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铺垫了半天，没办法，因为这个文本具有题材的特殊性，而且它处理的问题，又是作为小说思维深思的六到七个重要的面向，对一般的读者而言，它确实要难一些，但是，任何特别出色的小说，除了我之前推荐的《耻》和《青春》，您可以毫无阻滞的立刻进入文本，但是另外一些智性含量要更加浓郁的文本，你需要多一点耐心，有一点跋涉的准备，然后起步走，你会领略到绝对不同的风景，所以我才不得不做这样的铺垫。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作家，生于1928年，现在已经六十六岁，快六十七了。她著有九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关于鸟类生活的书，还有一批新闻作品。论出生，她是澳大利亚人，她生于墨尔本。尽管从1951年到1963年，她曾客居海外，在英国和法国；但她现在依然住在墨尔本。她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一次一个。
这就是科斯特洛的简单履历，库切故意处理的毫无感情，我们在这儿看不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声名如何的隆重，看不到她在读者口碑中有多受欢迎，她就是一个平凡的，最简单的一种生平，仅仅是用她的作品数量来证明。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靠其第四部小说出的名，那小说叫《爱可尔斯街的房子》（1969）。小说的主要人物叫马伊蓉·布卢姆，利奥波德·布卢姆的妻子，利奥波德是另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那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过去的十年间，围绕着她，成长起了一小批批评家，甚至还成立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学会”，会址在新墨西哥州的奥尔布盖格。他们还出了一本季刊，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通讯》。1995年春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曾前往，或者说正在前往（此处用现在时态，表示自从那以后她经常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姆斯镇，她是去那儿的奥尔托纳学院领取斯托奖。那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一名世界级的大作家。评委会成员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它由五万美金和一块金牌组成。奖金的基金是一笔来自斯托房地产公司家族的馈赠。那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奖。
可见她由非常小众的，忠诚，但又古板的读者所追随。我看到这些，5万美金，是一个家族房地产公司做的馈赠，相当于一个文学基金，坦白讲，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心里面第一个是觉得惊讶，按照目前北上广深的生活水准来说的话，那确实不能算是多少钱。第二个，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家族馈赠的文学基金居然直到现在还能保持它严肃的评价水准，并且在美国还享有盛誉，那背后的文学标准，确实应当是比较固定的，清晰的，严格的。但我们这边的文学奖，无论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你很难说背后没有操作的痕迹，知情人都知道里面充满了运作以及资源整合的痕迹，所以就不去提它了。我记得南方传媒还给过自己颁发的文学奖，单向街也给到自己的文学奖，实际上你去看入选的名单背后，还是有圈子的痕迹，文学当然会成圈，但是做不好就是圈(圈养之意)。还有一些无名的草根作者写小说去投稿，那么就会参加这种相应的匿名评审环节，但可惜的是，在这些评审里，通常他们的文学品位和趣味都趋于一致，没有什么多元性和多样性，当然他们都很有名，这也导致了我作为一个草根作者，我懒得去投稿，就是看起来我就不会被评上。腾讯在做一个大型的草根网络文学的评选，我还是首先看了一下评委会组成，我看到有一些评委，我就觉得不行，可能是我的清高所致，或者是我已经了解到无论怎样也都有运作。所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究竟是怎样得的奖，通过整个文本，你会知道她是这么直率的一个女作家，如果是运作才得的奖，她压根儿就不会去，这是一个耿介的作家，所以你可以相信这个奖的分量，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奖，虽然钱不多。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科斯特洛是她娘家的姓）访问宾夕法尼亚期间，由她儿子约翰陪着。约翰本来有一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院里教物理和天文；不过，出于一些他自己的原因，那一年他正在休假。伊丽莎白已经变得有点老弱；如果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是不会踏上这跨越半个地球的劳累旅途的。咱们跳着说。他们抵达威廉姆斯镇后，被接到了宾馆。对一个小镇来说，宾馆的房子大得惊人。那是一幢六角大楼，外墙全都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内墙则全都是水晶和玻璃。就在她房间里，母子俩有一段对话。
“您会觉得舒服吗？”儿子问道。
“我相信会的，”伊丽莎白答道。她的房间在十二层，前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再往外，是林木披盖的群山。
“那您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他们六点半就要来接咱们。”
看这种称谓，你就知道儿子跟母亲并不亲，儿子甚至在某些可能上敬畏着自己的母亲，那种疏远是溢于言表的，否则不会是这样的对话，他像一个仆从，小心翼翼。
约翰正要离开。伊丽莎白说：约翰，他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今晚吗？什么都不想吧。只是跟评委们吃顿饭而已。我们可不想让这顿饭拖成漫长的晚宴。我会提醒他们，您累了。”
“那明天呢？“
“明天就不一样了。我怕，您得为明天好好准备一下。”
“我已忘了自己同意到这儿来的理由了。没有一个好理由，就贸然行动，似乎是件很痛苦的事。我应该要求他们别搞什么典礼，用信封装着把支票寄过来就行了。经过这次漫长的飞行，伊丽莎白明白自己老了。以前她从未顾及自己的外表，随便一收拾就行。可是现在，很明显，自己已经老态龙钟了。母亲，我怕您不能那么做。如果您想领取奖金，您就得参加整个仪式。”
瞧，这些对话，儿子的顺从，恭敬，儿子对母亲的怜爱，保护，母亲有些乖张，疲惫，都在对话里，我们立刻能看到人物的关系，人物的互动的深浅程度，所以这就是库切一开始就给我们搭建的人物及人物关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演讲，一定也对约翰产生了影响。除了对话，小说家非常娴熟的一个技巧就是，这一切他们觉得还不够，他还会用节奏迅速的阐释，给你做一些小说家自己的洞察，让你更明白接下来将要迎接的是什么。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在机场，她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旧雨衣，此时依然穿着。她的头发看上去油乎乎的，没有一点生气。她一直没有打开行李。如果约翰现在就离开，她会做什么呢？穿着雨衣和鞋子就躺下？
约翰在这儿，跟她在一起，出于对她的爱。约翰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在母亲身边，母亲将如何经受这次考验。约翰站在她旁边，就因为他是她儿子，她可爱的儿子。不过，约翰也差点成了不愉快地说她的驯兽师。
约翰把她当成了一只海豹，一只年老的、疲惫的马戏团里的海豹。她必须再次让自己站起来，才能够着那水盆；她必须再次表现出，她能够把皮球稳稳地顶在自己的鼻子上。约翰必须耐心地哄着她，使她打起精神，帮她完成表演。
“他们只能那么做，”约翰尽可能温柔地说，“他们仰慕您，尊敬您。他们认为，那样做是最好不过的了。给您钱，还替您扬名。用钱扬名。”
伊丽莎白站在那张具有帝国风格的写字台旁边，慢腾腾地翻着一本小册子；它告诉她到哪儿去购物，到哪儿去用餐，以及如何使用电话。她用嘲讽的目光迅速看了约翰一眼，那目光仍然具有惊人的力量，提醒约翰她是何许人物。
我很喜欢这一段阐释，伊丽莎白已经老了，她已经因为疲惫和厌倦不能服从社交法则了，她可能从来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她对即将迎来的一切并不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自律的，洁身自好的小说家对这一类宴席应有的情绪。你看到过特别热切的要去参加派对的作家吗？参加派对真正的摇滚乐手吗？如果有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为了对抗虚无，否则的话，很难理解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作品。
六点半，约翰来敲门。伊丽莎白已经准备好了，正等着呢。她满腹狐疑，但还是愿意去会会同行们。她穿上了蓝色礼服和丝绸外套，那是她作为女小说家的行头。她还穿了一双白鞋子，鞋子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她穿上后看起来有点像黛茜鸭。她洗了头发，把头发梳到了后面。她的头发看起来还是油乎乎的，不过油得挺体面的，像一个挖土工人，或者修理工人。她脸上已经有了驯服的表情；如果你在一个小女孩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你会说她性格孤僻。她长着一张没有个性的脸，摄影师得想方设法借给她一点特性。她跟济慈一样，约翰想着，极力鼓吹无条件的接受。
这实际上是伊丽莎白在不了解她的人，不是她的读者的陌生人眼中的样子，你并不能立刻发现她的特点，她的特长和她真正的精神力量，她把自己掩饰的如同其他人一样，而且，她并不在意其他人怎么看他。小说家有很多种，有的华服鲜衣，有的贵宾高朋满座，有的往来无白丁，有的就是伊丽莎白这个样子。下面这一节是库切在这个小说里经常用到的写法，就是小说家自己对小说文本技术和技巧的判断，凝结在相应的日常的叙事虚构里，难分彼此，你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但它绝对不仅仅是虚构，它也不是附着在事实本身的，它有凌驾在事实之上的凌厉的眼光及判断，
蓝色的礼服，油乎乎的头发，这些细节显示出她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描写细节，让这些细节的含义自动显现出来。这是由丹尼尔 · 笛福开创的写法。
库切在1986年从《鲁滨逊漂流记》里取材写成了另外一本小说《福》，如果有兴趣您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文本有非常多的互文关系，还有库切自己的价值投射。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笛福是把鲁滨逊作为一个文明的，友善的闯入者来写的，而在库切的《福》里，他就是敌人，赤裸裸的侵犯者，殖民的准备者，这就是库切的眼光。
鲁滨逊·克鲁索被抛到了沙滩上，环顾四周，寻找同船的伙伴。但他一个都没看见。“从那以后，我未曾见过他们，或他们的任何影踪，”他说，“只见到了他们的三个有边的帽子，一个无边的帽子，两只鞋子，还不是成双的。”两只鞋子，不是一双。它们不是一双，所以不能再穿，而是成了死亡的证物。两个人掉到海里，鞋子被那泛着泡沫的海水冲脱，被冲到了岸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大帽子、小帽子以及鞋子。
约翰回想着，从他能记事起，他母亲一般都是早晨把自己关起来，从事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别人打扰她。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孤独，没人爱。当他和姐姐觉得特别难过时，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发出轻细的啜泣声。最后，啜泣声会变成哼哼声或唱歌声。兄妹俩会感觉好一些，忘掉自己的孤苦无依。现在的场景变了。约翰已经长大。他不再被关在门外，而是在屋里，看着母亲坐在那儿背朝着窗子，面对着空白的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头发慢慢地由黑变白。约翰觉得，母亲真顽强！毫无疑问，这个奖，还有许多其他的奖，都是她应得的。因为她的勇气已经超越了职责的呼唤。
这就是现实主义描写细节的一般手法，坦白讲，看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很少有一个如此出色的小说家把自己转变成自己的亲人的角色看自己，看一个天才，看一个深重的苦大仇深的劳动者，他们的亲人是怎么想的。就像我们之前讲门罗的《幸福过了头》里的革命者，他认为其他一般的人理应为自己牺牲，那是革命者的某种共性，某种傲慢，对人的践踏。但是在这儿，库切恰恰是以儿子的眼睛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定恨过自己的母亲，而现在，他从门外进到了屋内，他感觉到了母亲的勇敢和坚强，这个转变是如何造成的呢？库切继续如此感人的写了下去。
在约翰三十三岁时，情况出现了变化。在那时之前，母亲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读过。那是他对母亲把他锁在门外的回击和报复。母亲不理他，所以他也不理母亲。或者说，他之所以拒绝阅读母亲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许那是更深的动机：保护自己，不受闪电般的打击。终于有一天，他没跟任何人说，甚至不跟自己说。他从书房里拿出了一本母亲写的书。从那以后，他读了母亲的所有作品，在火车上，在餐桌旁，公开读。“你在读什么？”“一本我母亲写的书。他被写进了母亲的书里，或者说母亲的部分书里。他认出了其他一些人，还有许多人他认不出来。关于性，关于激情、嫉妒和嫉恨，母亲都很有洞察，这使他感到震撼。这样子肯定是不像样的。她的作品使约翰震撼，可能也使别的读者感到震撼。可能正是因此，她的形象显得更高大了。她一生的作品都能令人震撼，还被请到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小镇上，来领取奖金。这是多么奇特的酬报啊！她根本不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作家。她甚至有点狠毒，妇人们有那样狠毒的心，而男人们很少有。实际上，她是什么类型的生物呢？不是海豹，没有海豹那样的和蔼可亲。但也不是鲨鱼。是一只猫，属于大型的猫类。当它撕开猎物的肚皮、翻出内脏时，会顿一顿，用蜡黄的目光，冷冷地盯你一眼。
这就是约翰眼中的母亲，著名的小说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几段写得非常舒服流畅有洞察力。谁都不希望被作家写进他的书里，倒谈不上遗臭万年，只是那令人羞耻，因为作家看到的往往和你自己以为的有天壤之别，你不想被作家看穿，而这个作家恰恰是你的母亲。但是约翰在33岁的时候，走过了这个心结，可见这个男人多么温柔，有仁厚的部分。这段观察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库切对忒蕾莎很刻薄的描写，并不是从功利的社会身份的角度来评判，而是以小说家的标准来评判，
楼下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们，就是那个从机场把他们接过来的青年女子。她名叫忒蕾莎。她是奥尔托纳学院的讲师，但也管斯托奖的事务，是总管，也是杂役；在更大的事务中，则是一个小角色。约翰坐在小车的前排，挨着忒蕾莎，他母亲坐在后排。忒蕾莎很兴奋，兴奋地说个不停。她跟他们讲车子经过的地方一路上的景观，讲奥尔托纳学院及其历史，还讲到他们要去的那家餐馆。在她唠唠叨叨的整个儿过程中，她突然像耗子似的，迅速地问了两个问题。“去年秋天，我们把拜亚特请来了，”她说，“科斯特洛夫人，您觉得拜亚特怎么样？”随后她又问：“科斯特洛夫人，您觉得多丽丝·莱辛怎么样？”忒蕾莎正在写一本关于女作家与政治的书，她在伦敦待过几个夏天，做她所谓的研究工作；要是她在车上藏着一个盒式录音机，约翰不会感到惊奇。
关于忒蕾莎这样的人，伊丽莎白有一个说法。她把他们称作金鱼。人们以为它们很小，不会害人；她说，因为它们所要的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口肉，仅仅“半半毫克”。她每周都收到他们的来信，他们关心的是她的书的出版情况。过去有一段时间，她常常给他们回信：谢谢你对我的书有兴趣，但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时间好好写回信，给你们满意的答复。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她说，在手稿市场，她的这些书信非常吸引人。打那以后，她就不再回信。在那垂死的鲸鱼周围，有一圈金光闪闪的斑点。它们伺机钻到鲸鱼的体内，迅速地满满地咬上一口。
你现在知道库切为什么对忒蕾莎这样的小鲸鱼如此刻薄吧，这可能是出色的作家，甚至像我这样认真的读者都会对类似忒蕾莎的人产生的蔑视，她们要的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一口肉，她们关心的是微不足道的那一点点所谓现实的研究，以及研究生发出来的对她们个人有关的利益，她们根本不是文学的，但是她们会在垂死的鲸鱼周围伺机满满地咬上一口。这种描述很不友好，但相当直率，因为以文学为生的人里，九成都是这样。
他们到了餐馆。天下着小雨。忒蕾莎让母子俩在门口下了车，然后把车开走，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有一会儿，母子俩站在人行道上，就他们俩。“咱们现在还可以溜，”约翰说，“现在还不太晚。咱们可以打个车，到宾馆那儿停一下，拿上东西，八点半能赶到机场，乘头班机离开。等骑警一到，咱们已经从现场消失了。”约翰笑着，伊丽莎白也笑了。他们将参加整个活动，那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至少在心里动一动逃跑的念头，也是一种取乐的方式。玩笑、密谋、同谋，这儿瞥一眼，那儿说一句；那就是他们共处或分开时的情形。他将是她的绅士，她将是他的骑士。他会尽可能地保护她，他会帮助她披甲戴盔，把她扶上战马，还帮她把小圆盾绑到胳膊上，把长矛递到她手里，然后退下。
这一段多漂亮，母子之间的那种真正的默契由此扑面而来，我觉得写到这儿，真的应该让我们很多文本的作者要汗颜了，这本书我说过，只有1/7的地方是在写这些虚构的叙事，大量的都是关于演讲中小说家的思考，而仅仅就是这1/7，都如此闪耀，光芒四射。我还想把它和我们的一个写作框架和思维框架作同比，比如说，在中国人中，一般读者是怎么看待年迈的女人呢？说得更难听一些，叫老女人，大家通常都是怎么看？有一个群体形象就是中国大妈，五颜六色的纱巾，一模一样的墨镜，草帽，不断的POSE拍照，广场舞，麻将，牌。现在已经有一些媒体在更改对中国大妈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他们会往大妈的这个群体形象里注入更多的同情，同情的理由是：这一类女性生完孩子，服侍完老公，走过了人生的盛年，然后现在到了暮年，孩子也不在身边了，空巢寂寞，和丈夫在婚姻当中也逐渐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所以很孤单，她们需要抱团取暖，需要感觉到活力，以及活力的回响。所以大妈们需要在一起，而为什么在一起就经常有逾矩之举呢？中国大妈经常都是不守规矩的典范群体，榜样群体，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一起，她们就好像回到了少女状态，孩子气，就一定要这样，非如此不可。大家在一起，胆气壮了，也引人注目了，那些规矩都可以文学性的被忽略，这就是现在的一种阐述中国大妈的框架，而恰恰在这种阐述里，很多人也就接受了对这类中老年妇女一种所谓的理解，也完成了这样一种所谓的理解，就是随她去，她高兴就好，她健康就行，只要不给子女添麻烦，又没有给社会添多大的堵，那么，只要她们能解决孤单，想想她们这辈子受的苦，随她们去吧，这也是这种阐述所带来的一种接受方式。而坦白讲，我对这个阐述以及之后的所谓理解甚至同情，对这整个的过程，我都完全不能认同，因为那不讲究，把个人看成了群体，而且里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式的难得糊涂，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尊重一个又一个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需求，她们的孤单，在她们这种花团锦簇的姐妹们的同乐当中，又有多少大妈真的解决了和面对过自己的孤单呢？广场舞散去的时候，她们收拾一番，把折扇，制服和鞋子都提在手上，趁着月色回家的时候，老公从早到晚面对电视和其他的老朋友喝酒的时候，她忙里忙出要在一大家子的晚餐上大显身手的时候，她有属于她自己的时候吗？有被尊重过吗？有被听到过和被在意过吗？有没有尝试过真正的对话？所以，这些就是不讲究，忽悠，难得糊涂带来的伪善，我非常痛恨这种东西，如果作家也有这一类对这种中国大妈，中国大姐，中国大爷的似是而非的包容，屈尊俯就的怜悯，那真的是注定写不出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会心的段落，约翰和母亲科斯特洛之间的一种默契。母子，母女，父子，父女的关系，难道我们真的从来都没有过这种默契？库切告诉我们，哪怕一个著名女小说家的儿子也可以这样对待他的母亲，而且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伊丽莎白马上要开始进入她那漫长的煎熬的晚宴了。晚宴，采访，会议，典礼，典礼上的讲话，这些都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疲于应付的。总是有人会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不要相信小说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对自己生平的回忆，因为他们是小说家。而我在读库切的这八堂课的时候，我恰恰觉得其实你可以把这本书和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志业》放在一起来读，马克斯韦伯这篇文章写到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一种志向，一种事业，它的正当性，它的价值以及它的社会功用。他真正的给学术作了证明，他也给学术划定了无可逾越的边界，他非常的冷静，那篇文章也是一个长的演讲，他对于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的两种职业，做出了自己特别犀利，敏锐，笃定地判断。库切的这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我是觉得他对小说作为一种人生的志业也做出了类似的，完全等质量，等水准的判断和申说，所以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她应付主持人的招数，库切也讲了。
先是一大段关于她在墨尔本郊区的童年情景的谈话（袋鼠在花园的地上尖声嘶叫），然后是一小段关于危险的谈话，即中产阶级安全的想象是危险的。她又谈到了她父亲的死亡，那是在马来亚，由于肠炎。她还谈到了她母亲在某个不显眼的地方，用钢琴弹奏肖邦的圆舞曲。然后，她又谈起音乐对她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即兴演奏。她谈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情况（狼吞虎咽、没有选择），随后，她把话题跳到了维吉尼亚 · 伍尔夫，以及伍尔夫对自己的影响。
所有这一切在约翰作为一个旁观者看来，都是他母亲熟极而流的技术性表达，她在里面根本没有存放任何真正的自己。
总之，约翰边听边断定，这是“匠人般的”表演，如果我们还能用“匠人般的”这个说法的话。这番表演吞噬了几乎一个小时。伊丽莎白似乎故意要这么做。最后只剩下几分钟了，她用来绕着弯子回答那几个以“您认为如何”开头的问题，她如何看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妇女问题、土著人权利、澳大利亚小说等大问题。约翰在她身边时近时远地生活了将近四十年，仍然并不确切地知道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确实不太清楚；不过，谢天谢地，他不是非得要知道。因为，他怀疑，母亲的思想跟大多数人的一样，没什么意思。一个作家，不是思想家。作家和思想家。粉笔和奶酪。不，不是粉笔和奶酪，而是鱼和鸟。但伊丽莎白属于哪一类呢？鱼还是鸟？她何以为生呢？水还是空气？这天上午来采访的主持人是专程从波士顿赶来的，是个年轻人，伊丽莎白对年轻人往往很宽容。但这一位是厚脸皮，没法把她糊弄走。“请您说说您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就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非常无礼的反驳，而我认为这也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的反驳。一个在意识形态的压力底下写对抗的小说家会引起我的怀疑，一个在意识形态的压力底下写顺从的小说家更会令我怀疑，一个想要显著的在作品当中传播思想的小说家不得不令我怀疑。小说不是政治，小说不负责思想，小说家的洞察是思想的侧面，背面和阴影，而并非我们在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当中传播的思想本身，我一直都在反复强调小说有思想，但是，仅仅是作我们所以为的思想的重要补充，所以小说家没有义务带来思想。
她对这样一个提问非常生气，哪怕她实际上在之后的几节里，她对生死，对邪恶，对权力与权利，对爱欲，对邪恶有自己真正的看法，那真的可以说是思想，但是，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反对自己作为一个传播思想的小说家。这也恰恰应和了我也蛮喜欢的一个台湾的以做这种著名的小说导读闻名的作者，他叫唐诺，写了众多的也类似于小说导读和文学导读的书籍，造福了太多的读者。唐诺先生特别讨厌的一本小说就是《1984》，他是一个真的很温和，有渊博的先生，但是恰恰谈到《1984》的时候，毫不留情，除了刻薄之外，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带着愤恨的，意思是在小说的框架底和维度下，它不值一提，因为它确实是在传播明晰的思想，在小说想要去面对和解决的主题下，他选择了一个最容易解决的一个主题，这是我领会的大概的意思，这个也是小说界以及我们这些变态地认为小说至高无上的人，对思想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读者时代》找来原话看，会开启你很多的思考。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很显然是跟唐诺和我这样的人站在一起，也包括他的儿子约翰也明白他母亲为何对传递思想的小说如此的恼怒，可能他们就用所谓的小说的方式选择了比较容易的主题来解决吧。
真正在现实主义这样的一节课里，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面对底下的芸芸众生，那些峨冠博带的嘉宾们，她引用的是卡夫卡的一个短篇小说，以这个短篇小说来向嘉宾们解读她对现实主义的怀疑。卡夫卡的小说，也是一个名篇，非常短，叫做《一份至某科学院的报告》，讲了一个猴子被人驯化之后，按照人类的方式来学习，学习到早已超越猿猴的程度，就在科学院的那些院士面前来做自白。相信人类在听猴子讲话的时候，是想听到它对人类的感谢吧。对人类的学习方式的那种崇慕，感激以及对它猴性改变的一种反省，人类是希望听到这些的，但科斯特洛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猴子的自白，而是观察底下的听众。
听众也一样，正如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们可能不包括那些腐朽的、面色红润的伪君子，伪君子们会脱下皮夹克和遮阳帽，换上晚会的行头。听众中可能包括一些猿猴的同类，它们都受过训练，如果说还没有达到演讲者的水平，他能用德语说出复杂的句子，至少也能静静地坐着听。或者，如果它们还没有被训练到那种程度，我们就把它们拴在座位上，训练它们别吱吱乱叫，捕捉虱子，或公开挠痒痒。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真的，这故事到底讲了些什么：是一个人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猿猴说话，还是一只猿猴跟一群人说话，还是一个人跟一群猿猴说话（尽管，我想，不大可能是这最后一种情况）
你看看，这就是小说家的思想，我宁愿把它称之为异质的思想，小说的思想永远是人当中的奇特的存在，异质的存在，小说的思想也是思想当中异质的补充，就是我们在现实主义里，它限制了我们去了解到底是猴子在跟猴子讲话，还是猴子在跟人讲话，还是猴子在跟另外一群猴子讲话，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实主义会告诉你，这就是猴子在跟人讲话，卡夫卡却让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在跟什么讲话，这就是现实主义带来的巨大的限制。当然，伊丽沙白科斯特洛，她并不是我这样的导读者，分析者，她没有我这么浅陋，她比我要深邃的多，所以她没有讲的像我这么笃定，所有深刻的思想者，恐怕都无法笃定地宣称什么，所以您应该警惕像我这样的讲解者，不是吗？更应该警惕那些比我要笃定地多的那些宣讲者，不是吗？
实际上，在这个文本里，这一讲是非常短的，她提示底下的听众，那些不知道是猴子还是伪装成人的猴子，还是实际上就是猴子的听众，去警惕这种指认A就是B的现实主义，她认为，有可能你看到的仅仅是镜子，这个不得不让我们想起了柏拉图《洞穴》，她提示我们，在这种指认当中幻象的存在。但是，就像无数次公开的演讲的失败那样，这次演讲戛然而止，同样的令人尴尬地陷入到一种寥落的掌声当中，甚至约翰都感觉到了整个气氛的晦暗不清。
后面的那段写得也很精彩，因为又回到了库切最擅长的虚构部分，儿子约翰作为她母亲零星思想的一个镜像，特别理解她母亲，与母亲有难以言说的深刻共鸣，我所说的共鸣是要带母亲逃离现场的儿子的默契，是真正属于人对人的，那并不是孝顺，那早已超越了孝顺，而这只是在小说家要处理的主题当中，仅仅是特别微不足道的紧贴人心的一个部分。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中国大妈的时候，甚至愤恨的一个关键原因。
最后约翰和其中一个电视访谈的主持人有一段婚外情，而这个主持人很显然对约翰的母亲更感兴趣，约翰非常清楚这一点，但是，他仍旧承接了这种好意，这是一段很复杂的叙事，这个男人非常温和，又极度敏感，他在母亲的庞大身影下，他当然有自卑，这个女人也洞悉到这一切，两个人在做爱之后，匆匆地分开，如果您感兴趣，把这一段去了解一下，这就是小说家想要超越的东西。小说家真正应当面对的是对现实主义的警惕，是对那个镜子的幻象的打破，对A指认为B那种笃定宣讲的怀疑，这就是库切的深度，你应该感觉到了吧，而且仅仅是第一讲，我就感觉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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