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伯纳德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用海德格尔的术语理解和谴责名人文化。
笔者打算提出一些应该会让你侧目的论证:名人文化是一种哲学。通常遭受谴责的将名人偶像化以及诸如英国举办的真人选秀节目“英国偶像”(X Factor)之类的盛行、现实电视节目的流行和“仅仅因为有名而有名”的现象、孩子并非根据才能而是仅仅根据名人的事实开始选择自己的英雄的事实等,所有这些都是哲学。
认为某个东西只要流行就是有价值的,这个观点其实是个众所周知的逻辑错误,也就是说属于民意论证(ex consensus gentium)。但是,这种错误很有感染性。本文希望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这种看法如此流行?若按马丁·海德格尔对我们思想史的分析的方式来理解,人们之所以非理性地称赞流行的东西,根源就在于哲学传统。
我希望诸位已经猜到了,该分析远非名人文化的合理性论证。称某个东西为“哲学”并不必然意味着恭维和称赞,虽然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好东西。如果引用依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哲学乃“科学之母”,这种传统观点的余荫维持了下来以至于如果某种思维方式被指“不哲学”,那就等于是一种侮辱。比如,说佛教不是哲学而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虽然有很多理由,但这样说常常被认指控是文化偏见作祟。但是,如果人们觉得哲学未必是好东西,那要求我们将佛教看作非哲学的东西可能就不至于产生误解了。
海德格尔的反哲学立场
海德格尔本人在晚年反对哲学。他进一步扩展了尼采的观点,即我们时代的问题---欧洲的虚无主义等同于贬低柏拉图主义的价值,他比尼采更甚,指出所有哲学都是虚无主义。因此,为了克服虚无主义,我们需要表现出并非哲学性的“创造性思考”,因而有了他的论文“哲学的终结与思考的任务”(1964)。
该论证的很多读者发现它有些荒谬。他们认为,海德格尔是在玩弄语义学的把戏。或许他不再想自称哲学家了,但他在做的显然是哲学。不过,这样说可能忽略了他对哲学有具体定义的事实:哲学是古希腊时期出现的一种思维方式,主要构成因素是尝试以自己存在的方式思考存在的存在。
这听起来非常抽象,但这只是因为它是基础论证。存在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社会学认为,存在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物理学认为,存在是由物理法则决定的;哲学认为,存在只要是存在就是存在。因此社会学家要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阐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物理学家回答这个问题:要么认为人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相对移动的身体,要么是原子、粒子流、夸克或弦的集合体。哲学家则希望阐明存在或者人的本质来回答问题。
基本的人性
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经典的定义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被视为会说话的动物(zoon logon echon),人是语言动物。无论我们是否赞同,这是揭示本质的尝试。它通过辨认出体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某种东西而定义人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能被看作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不掌握语言或者意义,就不可能是人。这里,对亚里士多德的明显批评是,有人的确不会说话,但是现在的要点不是亚里士多德以这种方式定义人是否正确,而是说他试图通过辨认出他相信的不能被剥夺的东西来定义人。基于这种倾向,海德格尔发现在哲学的历史上,哲学总是把存在的存在理解为存在不断呈现出来的东西,只要它还存在的话。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的现代版——“人是理性动物”以同样的方式操作:它等于说只要人存在,理性就存在。(这里不是说这个定义有任何科学证据---没有证据-而是说我们继承下来一种认识,即人在根本上是理性的。)或者我们会说,只要人存在,它就思考,思考的结束就意味着人的结束。因此通常的理解,即死亡意味着意识的终结、理性的终结和人的终结。因此,人意味着通过思想而不断存在。在快进中,这是海德格尔花了很多年时间写了很多东西来论证的东西。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要点:哲学不仅认为存在是一种不停的存在,哲学还总是假设一种最高级的存在,最有“存在范儿的存在”(most beingly being)。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存在是一种二元论变量——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作为概念的存在其实承认程度上的差异。这是一个难点,我们希望用一个例子说明。就拿这个命题“歌手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比爱德华·希兰(Ed Sheeran)更像吉他手。”(Jimi Hendrix is more of a guitarist than Ed Sheeran)为例。这个命题是在说,亨德里克斯和希兰都有“吉他手”的特征作为其存在的一部分;但是亨德里克斯比希兰更像吉他手。“亨德里克斯是吉他手”中的“是”比“希兰是吉他手”中的“是”拥有更多权重,是更多存在。在此背景下,有人或许想说“更像吉他手”(is more of a guitarist than)是“更伟大的吉他手”(is a greater guitarist than)的一种隐喻。但是,后者本身意味着亨德里克斯以比希兰更纯粹和更完整的方式体现了吉他手的本质。最终来说,无论我们如何表述这种对比,我们说的是亨德里克斯比希兰更像吉他手--这反过来可以翻译成“吉他手特征”更多体现在亨德里克斯而不是希兰的身上。
这里,存在承认程度上的差异。对这种程度差异的衡量是呈现。某个东西如果有更多的呈现就是更多的存在,更少的呈现就是更少的存在。而且,真正的存在不是任何种类的呈现,而是最高可能程度的呈现和长期性呈现。如上所述,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假定了最高可能程度的呈现和最永恒的存在是最高的存在和最具存在范儿的存在。简单地说,这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体神学(onto-theology)。哲学总是认为存在是一种长期呈现(希腊语中的onto-就是继续存在的意思),总是表现自我朝着将长期呈现推向极端的存在前进,一种绝对长期性存在的实体:最具存在范儿的存在。说哲学崇拜这个实体可能有些过分了,但它的确在哲学探索中总是被提及,虽然这种指代只是否认其存在。从传统上看,这种最永恒的存在就是上帝(希腊语中的theos),被理解为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所有永恒性中永恒存在的实体。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之后的现代性,这种“最具存在范儿的存在”已经从上帝转移到人类主体:人成为最大的存在,最永恒的呈现。为此,人道主义成为上帝已死阴影下的世俗宗教。
古代名气与现代名气
我们回头谈论名人文化:名人是我们社会中最具存在范儿的存在。名气是定义名人的东西。成名意味着被很多人知道。被人知道就是向他们呈现。因此,成为名人就是呈现给很多人。名气大小的衡量标准就是看这个名人在多大程度上呈现给人,被理解为认识他的人的数量或者出现在新闻、电视或者被社交媒体跟踪报道的频率。名气最大的人是最经常呈现给最多人的人,因此我们呼应了崇拜名人的哲学传统。因此,因为有名而成为名人的观点不是名人本质的堕落,而是其真正大功告成。名气在因为有名而成为名人中成就了自己,因为名气就是被呈现给很多人而已。人们终于明白,人们赢得名气就是将自己呈现在公众眼前:人们将自己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手段是任意性的。经常性呈现是目标,能否成功并不重要。
所以,在这个显然虚无主义的状态中,如果某个东西遭到了破坏,那不是名气概念。相反,被破坏了的是人的概念。上帝死了之后,人类追求永恒的欲望不再是通过赢得上帝永恒存在的天堂一角,而是朝向贬值了的永恒存在版本,即只要能在我们这个并不永恒的世界中实现长期存在就已经满足了:因此,就有了名气。
一方面,这呼应了古希腊政治,那里都是做大事以便名垂青史,赢得不朽。在《人类的条件》(1958)中,汉娜·阿伦特很好地刻画了这种追求不朽的欲望,如果通过哲学的诞生被推向极端,就变成了追求永生。不朽意味着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离开,而永生是超越这个世界进入下个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名人文化作为在物质世界找到永恒呈现的尝试是经过几千年宗教思考的灌输后值得欢迎的回归“真世界”。在当今意义上的渴望成为名人与通过名气赢得不朽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区别可以从下面这个不同看出:希腊人渴望永远被人纪念,现代名人的目标是永远被人看见。被人纪念已经承认人终究是要死的。我们只会纪念已经不存在的人或事。相反,当今对成名的渴望是追求维持永恒呈现,维持在大众意识中的客体。所以,希腊文化追求成为其子孙后代的过去的一部分,而名人文化旨在持续存在于子孙后代的现在——不断呈现为永恒存在。前者通过竭力进入历史而确认这个世界的偶然性,后者通过维持现在而尝试逃避历史。因此,名人文化是虚无主义的、哲学的(海德格尔的贬义用法)东西,是应该被抛弃的东西。
简而言之,我真的不喜欢真人选秀节目“英国偶像”。
作者简介:
马修·巴纳德(Matthew Barnard),曼彻斯特都市大学哲学讲师,英国现象学协会秘书。专攻海德格尔的思想。
译自:The Birth of Celebrity Culture out of 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by Matthew Bar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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