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
Michèle Lamont, 1987, “How to Become a Dominant French Philosopher: The Case of Jacques Derrid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3, No. 3, pp. 584-622.
一、问题
1986年，J．希利斯·米勒当选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这代表着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美国最终获胜，在另一片土地站稳脚跟。很显然，加拿大法语区出身的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在此之前就看到了德里达成功的征兆，她先是在1985年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会上提交了论文，两年多以后，这篇文章又以《如何成为一名主流法国哲学家：以雅克·德里达为例》为题，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上，从而适时提出自己思考的问题：“既然评价文化产品高度依赖背景性文化规范，那么同一种文化产品为什么能在法国和美国这两个迥异的文化市场上获得成功？或者说，一位法国哲学家怎么会在经验主义的土地上被人承认？在什么条件下一种文化产品才会被人定义为重要的？”（Lamont，1987：585）
二、结构
拉蒙这篇文章全长接近四十页，虽然是标准的社会学八股文，内容却很丰富，本身也只是用字母大小写和字号大小来区分各级标题，读起来不免容易迷失在各种说明和论证里面。但是，如果稍加整理就能看到，整篇文章的结构非常清晰，如下所示（基本就是拉蒙本人的表述）：
1. 引言，584—588页
2. 德里达的理论框架
（1）解构，589—594页
（2）学术与文化需求，591—593页
（3）声望及其扩散，593—594页
（4）社会、政治和制度环境，594—596页
3. 德里达的思想和制度轨迹
（1）思想正当化的制度支撑，597—599页
（2）结构主义争论，599—601页
（3）德里达作品的传播，602—608页
4. 美国纽带
（1）结构主义在美国的正当化，609—610页
（2）解构的扩散，610—614页
5. 结论，614—617页
三、解释对象和理论框架
在更加详细地总结文章基本内容之前应当进一步明确问题，尽管这篇文章已经被认为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但是必须看到，拉蒙的解释对象不是德里达的哲学，而是德里达的声誉，或者说，她要解释的并非某种哲学本身，而是这种哲学如何受到认可，文化产品如何被正当化，就这一方面来说，这篇文章与布尔迪厄此前完成的《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可谓大相径庭。
其次，还应当指出这篇文章的两点核心理论假设，拉蒙大体上参照着布尔迪厄。一方面，与布尔迪厄保持一致的地方在于，拉蒙也认为理论正当化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有何种内在价值或者性质，而是“共存的、高度结构性相互关联的文化和制度系统”；另一方面，与布尔迪厄稍有不同的地方则在于，布尔迪厄认为正当性源于位置，而拉蒙更加看重外部性的公共认可。这样一来拉蒙的核心理论框架也就出现了，基本上呈现为“结构性亲和＋托马斯定理”的面貌。
四、主要内容
（一）作品风格和背景的契合
在提出问题和说明文章主要内容的引言部分之后，“2.德里达的理论框架”主要讨论了解构理论的基本要素和60年代巴黎的知识和制度环境，着重点在于作品风格和背景的契合。
首先，德里达的哲学不仅应时而且具有独特性和原创性。他用“延异”一词攻击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差异原则，认为任何成分都包含有其他的成分，因此，一个原初的、决定性的时刻或在场从逻辑上便不可能；他认为西方的知识传统是一个追寻意义起源或保障者的超越性存在的传统，解构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文本中隐含着的等级制，它们排除掉了其他潜在的意义。这是德里达解构哲学的主要内容。
其次，德里达的写作和论证风格符合巴黎思想圈的文化需求。他的写作风格深受辩证法影响，注重修辞，与经验主义和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很符合巴黎思想界的传统；他发明了很多新奇概念，使之成为个人商标，个人色彩浓厚，能够被人辨认出来；此外，德里达十分清楚60年代以来法国知识界的风尚变动，从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等人，清晰对垒于黑格尔，这样一来他就参与到学术场域的争论中，成为它的一部分；在政治倾向上，他也与巴黎当时占主流的偏左氛围一致。
再次，德里达的成功也与他所讨论的哲学和讨论的方式有关。他关注和讨论的全都是重要的德国哲学家，并且参与到围绕着这些人的争论之中，这就使别人把他也看得很重要；他提供了一条十分便利的讨论哲学的方式，也就是把之前几乎所有的哲学传统都定义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不仅使解构成为备选项，而且令没有很好哲学基础的人也能夸夸其谈；他的写作十分含糊，他的思想又十分灵活，惹起争议的同时也有利于传播，而且他将自己打扮为一名先锋知识分子，一个卡里斯玛的形象，给青年人树立了榜样。
最后，德里达的成功还有赖于和哲学内容关联不大的社会、政治与制度环境。因为晦涩难读，所以法国中上文化阶层选择他，以示与其他人不同，与其他人相区分；解构作为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填补了68以后主义马克思退场留下的政治真空，它占有了这块场地；在60到70年代哲学学科面临正当性危机的时候，德里达挺身对抗，把其他科学贬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哲学重绘正面形象。
（二）学术同行和知识受众的认可
随后，拉蒙转向了她强调的第二点：学术同行和知识受众将理论和文化产品定义为重要的过程。整体而言，拉蒙认为六个因素很重要：（1）学院、期刊和职业群体等体制性存在和结构主义争论；（2）符合知识分子扬名历程的职业轨迹；（3）利用特定的文化资本；（4）思想合作者及其制度性支持；（5）思想合作和制度支持高度相关；（6）解构理论渗透到了文化市场的多个领域。具体说来，拉蒙总结为三点论据。
第一点在于德里达具备优异的文化资本并得到了极大的制度支持。他是高等师范学校的哲学毕业生，高师及其所在地第五区是巴黎文化圈的核心，也是最具名望的高等教育地区，在哲学倾向和文化关系基础上，德里达通过《批判》和《泰凯尔》杂志，名声迅速建立起来，跻身于德勒兹、列维纳斯、福柯、利科、巴特、克里斯蒂娃和索莱尔斯等名人行列，此外，其他的文化杂志和报纸也十分有利于他的名声传播；不仅如此，德里达先后任教于高师和高等研究院，与阿尔都塞、福柯、拉康等人共事，而学校中也有一批围绕着他的学生，例如菲利普·拉库-拉巴特和让-吕克·南希，他们创办杂志、举行会议和进行访谈，所有这一切不仅巩固了德里达重要哲学家的形象，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
第二，结构主义争论令他进入重要哲学家的圈子。1966年开始，德里达锋芒毕露地参与到结构主义论辩中，攻击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尽管此举直接导致与福柯的交情破裂，但他也进入到重要哲学家行列，成名哲学家在回应他的同时也帮助建立起了他的名声。
第三，在哲学界丧失兴趣之后，文学批评开始看重德里达。德里达一开始处理的是正统的现象学哲学问题，为专业的现象学家写作，但60年代中期吸引了专业领域之外的众多人，随着现象学家失去兴趣，解构理论在1972—1973年法国本土的大爆发之后迅速失势，但是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对他的兴趣却与日俱增，他在哲学和文学批评的接壤处找到了理论空间。
（三）在美国的成功
从两个角度细致分析了德里达在法国的成名之路后，拉蒙着手处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更加具体和特别的问题：法美的思想传统迥异，但为什么德里达不仅在法国成功了，在美国也成功了？拉蒙的分析仍然着重于上述两个角度，即（1）德里达本人、同行和公众认为他的作品重要，以及（2）德里达的作品和美国思想与制度环境相契合。
首先，结构主义在美国落地给德里达进入美国打好了基础。美国文学批评没有哲学那么多的思想资源，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在新批评终结之后，文学批评家也在寻找新范式来填补真空；结构主义方法千变万化，有助于改善早先美国文学批评的朴素形态，它本身并不是非常严格的特定学科的专属方法，而只是一种理论思路，应用范围很广；另外，新一代有志于学院位置的学者也看准机会，带入新的思想资源从而达成自身目标，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一种渊源于欧陆的思想在美国扎根。
其次，德里达得到了美国文学批评界人士以及其他相关重要体制性存在的支持。美国文学批评界几所私立精英高校（包括耶鲁、康奈尔和约翰·霍普金斯）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加上期刊、学会等，有助于德里达名声在高校之间传播；哈罗德·布鲁姆、保罗·德曼、杰弗里·哈特曼和J. 希利斯·米勒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耶鲁团体，强力支持德里达，德里达在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地位十分有赖于这样一个人物强大且具备凝聚力的学术团体，这一点意味颇深：（1）这是德里达与福柯最大的区别所在，也就是说，尽管福柯得到了更多大众媒体的支持，但他从来没有得到像这样一个近乎制度化的学术群体的明确支持。（2）再有就是这也反映出德里达在法国和美国出名的不同之处，在法国他更加依赖杂志、报纸等大众文化媒介，在美国则更多凭靠著名大学、期刊和群体，这一点也反映出法美两国文化市场的结构性差异。
最后，德里达的哲学受限于美国本土的哲学传统而难以流行。在美国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受到关注，特别是通过与约翰·塞尔在《纽约书评》上的争论和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但没有真正成为潮流，原因在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与德里达的解构格格不入，而哲学界却并没有像文学批评界那样出现理论真空或其他学科危机，这再次说明文化环境对作品接受与否存在重要作用。
（四）总结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拉蒙（1987：614）总结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分析：“我努力证明，理论的正当化有赖于两个因素，第一，理论生产者把他自己的作品定义为重要的，并且这种重要性被同行和更加一般化的思想受众制度化；第二，作品和具有内部结构的制度与文化体系相契合。理论的正当化渊源于一种复杂的环境相互作用，而非理论本身的内在属性。因此，理论不能孤立看待，即便我们是通过逻辑及其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涉文化领域来理解它。”
五、评价和影响
从理论上看，本文的讨论并不复杂，仅仅是两个非常经典的社会学要点，因果解释逻辑也很简单，可总结为“德里达的名声=个人、同行和公众认可+与特定的文化市场结构相匹配”。而方法上也不能说非常细致，混合地使用了所谓“文献研究法”（是在这个词真正的意义上说的，因为作者搜集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检索德里达在刊物和著作中出现的频率），用最基础的量化可视图表呈现出来，没有做任何进一步的量化相关性分析。作者所做的比较也是粗略和不系统的，就德里达和福柯的比较与法国和美国文化市场结构的比较都是如此。
文章甚至还存在一些问题。举例说来，似乎是出于解释全面性考虑，拉蒙无法忽视哲学学科60年代出现危机这个经验事实，但是她并没有把这一点理解为德里达身处环境不佳，而是强行解释为所谓“德里达的哲学概念和哲学学科危机之间的契合再度有利于他的作品的扩散”（1987：596），这一点像是强行解释，将不利因素强行解释为有利因素，整个这一部分形同诡辩，论证篇幅很短，并不充分。又如，拉蒙认为参与到结构主义争论中有利于德里达名望的建立，但经验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学术界无论是力捧还是批判都有可能打造出新一代的大人物，问题在于不同的结果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有的批评反而造就了名人，有的批评却连已成名的人也能摧毁？更不用说职业生涯刚刚起码的青年。在这一点上，拉蒙的解释同样显得有些粗糙。当然作者并不是没有反思的，在结论部分的方法论反思中她（1987：616）清楚说道：“要评估德里达作品的正当化过程有多特殊，与其他案例有多么不同，还需要做更多研究。”而这篇文章简略提及的福柯与德里达的比较只是一个开端。
如果一定要挑问题的话，或许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更加外部性的问题，比如这篇文章对学者之间的竞争和时间性不够敏感。但很显然，这篇文章在当时就已经成功，发表顶尖的社会学专业期刊上。此外，德里达研究者也显得比海德格尔研究者更加宽容，2010年，伯努瓦·皮特斯的《德里达传》出版，尽管传记作者对一个有计划攻占美国的德里达形象有所不满（实际上这种形象在论文中是比较次要和淡薄的，构建一个无视结构的英雄形象，这不是布尔迪厄主义者的风格），但在两次提及拉蒙文章的地方，都冠以“著名”的赞词（2014：252、415），更多持认可态度。
不仅如此，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还颇为深远。2009年，意大利学者马可·桑托罗（Marco Santoro）在《社会学》（Sociologica）发文，题为《如何“不”成为一名主流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意大利的接受史（1966—2009）》。桑托罗整理材料和梳理历史后发现，布尔迪厄在英美德攻城略地，在意大利社会学中却举步维艰，借用阿尔都塞的“过度决定”概念，他综合考察生态、网络、组织和认识论因素，认为以下几点阻碍了布尔迪厄在意大利的接受：（1）社会学在意大利建制很晚，到60年代才逐渐形成一个社会学场域，那个时候的主要学者自然选择默顿、拉扎斯菲尔德和帕森斯等名人，在布尔迪厄于60年代后半叶进入意大利的时候，整个场域已经分裂成了左派的常人/世俗社会学家和右派的天主教阵营；（2）在意大利，布尔迪厄没有华康德这样强力支持者，柯林斯、哥德索普和布东受到支持，进一步挤占了空间；（3）不仅无法在大学中站稳脚跟，布尔迪厄也不像马克思和主义马克思者（更不用说天主教社会学家）那样有团体和党派支持，他既不够左也不够右；（4）认识论方面有两点不利条件：一方面，意大利社会学传统上不信任限制知识分子能动性的社会学，任何决定论、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的学说都受到怀疑，但教科书上的布尔迪厄正是这几个形象；另一方面，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不仅是发生学的，而且十分看重历史，但在意大利职业社会学家中，历史从来不是常规论题。既然布尔迪厄与意大利的社会学界没有结构亲和性，后者也没有足够多的注意力空间，而且布尔迪厄还没有追随者，那么，他不能深入意大利社会学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看起来，可以说的无非是这篇文章问题新颖，至少在当时十分新颖，此外，作者的聚焦点细微，涉及到的内容又是方方面面，对后续研究不乏启发，尽管今天对学者声誉的讨论在范围、理论、方法和材料上看起来都有所进展（Gerhardt，1999；Owens，2010；Gill，2013；Korom，2020），这都无碍于这篇文章的先驱。从以上方面讲，这显然是一篇足够好的社会学论文。
但是，就像桑托罗对布尔迪厄的研究所显示出来的那样，拉蒙这篇文章最大的启发性可能还在于反思性，按照作者教会或至少说提醒我们思考的方式，似乎有必要问一问：这篇文章本身是如何得到认可的？《如何成为一名主流法国哲学家》成功的背后，也存在一些稳定因素所构成的结构性条件吗？撇开上述“内部”评价，我们还能发现什么，这可能才是更加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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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the Elder W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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