体的生存困境与可能的解决之法时，将目光投向了文学。抑或说，文学与艺术，在探讨人类主体命运的问题上，从未缺席。
在拉康这里，文学与精神分析因为主体的存在问题再度携手，此次，文学不再被当作精神分析病理报告中作者本人神经症的佐证材料或私人日记，精神分析也终于得以摆脱对文学艺术进行暴力阐释的庸俗心理学。对《芬尼根的守灵夜》这类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探讨，证明了拉康精神分析在文学研究上的推进贡献，也将拉康从“无文学批评”的武断评判中彻底剥离出来。当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对后现代主义文本束手无策之时，拉康的精神分析却充分表现了其对于这类文本的阐释效率。
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核心始终指向主体性的恢复，在这一内核作用下，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于文学文本的介入的根本目的也是要解决主体性的困境。对拉康而言，精神分析与文学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二者是相互支持和佐证的。文学关注人作为主体的命运，以情节的构建延展主体的生命体验，并探讨主体生存的多种可能。精神分析亦深切地关注着人作为主体的命运，尤其在二战之后，传统理性遭遇其理性内核引起的内爆，外界秩序的运转失败，证明并无所谓的稳定中心。精神分析在此揭示了西方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长期信奉的自明主体不过是一种幻象，是依据象征界秩序建构的结果。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弑父神话，抑或是拉康的主体的原初失落，主体的命运始终以悲剧的形式开场。主体被抛掷进先在的语言之网，在与他者的交互中，被要求遵守象征界的秩序。由于象征界所允诺的善实际上是一种幻象，主体无法真正锚定自身。在他者欲望的裹挟下，主体不断遭遇自身经验与象征界、想象界的冲突而导致的异化与分裂，这些后果将主体置于溃散的风险中。
时代的烙印总是深刻地影响着生存于其间的每一个个体生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不断出现革命性的进展，现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彻底打破经典物理学的传统观念，天文学的发展将建基于托勒密体系与地心说的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推翻，在全新的时空观和宇宙观中，人必须重新认识自己的位置与处境。人类生存的空间从封闭世界扩展为无限宇宙，在广阔时空域中，人之主体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失去了一直以来赖以为根基的中心概念——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边界和概念从确定变成了一片茫然的未知;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中心;理性亦不是天然地由神赋予人的珍宝;人的意识并不是完全可靠和自觉的智性能思;语言被发现其不仅是交流和书写的工具而已，更是长期盘踞于主体之上的某种野心勃勃的他者欲望的载体，不是“我”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被席卷于他者欲望的浪潮里，难以辨别何者为我，何者是外物。主体被不断异化与分裂，命运如巨浪中之一粟，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亦不知将要去向何方。正是在此背景下，乔伊斯开始构思其《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拉康也开始构思其全新的主体观。
拉康认为，为了在翻滚的浪潮中使主体能够抵御被他者欲望吞噬的危险，凝结自身，免于溃散，主体必须澄清自己，在欲望浪潮中辨别出主体的样貌，确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因而，在生命的虚无警示面前，主体的根本需求就在于对自我的确证，同时，这也是主体对自身所负有的责任。文学以其与字符和语言的紧密联结在此提供了一种可行性方案。拉康探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以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完成了最终的验证。
在文学史上，乔伊斯与其代表作《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方面，乔伊斯的文本呈现出极强的不可读性，另一方面，其不可读性恰恰吸引大量阅读者前赴后继，踏入其文字的漩涡。乔伊斯因其颠覆性和创造性的书写，被无数读者与文学批评家供入“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行列，其小说本身也由于其令人匪夷所思的阅读难度而被称为“天书”。在乔伊斯的个人经历里，拉康注意到一件足以构成主体症状的核心事件，即“他的父亲从来没有为他做过父亲”(Lacan，Le Sinthome 14)。父之名的缺失这一事实本可能引发精神崩溃，“因为'父之名’(Pere comme nom)同时也是'命名的父亲’(Perez nommant)，也就是上帝”(沈志中472)。即，在象征界中，当为主体命名的上帝缺位，主体陷入无名——被命名代表着主体被象征界所接纳，而无名意味着在象征秩序中主体的个人存在可以随时被任意地取消，②主体丧失其存在意义。乔伊斯的父亲在父亲身份上的失败，造成了乔伊斯对父法认同的失败。父之名在为子立法的同时，还本应为遵从父法的子提供庇护，在这一层面，乔伊斯的父亲明显也失败了，因为他所表征的父之名不再具有权威，这使乔伊斯经历了额外的屈辱，但《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写使乔伊斯避免了精神崩溃这一危机。这种抵御力量具体是如何通过书写生效的呢?
《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中的“苏醒”(wake)暗示了梦境的发生——只有身处梦境才会有醒来之说，因而乔伊斯的书写常被视作一种夜晚的、梦境的书写，它迥异于白昼的世界及其相关的一切秩序与法则，也颠覆了其时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所有意义约定。乔伊斯从丹麦语、瑞典语、古冰岛语、挪威语等多种语言中取得词语原型，又不断将这些词语再拆解，将不同的语音和语义元素重新组合成新词，它们往往充满双关的意谓。在乔伊斯的书写里，词语脱离了任何固定的意义，摆脱了符号的束缚。拉康将“字母”(letter)与“垃圾”(litter)相联结，将乔伊斯对文字的这种使用描述为“把文字丢进了垃圾里(将letter扔进了litter)”。(Lacan，Autrescrits11)垃圾的特质在于从原来的物中固有的位置脱落成为零散的自身，不再背负原物之名，亦不再作为其他物的附属。当文字被丢入垃圾中，意味着文字亦从原来被赋予固定意义的词语、句子中脱嵌，从想象和象征的暴力统治中摆脱出来，只作为独立的本身存在，“作为垃圾的字母与象征或想象没有任何关系，它属于指向每一个个体的独一的(singular)实在的维度”(Wang 136-137)。由此，文字不再依附于他物，文字就是其自身。
拉康指出，作为一个以实验语言著称的小说家，乔伊斯以一种颠覆现有语言系统的、基于语言消解的书写技巧完成了《芬尼根的守灵夜》。正是借由这种流放式的书写，乔伊斯使文字远离了与象征秩序的缔约，也远离了象征秩序欲以语言符号对主体进行统摄的欲望，从而使自身获得了无意识欢爽。“欢爽”(jouissance)来源于中世纪法语“享乐”(jouir)，意为“享受(快乐、权利)”(toenjoy)，它是拉康后期理论的一个主要概念。拉康在其第十二期研讨班上总结道，欢爽是“另一种满足”(l'autre satisfaction)，“是在无意识层次上满足的东西。［······］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满足”。(Lacan，Book XX，Encore:1972-1973 51)拉康对欢爽的词形进行了拆解，穿越后缀“sance”，捕捉了“sense”，以提示欢爽所代表的是“在意义之上”的享乐。在拉康看来，字母(letter)在本质上属于先于语言而存在之实物，它不受象征界的意义捆缚，是前话语性的(prediscursive)，涉及了实在界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将其进一步推向“字符”之意，它是言语的欢爽得以发生之场所。当主体遵循象征界与想象界的法则，使用文字并进行言说时，则无法达到字符的欢爽状态，因为现实已然是话语的建构物，此时不存在前话语性的现实。乔伊斯的书写即回到这种前语言状态，即字符的欢爽状态，即拉康所界定的一种建立在语言(意义)之上的满足。
另一方面，乔伊斯书写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他充分证明了父之名能指的缺失不能真正阻止主体获得命名，因为主体按照自身的意愿，借由书写为自己进行了命名。在精神分析语境中，父法除了作为悬置于主体上空的禁忌法则与阉割威胁外，还是主体在象征秩序形成身份和自我认同的主要依据。象征界通行的是以父之名为最高权威颁布的法，主体的存在通过父法进行命名才能确立其存在。乔伊斯的书写虽然摆脱了象征界的意义捆缚，但其书写结果却仍旧为自身赢得了符合象征界律法的认可，即通过出版作品，使自己成名。如乔伊斯所期待的，希望其文字被人们研究上三百年，其书写确实引发了大量的专业研究。“乔伊斯”之名本身成了“著名”(renommé)之名，“著名”则是一种“重新命名”(re-nom)。(沈志中478)
在文学作品中，词语往往突破了日常生活中的语境限制，表现出超语言系统边界的作用力，因而在精神分析的语境下，文学通常首先被视为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构成了作者的个人症状。拉康在其《文集》中总结道:“如果症状可以被解读，那是因为它们本身已经被记录在了书写过程中。”(Lacan，Psychoanalysis and Its Teaching 371)并且，拉康还在《圣症》(Le Sinthome)中坚持了艺术和文学的根源是症状这一观点。(Azari 68)
在日常语境中，症状通常被认为与病体、异常表现相关，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症状被定位为需要被处理的精神病理性的障碍体验，精神分析治疗的直接目的是消除症状，以使主体顺利融入社会秩序中。但在拉康精神分析逻辑里，症状不再意味着“病态”和“有罪”，它与无意识在认识论史上的命运相似，经历了从污名化到无“名”化的过程，即不再需要接受社会价值体系以鲜明的道德伦理立场进行的审查与压抑，恢复为中性词汇，指向了主体的日常生活经验。
从传统精神分析语境中的症状到“乔伊斯圣症”，最关键的变动在于拉康将文学放在了圣症的位置，乔伊斯的书写是使症状被提升到圣症之位的最终仪式。拉康提出乔伊斯圣症时已处于其教学和生命的最后时光，这如同寓言式的时间节点，在拉康作为个体生命的经验中，他应验了其圣症完成之时即是“精神分析的结束”的命运。由乔伊斯及其呈现圣症的欢爽(jouissance)书写，对象征秩序实现挣脱，拉康意识到，“书写既是一种创造，又是一种发明，它修正着主体结构同原乐和知识的关系”(RaglandMilovanovic207)，并由此，使得主体获得对自身的保护。这种保护的能力并不是来自外界，恰恰生发于主体自身。
三、圣症：
作为凝结主体的“第四环”
关于圣症的考量根植于拉康的学说之中，这是他早期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在其精神分析理论构建过程中自然而然的逻辑推演结果。在正式提出圣症之前，拉康在不同阶段对症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1957年，拉康已经敏感地觉察到症状与书写在主体生成问题上的隐蔽关联，他将症状描述为“书写的过程”(Lacan，crits444-445);拉康强调，症状的象征价值“不同于医学中通常用'症状’一词来表示的自然指标”(Lacan，The Freudian Thing 348)，症状是写在身体上的隐喻，象征着被压抑的欲望的回归;1963年，拉康进一步描述，症状是对任何人的纯粹的欢爽(Lacan，L'angoisse 69)，即，症状是作为主体的个人摆脱了大他者的欲望的束缚，享受自己的无意识欢爽;1971年，拉康继续说道，“文字构成了知识与享乐的界限”(Lacan，D'un discours qui ne serait pas dusemblant 117)，以及“症状的维度就是它在说话”(20)，由此，文字被确认为一种临界(littoral)的经验，联结起知识与享乐所在的界域;在1974年至1975年的研讨班上，拉康提出，“症状只能被定义为每个主体享受无意识的方式，就无意识决定他而言”(Lacan，R．S．I．Leon 6)。圣症表现出了主体的潜能，在乔伊斯这样的文本中，意义不是由语法、句法或写作原则产生的，而是依据无意识逻辑产生的。在无碍的无意识流动中，主体摆脱了象征与想象的牵制，获得了主体的欢爽，通过以意义的缩减为特质的书写，使主体获得了欢爽所指向的原乐。乔伊斯及其书写，对拉康而言，统合了其关于文学、书写与症状的全部结论，成了“神圣”——这种“神圣”并不是就宗教学和神话学意义而言，而是就其在精神分析的隐喻意义上的完美范式而言——之主体，因而也成就了乔伊斯圣症。
圣症的存在允许主体通过引入某种独特的个人欢爽来稳定主体在三界中穿行，圣症表现了一种脱离了符号化效力的主体欢爽，它有效地支撑着主体，抵御因空洞而产生的内噬力量对主体的吞没。文学是承载字符和书写行为的载体，由于文字能够通过意义的缩减和词序的变动而抵御象征界秩序与大他者欲望的施压，主体的无意识得以获得呈现途径，主体通过书写便享受了无意识欢爽。所以，拉康意义上精神分析最后的任务即与圣症的意义一致，主体借由书写，摆脱了象征界意义捆缚，在由字符与书写描摹的语言效果中获得无意识的欢爽，并且以预先体验的形式，赋予了主体在象征界与想象界中遭遇生存焦虑时得以保护自身的缓冲地带。
在这种与圣症相互成就的书写中，无意义的、独一维度的文字重新结构了主体，为主体在三界之外开辟了新的存身空间。拉康从拓扑学的角度来说明这一纠缠关系，即为波罗米安结(Borromean Knot)引入第四环。如下图:
波罗米安结因在意大利波罗米欧(Borromeo)家族的族徽上发现而得名，它是拉康后期最感兴趣的一种拓扑结构。拉康在1972年3月的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波罗米安结，后来在1974年5月的研讨班上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Lacan，···Oupire 82-91)。波罗米安结的基础模型是一组由三个环组成的图形，其中任何一个环都能同时既穿过最底层的环，又穿过最上层的环，如若拿掉其中任何一个环，都必将导致整个结构的溃散(Lacan，BXE 123)。拉康用波罗米安结来说明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其中一个界域出现了问题，则将导致主体失去与三界的稳定联结，处于游离的状态，就如同遭到分解的波罗米安结。主体于三界的纠缠中解离的后果即出现精神病症，如果要使主体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在波罗米安结中引入第四环，即圣症，它的存在使主体得以凝聚，乔伊斯及其书写对此作了很好的示范。在乔伊斯的书写中，他所面临的父之名能指的缺失因为书写作为第四环的引入，而使主体免遭离散的结局，原本将导致其陷入精神病的症状被提升到予以主体无意识欢爽的圣症，其书写与文学作品以圣症的形式将实在界、想象界和象征界结合在一起。
人类脱离了依靠本能生存的生物主义生活方式，不再仅凭生物性就能融入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存形式中，而是发展出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语言和文字等承载人类文化与历史的符号来实现。与纯生物主义的方式相比，人类在文化中找到了更好的生存之道。拉康称文学创作及其他艺术创作——即艺术(art)或技艺(artifice)——为人的“做的知识”(沈志中486)，在这个领域里，主体能够摒除他者与大他者欲望的干扰。抛开了字符在象征秩序中所背负的意义后，象征和想象的权杖则无法再指涉此处，人得以摆脱在想象界和象征界充当“最后的判断”(jugument derier)的他者，在此，人在纯粹享有的基础上拥有自己“做的知识”的快乐。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在精神分析视域下，文学乃至艺术能够实现联结主体的波罗米安结第四环的功能，同时，在书写的过程中，主体获得了无意识欢爽，维护了主体的主体性。由于在书写中字符脱离了象征界的统治，作为圣症，文学已经超出了符号阐释的范畴，保留了主体独异性这是圣症对于主体的意义，也是拉康所认同的精神分析结束的时刻。
按照拉康的观点，面对、投入文学与艺术的过程就是主体满足欲望的欲望到追问欲望的成因的过程，在此，主体被从对欲望的沉溺这种吞噬主体的力量中抽离出来，从而能够远离欲望对主体的争夺，转而将对欲望的沉溺投注于对欲望的追问上，即从“我想要”过渡到“我想要知道”。正是这种对于“想要知道”的执着，推动了人类作为主体的创造力，产生了人类文明中斑斓多彩的文学与艺术作品，这种创造力同时还引发了对人类社群中现行制度的异化和压抑进行修复的行为，它们推动着人类作为族群的整体的发展。
拉康使主体欲望从误解的泥淖中被荡涤透彻，复归主体之位，不再是需要被文明社会及其法则所排斥和摧毁之物，而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日常状态。同时，对于文学与艺术的体验和感应，正视其作为主体无意识流动的现象，对于干预主体的生活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就如同拉康所引用的“烧着的儿子”的故事中，父亲因内疚而梦见死去的儿子对自己说“爸爸，你没看见我在着火吗”(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169)。父亲从梦中惊醒。对儿子的爱及未能照顾好儿子的愧疚，使这位父亲又一次经历了极致的绝望和恐怖——这就是实在界的真相，是主体接触到实在界的那一瞬间，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父亲得以因此及时扑灭烧着儿子衣服的烛火，并避免了一场不可知后果的新火灾。又如拉康所引用的庄周梦蝶的故事(76):“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不论是蝴蝶梦到自己成为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这一产生于无意识流动之下的场景引发了主体对于他物的感同身受，提供了主体在象征界之外对生命的新的经验形式。
拉康力图在理性主义美学和伦理传统中澄清无意识和欲望的本质，即，它们是主体的一部分，不是某种先验地要被理性排斥掉的生命原罪或羞耻，也不可能通过所谓心理疏导和净化就被荡涤为“纯净”之物，主体应该正视自己的无意识与欲望。传统的理性观念在根本上亦是大他者欲望对主体存在的压抑力量，也是要求主体不断屈服和消解主体的异化力量，主体需要认清他者欲望的本质，同时，直面主体欲望，接纳主体的本然样貌。
拉康力图恢复主体的尊严，以将主体从他者欲望的裹挟下澄清出来，使其得以观照自身。文学在此发挥了什么作用呢?第一，如《尤利西斯》《芬尼根的守灵夜》之于乔伊斯，是主体消解异化和陷落的途径，乔伊斯在其中实现了圣症，避免了异化带来伤害;第二，字符从象征界脱嵌，呈现了意义的空无，正是那个抵抗象征界的异化的内核，是主体的实在界寄居之所，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中所描述的那个规避熵增及其所导致的热寂的生存空间，生命即寄托于此;第三，文学作为摆脱了象征界的原物的化影，给主体提供了象征界外的凝视目光，是主体所寻求的确证的视线。
确证需要事物与主体两方的在场，只有当某事某物发生时，主体或他者的在场方能使之被确定地证实。由于主体常常受到来自象征界和想象界的压抑和异化，主体不自信是否可以为自己施行确证，因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证都依赖于他人介入来完成此行为。拉康一面拆解他者欲望与大他者对主体的吞噬企图，另一方面，提示人们正视他者的作用，注意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既包括私人的边界守护，也包括在间性关系中相互确证。在本质上，主体同时也是他者的他者，主体在社会属性中，其生存归根究底是以符号能指进行限定，虽然无法锚定所指，但尽力趋近所指，故而要正视他者的力量。理想的精神分析关系中，分析师与被分析者是一对对子关系，这种精神分析关系可以扩展为主体与他者，他者之位除了可以由分析师之外的他人所使用，同时，经由拉康对文学的讨论，提示了我们文学同样可以作为主体的他者存在，为主体提供言说的渠道，对主体进行确证。
拉康的理论建立在语言是一种物质的前提之上，作家使用语言的方式呈现了其无意识的真相(the real of unconscious)。在能指与所指错位间，字符脱离象征界的法则，无意识在文本中得以无碍地呈现，以此获得其欢爽。拉康根据双关的用法将“字母”(letter)与“海岸的”(littoral)联结，指出了“字母”在“字符”意义上的“临界”特点——连接着无意识与实在界，主体的无意识从字符所支撑的空隙流出，如双关、口误、玩笑话等形式，在文学中，作家们更是精于借助这些空隙、裂缝和错位，在临界状态中来回穿梭。
乔伊斯及其书写呈现了文学作为圣症，以波罗米安结第四环的形式对主体进行凝结。在此，拉康不是将乔伊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的个案来看待，而是提取出了乔伊斯的书写及其作为圣症在维护主体欢爽、维持主体性方面的“神圣”性和创造性。乔伊斯所展现的这种书写方式诠释了如何以语言、字符来解放主体无意识，消融了象征界父之名的缺失对主体身份确认失败的影响，以书写和文学作品的成功为自己实现了命名，维护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不至于因为与象征界的解离而使自身溃散。
结语
拉康对“乔伊斯圣症”所作的文学与书写的分析，超越了弗洛伊德生物主义的考察视角，打开了一个更宏观的文学批评维度，表现了“当解构主义在处理像乔伊斯这样的先锋派文学话语时达到有限性，拉康就超越并揭示了文学文本的非理性、内部矛盾和异质性背后的原因和合理性”(Azari 2)。
拉康说，“人生是很坚强的”(福元泰平 2)，主体不应当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但在象征界中所表征的主体欲望通常是他者欲望的植入，是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的，语言构成了人在象征界的存在本质。只有进入语言系统，主体才能获得象征界的命名、认可。当镜像与他者对主体“和谐一体”的定义与主体自身体验到的分裂和无助感相冲突之时，拉康指出，真正能让人后悔的，是主体在自己欲望上的让步。这里含有两层逻辑:一、拉康提醒我们，注意他者与大他者对主体的笼罩，这种笼罩借由语言和象征界以及想象界的幻象，企图全方位地包围主体，在这种处境下，主体觉察到自身与外界的冲突时，要厘清他者欲望，以免受他者欲望的吞噬;二、如何使主体能更自洽地与自身相处，即正视主体的欲望。
在此，拉康反复将视线集中于语言。语言对主体既有结构的作用，也有反结构的功能。通过书写和创作，主体可借由对语言符号进行的意义缩减，摆脱想象界和象征界的限定与权威，为主体创造出符号之网进行暴力所笼罩的经验空间，也即新的纯无之地，在那里，主体得以为自己命名，在主人话语、大学话语、分析者话语和歇斯底里四种话语之外，为主体的话语创造空间。故而，主体以文学的书写为途径，得以摒弃他者欲望的裹挟，为自身提供消解象征界符号暴力的空场域;同时，文学艺术又可作为物的形式填补主体的匮乏，使主体因为有了承托而不至于一味地坠向他者欲望，避免了主体被欲望吞噬的危险。此时，主体的“我想要”欲望被“我为什么想要”这一智性探索所替代，这也就是拉康所揭示的文学与艺术是关于人“做的知识”的价值所在。在这种求知的过程中，欲望对主体的异化和吞噬作用被消解，从而使主体得到保护。在人类作为族群的生存意义上，这种做法以知识积累的形式推动了人类的文化创造和知识探索。
作者简介
叶娟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美学与精神分析研究。
项目基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列维纳斯与文学批评研究”［项目编号: 16CZW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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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凌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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