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也属于昆德拉粉丝之列，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昆德拉简洁版的人生传记，也算是粉丝窥探偶像的记录。
本期书评
1985年6月，米兰·昆德拉宣布他不再接受采访，多年来他一直顽强地坚持这样的隐身原则，在一个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中，他成功地用作品遮挡了自己的面孔和经历。以至，有些作品经过他精心“润色”，或者，有一些作品干脆不再出版。他想让人遗忘的，人们偏偏兴趣更大且“钻研”的劲头更足，2020年，有人整了一本他的黑材料：《捷克时期的昆德拉》，长达九百九十页。
本书作者也属于昆德拉粉丝之列，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昆德拉简洁版的人生传记，也算是粉丝窥探偶像的记录。作者的写作和“寻找”中有昆德拉夫人的加持或“误导”，这实属难得，不过她也是一个勤奋的发现者，如在捷克，他发现安全部门在1969-1979年十年间监控昆德拉夫妇的档案就有2374页之多，事情过去四十年，连昆德拉本人也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她对于昆德拉在巴黎开设小说工作坊、加入法籍、用法语写作等身影的捕捉，让这位“隐士”后半生的经历终于在我们面前露出冰山一角。“我们的生活真让您费心啦！”这或许是昆德拉夫人的“奖赏”，然而，吝啬的昆德拉仅是在电话里对她一个问候而已，他们没有面对面的机会，这会不会引得作者更为疯狂地“寻找”？正如，昆德拉相信福楼拜的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寻找米兰·昆德拉》这样的书恰恰证明了，总有人尽量用文字把想隐身在文字中的作家“寻找”出来。
文／ 阿丽亚娜·舍曼
对于读者而言，《玩笑》的作者昆德拉和塞缪尔·贝克特一样，变成了一个幽灵作家，几十年前，人们与住在不远处的贝克特也是这样擦肩而过。（忧郁的）性、（酸楚的）笑、卡列宁的“微笑”，泳池边阿涅丝的手势……他笔下的人物让人着迷牵念，久久不能忘怀。其创作风格属于贝拉·巴托克所称道的“简明独到”，而他的知己好友、作家伯努瓦·迪特尔特则这样概括：“世情洞穿，睿智非凡。”
由于三十七年以来拒绝在任何电视节目中露面，小说家昆德拉成功做到了在现实中隐身。物以稀为贵，屡见则不鲜。以书籍存在于世，藏迹于作品之中，在讲述诸多故事之后成为一个不发声的叙述者：九十二岁的昆德拉实现了自愿消失。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他十六部作品的五十来种译本陈列在寓所的门厅，仿佛通向巴别塔的旋转通道。在随笔《小说的艺术》里，他还变身为作家的作家。他曾与其他名家对话：加西亚·马尔克斯、萨尔曼·拉什迪、菲利普·罗斯、列昂纳多·夏侠，也曾与电影大师费德里科·费里尼等诸多知名艺术家有过交集。
据说，昆德拉的英国画家朋友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幅小画挂在他寓所的一面墙上。昆德拉一九七七年在一篇旧文中写道：“画家的目光停留在那张脸上，宛如一只突兀而粗暴的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突兀暴烈的手势，以手的动作去破坏别人的目光，试图在别人身上或背后找到隐藏在那里的什么。”培根认为这个捷克作家很了不起：此前不曾有人如此透彻地把握他的作品。后来，这个无名作者的每部作品都变成了图腾，摘自其作品的文字被歪曲成名言警句，在社交媒体上用来表达欲望、死亡或者快乐。在成为文学明信片语录作家之前，昆德拉完美组织了自我的隐身。
隐身的诱惑产生于一九八四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取得成功之后。这一年，他接受了贝尔纳·皮沃的邀请，来到《顿呼》（Apostrophe）演播室，然而，正如照片中所示，他已然把双手放在脸上，以此与镜头保持距离，和菲利普·罗斯一模一样。这年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蓝色的眼睛，听到他倦慵的言谈。较之于这个时代的喧嚣热闹和光影交织，昆德拉的克制内敛、略显刻板的举止、羞怯感以及沉默寡言，在我看来令人心静神安。我喜欢他将隐私敬奉为至高价值这一理念。他对爱情的反思也出色地践行了这一理念。
1984年 米兰·昆德拉在《顿呼》演播室
节目之后，媒体争相采访他。“我谈论自己太多了。”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他满怀焦虑对自己的朋友、评论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说道。一切为了文学并通过文学：从这时开始，昆德拉将自己禁锢在沉默之中。“一九八五年六月，我坚定地下了决心：不再接受任何采访。除非涉及版权，从今以后，所有关于我采访的言论都可以被视为伪造。”在巴黎寓所的对讲机上，他借用小说家朋友或冰岛语译者的名字，让人看不出他住在哪一间公寓。如果想让他太太或他本人拿起对讲机，必须遵守密码约定。一声，两声……简直是地下工作者。
昆德拉是个漫游式作家。他写作时可以站着、坐着，可以在花园也可以在书房，可以在自己家也可以在别人家，以一杯白朗姆酒或是一杯培林科瓦克苦艾酒相伴，这是萨格勒布的特产。他唯一的小任性是海岛。据我所知，这对夫妇曾经想去冰岛隐居，过更加隐姓埋名的生活，可现在他们觉得那里游客太多了。他们也曾经希望与科西嘉岛融为一体，当时两人在一个隐匿在栗树林里的地方民族主义村庄里小住，在桑皮耶罗路边酒吧夜宴狂欢、吟诵宏伟诗篇的时光实在让他们乐而忘返。在昆德拉夫妇这里，音乐、艺术和诗歌永远占有一席之地。在玛吉酒店，酒店老板娘向我透露：“他们预定十号房间，最幽静避人的那一间，可以直通海滩。他们住了好几个星期，我甚至觉得他在这里完成了一本书。此后，大家就管这间客房叫'昆德拉套房’。”
他们还迷恋南斯拉夫的洛希尼岛，迷恋他们的画家朋友欧内斯特·布雷勒在马提尼克岛的画室，后者以画无面孔肖像闻名于世。在他没有国籍没有护照的时候，这些岛屿曾经是他们钟情的悠游之处。最终，昆德拉夫妇成为了巴黎人。如今，他们住在一条巷子的尽头，当春天如期而至的时候，那里的小花园弥漫着氤氲葱郁的海岛气息。
见诸媒体的为数不多的肖像照片往往出自他太太之手。有一次，《世界报》错刊了一幅照片，昆德拉要求其发表“勘误”。只有薇拉有权将他囚禁在镜头中。作家多米尼克·费尔南德斯回忆说：“在我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仪式上，我曾想和他拍一张合影，他却愤然离去，再也没有回来。”当“反建制”的寡头、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来他家的时候，昆德拉提出了条件：不允许政治家在脸书周日帖上发照片。“他就像一个印第安老人，生怕别人偷走他的灵魂。”薇拉经常这样说。
出于谨慎，昆德拉更愿意给人寄送手绘图画而不是信件。他以毕加索版巴巴爸爸的方式画一些奇怪的人物，一些线条柔软圆润的形象。蕾拉·斯利玛尼家中就装裱着一幅昆德拉用儿童体签着“Milan K”的装饰画，字母i上的圆点被点缀成花蕾形状。不管是信件还是打字稿，这对夫妇都不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二〇一〇年秋天，在全职服务二十四年之后，薇拉停止独自打理丈夫事务，将海外版权托付给美国的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别号“豺狼”。她销毁了所有合同。“我叫来了垃圾清运工，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命就这样在我眼皮底下随着碎纸屑烟消云散了。”不久前，她向捷克文化杂志《主宾》吐露了这件事。“我甚至觉得他们把两人之间的书信也付之一炬了。”他们四十年的朋友阿兰·芬基尔克劳感叹道。
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这句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他一直厌恶当今时代的“唐突冒昧”，认为这是一桩“重大罪恶”（《纽约时报》，一九八五年）。他曾经生活在灰水时代，对当代人解读过去东方阵营生活的套路不以为然：“在共产主义国家，警察毁灭隐私，在民主国家，记者威胁隐私。”一天，昆德拉在昔日文坛领袖弗朗索瓦·努里西耶面前坦言：“我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变成情节剧。”他给自己的生活贴上了封条。
米兰·昆德拉与薇拉
“米兰·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一九七五年定居法国。”这是作家建议在自己书中保留的唯一生平简介，此举似乎把所有为他写传记的作者拒之门外。
一九二九年四月一日，昆德拉在布尔诺出生，这是摩拉维亚州的首府、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了奥匈帝国的统治，它有五千万人口，多民族杂居，多语言共处，国土一直延伸到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呼声已经此起彼伏。昆德拉认为这里是整个中欧的缩影，“最大的多样性存在于最小的空间里”，宛如某种微缩体验。
布尔诺是一个外省城市，有一座大教堂和一座城堡俯瞰全城。这里没有布拉格的魅力，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中心，它距离维也纳仅一百三十五公里，而现代派艺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在维也纳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方兴未艾：那里有画家克里姆特和埃贡·席勒、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学、马勒以及后来的阿尔班·贝尔格的音乐革命。
布尔诺具有国际氛围，很多人现在还会说德语。我们今天看到一九三六年地区旅游开发局制作的海报，依然会为之称奇，上面居然用法语书写着对布尔诺的溢美之词：“请来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参观游览！”
关于自己的母亲、美丽的米拉达，昆德拉始终只字未提。甚至在《笑忘录》这部极为个人化的作品中，连她的影子都寻觅不到。作为参照的是父亲，路德维克·昆德拉，出色的钢琴家和音乐学家，音乐学院教授，战后担任布尔诺音乐学院院长。他具有先锋精神：“一九二〇年代，（他）从巴黎带回米约的钢琴曲，并且在捷克斯洛伐克演出，面对着现代音乐演奏会疏疏落落（非常疏落）的听众。”昆德拉在《相遇》中写道。
米兰·昆德拉的父亲是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的学生，当时这位作曲家在法国还鲜为人知。后来，在巴黎，昆德拉不遗余力为他扬名。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公寓里，作家同时也是音乐家的伯努瓦·迪特尔特保留了当年《幕前》和《音乐世界》上刊登的昆德拉为雅纳切克的歌剧或四重奏撰写的专栏的剪报。去过昆德拉夫妇在蒙帕纳斯附近利特雷街的第一处寓所的人们清楚地记得，作家的书房里端放着三张照片：一张是著名的维也纳人、昆德拉的文学偶像赫尔曼·布洛赫，另一张是雅纳切克，最后一张是他父亲。
青年昆德拉继承了父亲修长的双手和完美的耳朵。巴黎政治学院教授阿兰—热拉尔·斯拉玛曾是《费加罗报》记者，也是昆德拉自一九七五年结识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一天，米兰来到我在巴斯德大街的家。我在普雷耶钢琴上弹奏雅纳切克著名的协奏曲序曲，刚弹几个音节，突然，他跳了起来，给我纠正了一个降B。”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家中独子早年接受的教育很粗暴。在《被背叛的遗嘱》中，他讲到父亲被他一次弹奏钢琴即兴曲气得恼羞成怒，“他跑来我的房间，把我从琴凳上揪下来，以一种很难控制的厌恶，把我丢到饭厅桌子底下”。
年轻的昆德拉有两位“音乐作曲”老师，其一是帕维尔·哈斯。他是昆德拉父亲的朋友，这位教授为人亲切随和，性情幽默且略带沉郁，据说他是雅纳切克“大师”最有才华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小昆德拉腋下夹着乐谱被送到哈斯家里上课。一九三九年后，帕维尔·哈斯戴上了黄色六芒星，同时，因为犹太人的财产被没收，他带着小型钢琴一次又一次搬家，直到搬到这个与其他被迫害的艺术家合住的配家具的小出租房，他的学生小昆德拉追随他在这里继续练习和弦。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关于这一切的回忆，我只留有对他的敬意，还有三四个模糊的形象。我特别忘不了一次下课后，他陪我出门，走到门边时，他突然停住，对我说：'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有许多惊人薄弱的乐段。但恰恰是这些薄弱处使强有力的乐段大放异彩。它就像是一片草坪，要是没有草坪，我们看到从地上长出的漂亮大树时是不会太兴奋的。’……我当年的老师的这段短暂思索伴随了我的整个生命，我首先捍卫它，之后又与之争辩。没有他的思考（以及我与这一思考的长期争辩），这篇文字肯定写不出来。……我很高兴以他这样的形象结束这篇文字：他不久之后就要去作一次残酷的旅行，然而却在一个孩子面前，高声地说出自己对艺术作品的结构问题进行的思索。”
昆德拉在《音乐世界》中写道：“正如在一个医生世家可以预想子承父业一样，我父亲也指望我成为音乐家。可以说，十八或十九岁的时候我背叛了父亲—不是针对他本人，正相反，我一直很爱他。”与音符相比，他更喜欢文字，并悄悄地走向文学之路。他在一九四七年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是一篇“莫名有些病态的习作”，题铭“纪念帕维尔·哈斯”。这位他最亲爱的音乐作曲老师一九四四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二〇〇〇年成为布尔诺荣誉市民，十年以后，昆德拉也获得了该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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