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人心中的文人形象是酸腐且带有病弱气质的，似乎文人多病多愁，离群索居，才是符合他们实际状况的。欧美现代作家则有意识地提倡身体的强壮，海明威在访谈中多次强调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为没有强健的身体是无法支撑写作的。都知道村上春树爱跑步，所以每年10月，“陪跑”的名号总是如期落到他的头上。但要在作家圈里找出一位不仅爱运动，而且吃全素，每日的作息时间表如地铁一般精准，几乎没有一切不良癖好，近乎僧侣一样生活的人，那么非J.M.库切莫属。一周七天，库切天天早起，伏案工作至少一小时；每天他要骑车远走一个来回。他节约精力到了极端的程度：一个跟库切共事过十年的人说，只见过他笑过一次，另一个熟人说跟库切吃了很多次饭，经常见他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著作丰富的南非传记作家坎尼亚耶，在《库切传》里简短地提到了2007年，库切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并接受放疗一事。年龄到底拖垮了健康，充分的节制、规律以及阿德莱德纯净的空气并不能让他免于身体的衰落，或许，也不能让他免于他所有小说的核心主题——羞耻感。再看《凶年纪事》，C先生的年龄（72岁）及身患的帕金森症，似乎都有了自传性的所指；而之前，他已在《慢人》一书中写到一个截了肢的主人公，如何艰难地学习生活在羞耻之中。再早一些，他创造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富有争议的化身（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对伊丽莎白的塑造是失败的，也并无多大的必要），同他一样，伊丽莎白也吃素、自律，关注动物保护，且愤世嫉俗，库切让她活在自己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包括随笔和演讲之中，让她分担自己随年龄渐长而变化的心境。
在写到库切早年的私生活时，坎尼亚耶并未提供什么与库切的自传体小说《男孩》、《青春》里那个人物不一样的面相，作为IT男，他在书中有多么沉闷、抑郁，在传记里也是一样的缺乏生气，只是传记会对此稍加解释罢了：“在千篇一律的牢笼般的计算机编程生活中，他和许多女性发生性关系，但获得的只是生理的满足，并没有激情。按尼采的话说，他必须拥有艺术，才不会被真相击垮。他梦想着自己能成为庞德一样的诗人，但是却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创作和心理的僵局之中。他在惨淡的天气中，漫步在伦敦惨淡的街头，无人相约，无从交友。”
不过，正因为库切的人生和作品太一致，坎尼米耶的传记就少不了循环论证的嫌疑：拿人生来论证作品，又从作品来反证人生。但是，库切本人是效法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做法，用第三人称来写《男孩》、《青春》的，似是有言在先：“本书所写的一切切勿对号入座”——坚决不愿承认他在写自己。所以，《男孩》和《青春》常被打上“伪自传”的标记，直到坎尼米耶（在库切的默许之下）宣布，那个早早便结束了青春、把落落寡合的性格养成到了一定境界的IT男，就是库切自己。小说所写的都系他的亲身经验——身体的经验和内心的经验，只有后续的第三部“伪自传”《夏日》才有大量的虚构成分。
有一个事实，是读这本传记时值得记住的。库切从不轻易披露自己，但2009年，坎尼米耶向作家探询为他作传的可能性时，意外得到了对方的首肯，接下去，这位前IT男展现了他科学、精确的个人风格，将整饬良好的个人档案特别开放给后者。因而，甚至可以说这本书系作家所“定制”——是他信托并所乐见其成的。
清醒如他，早已知道否认那些第三人称主角是他本人的化身，是很荒谬的。但他那个被始终压抑的“我”，却也只能藉由另一个人之笔以“他”来表达，而且，这个人必须跟他一样，有着“书写一个人物来让他不朽”的热切需要。坎尼米耶生于1939年，比库切还大一岁，我想库切一定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令自己戚戚然的地方：他们各有各的“a life in writing”，而这段人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也同时遇到了老龄和疾病的终极考验，眼看着将难以持续下去。在结束全书时，坎尼米耶表达了“理解库切就是理解自己”这一意思，事实上，他都没能看到书出版便于2011年底去世了，年72岁。不会有人来给他写传：一个传记作家的传记，好像是一个真正荒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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