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哲学、思想、文学和美学等众多领域的影响历久弥新。然而，作为一名职业的古典语文学家，尼采曾经非常失败，其《悲剧的诞生》遭到了学术同行的激烈批判，被谑称为“未来语文学”。本文尝试把尼采古典语文学职业生涯的失败放置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文学术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以韦伯《作为职业的科学》所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科学观”为线索，探索古典语文学在德国人文学术领域兴衰荣辱的发展历程。尼采的职业失败是因他在德国语文学的巅峰时代做了与语文学背道而驰的学问，而尼采之后语文学的急速衰落表面看是因语文学与纳粹的关联所致，但深层原因是人们出于对科学的迷信，未能认清作为人文学术的语文学事实上无法脱离时代精神。
关键词：尼采 古典语文学 回归语文学 浪漫主义科学观
作者：沈卫荣，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一
2003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他学术生涯即将终结的时候，向学界郑重地发出了“回归语文学”的呼吁，他说:“在与人文主义相关的所有学术分支中，语文学几乎是最不时髦、最不性感，也最不现代的一门学问，而且，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有关人文主义对生活之适用性的讨论里，它也最不可能出现。”可是，就是这个“古旧发霉的过气学科”，或正是对当下充满了不着边际的行话和专注于宏大权力结构与人类历史之宏观叙事的文艺批评的最不可或缺的救赎和疗治。为了消减世人对语文学的反感和误解，萨义德别出心裁地提醒大家:“在过去的150年中，西方所有思想家里最激进、思想上最无畏的一个人———尼采，曾经并一直都认为他自己首先且主要是一名语文学家。”
爱德华·萨义德
其实，20年前，保罗·德曼也曾发表过一篇同题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持续的争论。德曼认为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即是对语文学的回归，他试图以此缓解传统文学研究者对法国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敌视和排斥，最终摆脱北美英语文学研究面临的严重危机。德曼指出，文学研究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人文和历史的学科，而是一门专注于文学文本本身，重视研究语言结构及其意义之传达方式的专门学科，强调即使是福柯和德里达这样的法国理论家，他们讨论问题时通常也不以哲学推理为依据，而是更重视现实的和实证的研究，探讨的是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即便对前述所有作者常常引用的尼采，他们强调的也只是其语文学家的一面，而非其存在论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者［哲学家］的一面。”
语文学通常被人看作理论的天敌，而萨义德和德曼却先后如此高调地呼吁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这背后一定有他们个人独特的情感遭遇和对学术理路、范式转换的反思与考虑，值得我们做一番考究和梳理。德曼曾公开声称自己是一名语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而萨义德则将库尔提乌思、奥尔巴赫和斯皮策等欧洲著名文学研究大家都划归语文学家的行列，认为他们是他最崇拜的英雄，而他自己则是他们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德曼和萨义德对语文学都抱有一份特殊的情怀，也各有他们与众不同的理解，他们分别号召要回归的那个语文学指的也并不是同一个东西。然而颇令人费解的是，他们都坚信尼采这位近代欧洲最伟大的虚无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更应该被视为一位职业的古典语文学家，并将他一度曾经拥有过的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Klassische Philologie)教授身份，拿来为在北美人文学界早已是明日黄花的语文学树旗招魂。按理说，萨义德和德曼都非常清楚，在以古典语文学为职业的那段时间，尼采恰好经历了一段滑铁卢式的学术生涯;他们既然都视尼采为偶像和榜样，何以不为尊者讳，把这段经历隐下不表，而偏偏要揭人之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
二
1869年，年仅24岁的尼采获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职位，成为欧洲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可这样难得的殊荣，竟成为尼采学术人生失败和不幸的开始。1872年，尼采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悲剧自音乐精神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国内简译为《悲剧的诞生》)。原以为凭它可以为自己尚未兑现的天纵之才正名，岂料出师不利，尚未起飞，就先折断了翅膀。这部至今受人膜拜的作品在当时却招来了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批判和讨伐，而且这些激烈、刺耳的批评声都来自德国古典语文学专业内部。
尼采
《悲剧的诞生》出版当年，曾经非常敬重尼采，且与尼采一样来自以优秀的古典学教育著称的普佛尔塔中学(Schulpforta)、也同样在波恩大学(Bonn)攻读古典语文学的晚辈学人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发表了一篇充满火药味的长篇书评，抨击尼采对古典学的无知和背叛，指责他缺乏对真理的热爱，仅仅凭借个人对音乐精神和古典神话的激情，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从个人内心体验出发，以哲学推理为方法对古希腊悲剧做了完全非理性、非学术的演绎。全书完全不符合语文学学术规范，它既不引用一手的古希腊悲剧原著，也不征引二手的前人研究著作，甚至没有做任何脚注。语文学要求学者以出色的语言和历史学的基础训练，将一个古典文本放置于其本原的语言、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它做出理性的批评和解读，而《悲剧的诞生》完全忽略了古希腊悲剧的文本及其原初的语言和历史语境，却以很大的篇幅讨论瓦格纳的音乐和德国的悲剧精神，热切地呼唤寓意生命本能的酒神和日神精神的复活，并将瓦格纳的音乐看作古希腊悲剧精神在德国复活的希望。不言而喻，《悲剧的诞生》不是一部语文学的作品，其学术方法正好与古典语文学背道而驰。
所以，维拉莫维茨觉得尼采不具备古典语文学家应有的专业水准，更缺乏理性、科学的职业精神，他才不配位，应该“信守诺言，拿起酒神杖，从印度去希腊，走下那个他应该教人科学的讲坛，将虎豹召至膝下［施教］，而不是去教那些学习语文学的德国青年，他们应该在苦行僧般的自我否定的工作中，学会处处独自寻找真理，并通过自愿的奉献来解放自己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瓦格纳歌剧虽然流行，且深受尼采推崇，但有音乐评论家认为它不堪入耳，或只有未来才有人欣赏得了，所以称它为“未来音乐”(Zukunftsmusik)。维拉莫维茨觉得尼采做的语文学与瓦格纳的歌剧一样，非驴非马、不伦不类，所以，也谑称其为“未来语文学”(Zukunftsphilologie)。
同样，尼采的“博士父亲”(Doktorvater)李奇尔(Friedrich WilhelmＲitschl)曾把尼采看成一位无所不能的少年天才，说他是自己39年语文学教授生涯中最得意的弟子，并预言假以时日这名学生必将成为德国最一流的语文学家，故甘愿以自己一生的学术声誉为赌注，不吝一切溢美和夸赞之辞，为尼采的古典语文学能力担保;可在读到《悲剧的诞生》之后，他表面沉默无语，私下却难掩极度的失望和恼怒，称它纯粹是一部“令人脑洞大开的垃圾玩意儿”(Geistreich Schweinerei)、简直“疯狂之至”(Größenwahnsinn)。而也曾是尼采申请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席时的推荐人、李奇尔的弟子和继任者、维拉莫维茨的导师、曾任波恩大学校长的古典语文学和比较宗教学教授乌瑟纳(Hermann Usener)，更是直言不讳地宣告这本书“纯属胡言”(der bare Unsinn)，“任何写出这样的东西的人，以科学［学术］而言，他已经死了”。
《悲剧的诞生》
《悲剧的诞生》问世后鲜有人问津，它催生的只是尼采职业生涯的悲剧。从此，尼采陷入了难以挽回的职业危机，几乎没有学生注册来上他的古典语文学课。在整个古典语文学界，尼采声名狼藉，处于极端孤立无助的境地，以致身心俱惫，最终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职，而不得不于1879年申请提早退休，结束了近十年的职业生涯，时年仅35岁。
值得庆幸的是，离开了大学教授这个职业岗位，脱离了人文学术体制加给他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尼采终于能够做自己的上帝，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freier Denker)了。他的灿烂人生正是从这时才开始的，此后十年是他随性地生活、读书和写作的黄金时期。作为一名“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文学者，尼采不应该是先知和预言家，而失去了这个身份的尼采，才有了当先知的自由。正如维拉莫维茨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当尼采“按照他的要求放弃了教职和科学之后，成了一位非宗教的宗教先知和非哲学的哲学先知。他的魔鬼给了他这个权利，他也有当先知的精神和力量”。至1889年彻底失智前，尼采于这黄金十年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著作，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等等。显然，正是在摆脱了与他个人性情和志趣并不相符的职业身份之后，尼采才在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就。
三
虽然发生在尼采和维拉莫维茨之间的这段“语文学公案”曾经轰动一时，但是今天尼采在思想界、文化界却是神一般的存在，就连德曼和萨义德也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而维拉莫维茨的名字则大概只有极少数西方古典语文学的专家才偶尔会记得。可在这段欧洲学术史上著名的语文学公案中，尼采曾以彻底失败者的形象出现，而维拉莫维茨则盛极一时，曾先后出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并担任过哥廷根大学的副校长和柏林大学的校长，有《荷马史诗研究》(Homerische Studien)和《语文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亦称《古典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Altertumswissenschaft］，或称《西方古典学术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等古典语文学名著传世，取得了远胜于尼采的学术声望和地位。平心而论，就古典语文学而言，维拉莫维茨的天才一点也不比尼采逊色，作为年仅24岁的大学生，他在身边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仅用两周时间就写成了那篇不但博闻强识、古典学术底蕴深厚，而且气势恢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批判尼采的传奇性书评。
显然是被尼采“超人”的光环所遮蔽，今天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和理解这段语文学公案何以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有人甚至把“未来语文学”这顶讽刺性和侮辱性都极强的帽子错当作一个可以以尼采为标榜，并预示着语文学之未来的新世纪和新时代的语文学，开始对它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倡导。2006年，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Berliner Wissenschaftskolleg)在柏林科学委员会的支持下，设立了一个新的学术平台:“未来语文学:跨区域研究论坛”(Zukunftsphilologie:Forum Transregionale Studien)，既倡导语文学的回归，同时亦推动区域研究的进步。
其实，刻意彰显尼采的古典语文学家身份，并将它拿来作为今天倡导人文学术回归语文学的理由，这是不合情理的。我们更应该做的或是把尼采的职业生涯放回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术背景中，去分析其失败的具体原因。如今，不少人或将其偶像当年职业生涯的失败怪罪于语文学，由此开始嫌弃语文学。尼采自己也曾说过这样的气话:“语文学带来的后果:过高的期待、庸俗、浅薄、文本阅读与写作地位的过分拔高;与人和人类需求的疏离……语文学的任务:消失。”所以，不少人幻想如果尼采当年选择的不是语文学而是哲学，那他一定会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这显然既不了解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人文学术环境和大学学术体制，也没有真正领会韦伯发表于1919年的那篇著名演说———《作为职业的［人文］科学》(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甚深密意。
尼采之所以遭遇这样的职业困境，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到底尼采是一位古典语文学家还是哲学教授，而在于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合格的职业人文科学家，在于《悲剧的诞生》作为一部古典语文学著作是否足够专业、理性和客观。传说尼采于1871年就曾尝试转任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当时该大学的哲学教授职位因古斯塔夫·泰希米勒(Gustav Teichmüller)转任爱沙尼亚多尔帕特(Dorpat)大学而出现空缺，但尼采并没有成功。在当时的学术体制下，尼采根本没有担任哲学教授的资格和条件，他从没有受过任何职业的哲学训练，他进波恩大学时初选专业是神学和古典语文学，但第一学期结束时他就放弃了神学，专注于古典语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尼采从来也不是一名学院派的哲学家，不但《悲剧的诞生》是一部古典语文学、瓦格纳音乐思想和叔本华哲学的大杂烩，而且，终其一生，尼采也没有发表过一部系统和专深的哲学著作，而更多是格言、警句式的哲学和伦理学随笔，他的哲学思想常常游走于艺术、学术(科学)和哲学之间。像他这样的“自由思想家”式的哲学、文学、艺术和伦理学研究，从来没有明确的学科定位，与作为职业的大学哲学教授的学术相比较，从研究方法到研究主题都有根本的不同。总之，尼采或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但在当时德国的人文科学背景下，他同样做不了一名合格的职业哲学教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印度学和南亚研究教授谢尔登·波洛克先生是当今“世界语文学”的旗手，他将“未来语文学”视为语文学的未来，且不遗余力地要推动语文学重回二十一世纪世界一流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他如此评价尼采和维拉莫维茨这段争论:
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镜中来观察，这是发生在历史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科学和教育、学术和生活之间的一场争议，这是一种对欧洲现代性而言并不独特的争议。而这一次胜利走向了历史主义者———这只“知识的冷血魔鬼”……他们争议的是古典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对于维拉莫维茨而言，对过去的任何社会的或者文化的真实知识，只能通过检验它的历史语境的每一个特征方能获得，为此必须与当下现实关注完全脱离开来。而对于尼采而言，语文学这个新近才职业化了的(和最近才命名的)学科的学术进路已经彻底使古典研究走进了死胡同，歪曲了它的研究的真正目的。语文学家们自己对什么是他们应该辩解的和什么是他们应该保卫的已毫无感觉。
维拉莫维茨
事实并非如此。维拉莫维茨和尼采之间并不存在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与教化以及学术与人生的争论，维拉莫维茨写下这篇人文学术史上罕见的长篇书评，无非就是想要证明尼采不是语文学家，写的是一部“不干净的科学著作”(unsauberes wissenschaftliches Arbeiten)，故没有资格担任古典语文学教授职位。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尼采先生不是作为科学研究者出场的，他沿着直觉的道路取得的智慧部分地以公文体裁，部分地又以新闻记者———日报的奴隶们———熟悉的那种推理的方式呈现出来。”(Zukunftsphilologie:6)但是，
我们的英雄们和每一个真正热爱科学的人，不被对最终结果的一个假设所迷惑，唯以真理为荣耀，不断推进对知识的认知，对每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只把它置于它于此发展出来的那个时代的前提中来理解，于历史的必然性中来观察它的合理性，而这样的研究道路，我想说的是，这种至少在原则上已经成为科学之共有财富的历史的和批判的方法，恰好就是以下这种看待事物方式的对立面，即教条式的，想找到始终不变的证据［的方式］。(Zukunftsphilologie:8)
最后，维拉莫维茨还强调:
我相信对［尼采的］无知和缺乏对真理的热爱的激烈指责，于此我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但我还是担心我对尼采先生不公平，假如他今天回答我说，他根本就不想知道什么历史和批评，根本就不想知道所谓的世界历史，他只想制造一个酒神－日神式的艺术品，一种形而上学的安慰剂，他所说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共同的日常现实，而是梦幻世界中的一种更高级的现实，那我一定会以最好的形式撤回和自贬［我对尼采的批评］，我将很乐意允许他的福音［传播］，因为我的武器打不中它。(Zukunftsphilologie:32)
四
因《悲剧的诞生》而引发的这场争议的胜利者是维拉莫维茨，但这不是历史主义者———这只“知识的冷血魔鬼”———的胜利，而纯粹是语文学的胜利。十九世纪的德国学界，语文学正处于全盛时期，是学术皇冠上的明珠。语文学被称为“关于人类智力生产的精准科学”，是现代学术的最高形式。它是科学精神的化身，具有与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相应的准科学地位。自十五世纪以来，人文科学的一切进步都可以归结为是语文学精神的成就。语文学与古典学(Altertumswissenschaft)相辅相成，是包罗古典时代所有知识的主干学科，涵括了历史、地理、神话、法律、宗教、艺术、碑铭学和社会史研究等学科知识。语文学家凭借通过语言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经验构建起一套语言的总体分类，揭示语言、神话、宗教和民族(种族)的起源，进而对文化发展的原则做出历史性的阐释，并对这样的人类文化现象达成一种哲学的理解。语文学从对语言、文本、作者和作者所处时代环境的探究，进入对文化、文化的起源，乃至人类的起源的探究，即从语言和文本的细枝末节出发，扩展至对广泛而深刻的人类历史的、哲学的和道德的意义的探索。总而言之，语文学包罗万象，它与人文思想领域的任何知识都相关。通过真正的语文学，语言研究就像所有精深的哲学一样，产生了诗歌般的魅力。以理性主义、批判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精神是和现代语文学同一天诞生的，现代精神的缔造者就是语文学家，语文学是现代性的科学。在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中，语文学是“大师学科”，即使是哲学、神学这样的学科，也都必须建立在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哲学家和神学家都首先必须是语文学家，否则他们的学术研究就不能被纳入现代人文学术的体系之中。
总而言之，尼采时代的德国，语文学是代表现代性的前卫学科，语文学家浑身上下散发着一圈权力的光环。语文学既是一种对语言及其所代表的文明拥有非凡精神洞察的天赋，而且也是生产这样的作品的能力，其语言表达能同时具有美学的和历史的力量。或许正是在这种语文学控御一切的现代人文学术背景下，尼采自小就接受了古典语文学的训练，进入大学后也很快放弃了当一名神学家、牧师的志向，而发愿要成为一名职业的古典语文学家。遗憾的是，尼采最终却并不属于语文学家这个闪光的圈子。
《悲剧的诞生》的主题是古典语文学视野中的文学、音乐、艺术和哲学研究，它自然不乏闪光的思想，但它不是一部当时学科意义上的优秀的古典学和语文学研究著作。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背叛了古典语文学求真求实、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精神，违反了语文学言必有据、精益求精的学术规范。尼采职业生涯的失败说到底就在于他做的学问不够语文学。在维拉莫维茨等同时代语文学家眼里，尼采或许就是一位“天才和激情的票友”，故没有资格将语文学作为自己的职业。
有意思的是，在经历了失败的职业语文学家生涯之后，尼采依然对语文学无法忘怀，不但留下了《我们语文学家》(Wir Philologen)这样一部未完成的笔记，而且还为语文学提出了一个至今给人启发的新定义———“语文学就是慢慢读书的艺术”。在1886年秋天为自己的《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一书所写的前言中，尼采对他的语文学观念做了如此的描述:
人是不会白白地当了一回语文学家的，或可说，人或许还会是一位慢慢阅读的老师。最终人们也要慢慢地书写。这即是说，语文学是那种值得敬重的艺术，首先它要求其追随者先走到旁边(beiseite gehen)，不紧不慢、静下心来、放慢一点———［语文学］作为一种词语的金匠艺术和专长，它必须是纯粹精致和细腻的活计，若非以慢板做成，则什么也做不成。正因为如此，今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被需要，亦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工作”的时代，或者说，一个匆忙的，不太正常的和汗流浃背、着急忙慌的时代，即总想着要把一切，也包括要把每一本旧的和新的书都立即“做完”的时代，它最吸引我们，也最令人醉心。它［语文学］本身并不那么容易用它来完成任何东西:它教人如何好好读书，也就是说，慢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带着内在的深思，带着敞开着的门，用精细的手指和眼睛来读。
尼采始终愿以语文学家自居，希望别人最终能够接受和承认他是一位优秀的古典语文学家。他甚至认为一个道德的谱系也可以很好地被安放于语文学的罗盘之中，而歌德、瓦格纳、叔本华、莱奥帕尔迪等文学家、音乐家和哲学家等都应当算作最高等级的语文学家。
尼采离开这个世界至今已经一百二十余年了，他作为职业语文学家的这段失败经历早就被人遗忘，语文学也早已在今日世界人文学术体制中无处可寻了，而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尼采，其影响力却与日俱增。波洛克说维拉莫维茨在这段争议中只是赢得了空心的胜利，它预言了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语文学将遭受在文化资本中被碾压的厄运。维拉莫维茨曾以自己灿烂的学术生涯，把古典语文学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可物极必反，语文学很快盛极而衰。如果说尼采时代是德国乃至欧洲语文学最辉煌的时代，那么在他去世后的半个世纪内，语文学快速地经历了从全盛到衰落的断崖式过程。
语文学自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在整个世界全面衰落，其中无疑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对此一批学者正在做细致的检讨和总结。与语文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或有明显不同的是，德意志语文学本来是世界语文学的旗帜和巅峰，却因为与纳粹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非常深刻的关联而更加急速地跌下了学术神坛。与尼采同时代的学者和一些略早于他的前辈，如奥古斯特·施莱格尔、弗朗兹·博普和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等，几代德国权威语文学家们协力构建了被认为是上帝或者天堂语言的“原始印欧语”，进而创造出了有关雅利安人种的神话，而这最终成为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依据，语文学家们因而也成为纳粹法西斯疯狂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共谋和帮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随着纳粹政权垮台和法西斯主义被清算，德国语文学也一下从学术的顶峰跌至深渊。
五
197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界兴起了以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为武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热潮，而德国纳粹时代的语文学，特别是印度学研究成为最理想的靶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波洛克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度东方主义》的长文，对作为纳粹帮凶的德国印度学家们的罪行做了尖锐激烈的揭露和批判，令本来自视清高、目中无人的德国印度学家们个个灰头土脸。令人意外的是，波洛克对德国纳粹语文学家所作的这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极强的指控，却让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国语文学家们很难理解和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语文学家及其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不应该连带着把作为德国现代人文学术之核心的语文学也一同给彻底地否定掉，这正可谓在泼掉洗澡脏水的同时把婴儿也给泼掉了。
显然，仅仅出于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义愤，或者仅仅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这个角度来揭露和批判德国语文学、印度学，特别是它们与纳粹法西斯主义罪恶的关联不免失之简单和偏颇，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更是一个欧洲内部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治性计划。我们应该对纳粹时代德国语文学家的身份认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观念和学术伦理)、学术研究(研究课题、学术成就)和学术方法(语文学/古典学)等做出明确的区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像对他们的政治观念做价值评判一样来评价和批评他们的学术;除了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判这一套话语体系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借助对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浪漫主义科学观”的分析，来考察那个时代德国人文科学的历史，以揭露语文学何以与纳粹紧密关联的深层原因。这样，我们或能更清楚地理解不够语文学的尼采当年何以如此失败，而盛极一时的语文学在他之后又为何一败涂地。
所谓“浪漫主义科学观”是一种对人文科学之客观和真实性的迷信，即完全相信科学是实证的、连贯的、不冲突的，具有历史的和语文学的精确性。科学可以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价值中立，不为现实政治和利益服务。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是政治宣传，它超越现实的关注，经得起历史和时代的检验。对这样的浪漫主义科学观———即这种“理想型”科学的设计而言，最经典的文本就是常为人津津乐道的韦伯的讲演《作为职业的［人文］科学》。
韦伯主张科学是一种专业性运作的职业，当一名职业的科学家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它不但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接受长期的专业训练，而且还要有承受失败的勇气，不怕遭受被平庸者埋没的风险。而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科学家才有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真正完美的成就。虽然科学是为学者与现实关联的认知和自我思考服务的，但它应当远离现实的政治，远离现实的关怀，政治不属于课堂。学术不是一种由先知和预言家们施与救赎和觉悟的恩赐，也不是智者和哲学家对世界意义之思考的一个组成部分。职业的科学家是一位献身于科学本身、追求真理、求真求实的专家(Fachmann)，他的价值仅在于专业的发明和创造，他谋求的是为人类的智力化和理性化过程做出自己的贡献。科学家和知识爱好者的差别既不在于灵感的多少，也不在于能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在于他们对学术方法是否有确定的保证，他们的灵感或者灵光一闪的思想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的检验。职业的人文科学家不应该是领袖和先知，不应该是实际生活方向的指路人或者政治领袖，他们绝大多数都不具备领袖气质。只要人文科学家带着自己的价值判断走到哪里，他们对事实的充分理解就将在那里终结。
韦伯
上述韦伯对作为职业的人文科学的理想型的设计，正是德国浪漫主义科学观的最好表述。这种浪漫主义科学观曾经那么深入人心，所以，被认为是脱离政治和现实关怀、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德国语文学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语文学的实证性、客观性以及它的独立思想、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正是韦伯“浪漫主义科学观”的最完美体现。所以，语文学家们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科学权威的光环。而尼采远没有达到一名职业的人文科学家的要求，他既没有圆满完成胜任这份语文学家职业所需要的足够的专业训练，他的《悲剧的诞生》又显示出了明显的“业余”性质，因此，他的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职业生涯的最终失败也就不难想象了。
但是，浪漫主义科学观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和迷信，以语文学为主体的德国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满足过这种韦伯式的期待，它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现实政治、权力、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牵引。作为专家的语文学家首先是人(Mann)，是人就都难以逃脱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历史批判精神都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理想，他们的语文学研究远远达不到绝对的客观、真实、理性和科学。十九世纪欧洲语文学最引人瞩目的成果或许就是“印欧语系”的发现以及与之相随的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建立，它们曾被认为是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的最伟大和最可靠的成就。可就是这两个语文学的典范成就，后来却成了德国纳粹反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依据，犯下了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滔天罪行。随着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垮台，德国辉煌一时的语文学也与纳粹法西斯一起遭到清算，它在现代人文科学体系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荣耀，而且最终也失去了栖身的家园。
其实，纳粹语文学的本质是纳粹和法西斯，虽然语文学充当了纳粹有力的帮凶和支持者，但二者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果当时的人不把韦伯描述的理想型的职业科学精神当作德国人文科学的现实和语文学家们践行的准则，那么，他们早就有理由和责任去怀疑“印欧语系”和“雅利安人种”的建构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是极端的反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原始印欧语和印欧语系的建立看似是整个欧洲几代语文学家们共同努力得出的学术成果，它或许不只是语文学家的幻想，或不是专门服务于纳粹法西斯主义而制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产品;但是，毋庸置疑，印欧语系的建构，特别是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发明，与德国由来已久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反犹主义倾向有很明显的关联。进而言之，德国的语文学和古典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超尘脱俗的职业的科学领域，从德国新语文学的开创者沃尔夫开始的德国古典语文学研究就显示出了对希腊和拉丁文化的过分热情，并把它们当作机械、抽象和缺乏活力的犹太宗教与文化的对抗者，显现出了明显的反犹太倾向。而“印欧语系”和“雅利安人种”的建构虽然是欧洲语文学家们的学术作为，但它们本身则更多是一种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政治建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等意识形态不但严重损害了语文学家们的良知，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作为职业的语文学家们的学术能力。
然而，今天我们或许不应该把对纳粹语文学的清算和对作为职业的科学的语文学的批评混为一谈。纳粹语文学家的身份首先是纳粹，作为纳粹分子的语文学家早已完全违背了求真求实的语文学精神，语文学不过是他们用来蛊惑人心和取信于大众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行为，即使像马克斯·穆勒这样声名显赫的语文学家也从来不是一名纯粹的“职业的科学家”，他在发展雅利安人种概念方面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倾向的哲学家，他关心的是建构雅利安人种的种族优势，为此他特意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翻译成英文，因为他坚信康德的纯粹理性代表了雅利安人心目中完美的男子气概，故他要把它作为雅利安人的传家宝传给使用英语的种族，即未来的雅利安种族。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德国语文学和语文学家并非都必然会走上纳粹和法西斯的道路，他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够语文学的尼采生前并没有明显的反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的倾向，他的妹妹在他身后编集出版其著作时加入了一些反犹言论，这受到了后人的批评。而尼采一生的敌人维拉莫维茨则是一位著名的反对反犹主义的英雄人物，他有幸死在了纳粹政权猖獗之前，逃过了惨遭迫害的劫难。
总之，十九、二十世纪欧洲的语文学实践远没有达到韦伯对职业的人文科学的理想化期待，“浪漫主义科学观”曾是一种失败的实践。今天重读韦伯《作为职业的科学》的意义是要理解浪漫主义科学观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学术理想，需要我们今天去反思和践行。绝不能因为职业的语文学曾经历过尼采式的和纳粹式的失败，我们就否定这种伟大的学术理想。今天倡导回归语文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完善我们对“作为职业的科学”的理解，在对语文学学术史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的基础之上，从切实的历史实践中发现并抢救出一种脱离形形色色主义的影响的、真正核心的、本真的语文学。
六
最后，回到文章开头时提出的问题:德曼和萨义德为何在他们的生命走到终结时都呼吁学术要“回归语文学”，并都声称自己和尼采一样不是哲学家，而是语文学家?对此，前人曾提出过诸多异议。有人对他们自身的语文学能力提出强烈的质疑，有人揭露了隐藏在他们呼吁“回归语文学”背后的政治动机，还有人干脆就认为这二位习惯于在学术界当弄潮儿的理论大师纯粹就是在玩弄学术游戏，花哨的理论玩腻了，就来点“古板”的语文学，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何谓语文学。例如，有位德国语文学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术研究之光明大道本就应该一以贯之，绝不能像美国人乐于做的那样动不动就来个什么转向(turn)，研究的前沿(frontier of research)都还可以被尖端的研究(cutting-edge research)所突破和取代，这在欧洲可是一件要担心自己是否违背了学术伦理的事情。
然而，德曼和萨义德之所以倡导回归语文学，他们的倡导之所以能引起足够大的回响，显然不能被视作学术游戏，他们至少都对语文学在当下人文学术研究中的意义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和理解。虽然德曼发表《回归语文学》一文的目的主要是为以德里达为首的欧洲结构/解构主义理论学派辩护，并为处于危机中的北美英语文学研究寻找一条出路，但他将对理论的转向看作对语文学的回归并非一时信口开河，而是反映了他对北美文学研究现状及其学术方法的深刻而一贯的反思和探索。德曼将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等同于文学研究的语文学方法，主张阅读文本当专注于对语言的结构、逻辑和修辞的分析，要用心地去体会意义如何在语言表达中被传达的方式，要求读者去掉先入为主的人文的、历史的意义嵌入，去掉读者个人的立场、观念和价值判断，只从对文本语言、结构的分析来理解和解释文本，这就是德曼理解的语文学。
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批判，主要就是针对当下的文学批评家习惯于把个人的政治、道德、伦理、宗教和审美的立场和价值评判，放入对文学的批评和解释当中，即脱离了对文学文本的研究，而专注于对文学文本之外延，即政治、现实、社会、思想、历史、宗教和文化的研究，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超级学科，而这不是职业的文学研究应该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曼号召文学研究要回归语文学确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后结构主义主张文学批评要从对文本的语言、结构和逻辑的分析着手，来改正或者解构人们赋予这个文本的人文的、历史的和经典的意义，而这正是作为专业的文学研究应该从事的工作。由是观之，后结构主义理论确实可以当作文学研究的语文学方法，德曼说对理论的转向就是对语文学的回归并非没有道理。
新批评倡导的“文本细读”作为一种文本阅读方法，主张切断文本与任何外在的人文的和历史的事物的联系，这与传统语文学的文本阅读方法其实背道而驰。语文学的文本阅读强调要把文本放置于其本来的语言的、历史的和人文的语境中，尽可能地发掘与文本相关的人文的和历史的资料，对文本做十分细致的语境化工作，以求能够准确地解读文本的微言大义。不过传统语文学和新批评的文本细读虽然看似两个极端，然而从其基本精神而言，却也有非常一致的地方，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方法，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解释文本。语文学要全面地、彻底地将文本语境化，尽可能地发掘和利用所有外在的关联性信息，而新批评则相反，它要去掉一切外在的、概念的、历史的东西，避免它们给批评家理解文本施加外在的影响。德曼认为文本本身具有解构性，对它的理解不需要哲学的介入和干预。他推崇的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与德里达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张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要重返文本，从对文本的语言结构的分析中来理解概念与它所指涉的物的关系，进而去除以往人们给这些名相和概念所附加的人文的、历史的和思想的意义，这就是后现代的解构，它与传统的语文学在学术精神上有共同之处。
德曼主张文学研究应该回归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相应的那个语文学，即把文学研究专门化、职业化，回归到他们所主张的只研究文本之语言和结构的专业语文学层面上的文学研究，它应当是一个相对小众的，但更加职业化的、学科性更加明确的文学研究学科。这种主张对解决1980年代北美英语文学批评和研究所面临的危机而言，不失为一条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出路。文学研究之所以曾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巨无霸式的超级学科，或许就是因为它始终未能从作为现代人文科学之起源的传统语文学中彻底解放出来。
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问世，它使已经处在危险中的东方学，或曰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在一夜之间彻底瘫痪。萨义德犀利地批判了作为东方主义思想之核心的充满了毒素的殖民主义知识论，雄辩地证明因为东方主义，东方从来就不是思想和行为的自由主题，东方语文学研究都带着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原罪，它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出现的各种“民族语文学”规划一样都是一种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密切相关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计划。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无一不受时代的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沾染，永远不可能做到语文学孜孜以求的客观和真实，所以，东方语文学只能是东方主义的一种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现形式。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强有力地解构了语文学家周身洋溢着的一种无懈可击的权力的光环。
随后，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批判的武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家们几乎打倒了所有曾经声名卓著的东方语文学家，例如前述波洛克就用他的“深度东方主义”的指控，打倒了几乎所有纳粹时代的德国印度学家。因此，当萨义德和波洛克回头再来倡导语文学的回归时，别人没法不怀疑他们对语文学的批判或者倡导背后是否都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其实，萨义德对语文学从来就有着一种两难的情结，他一方面激烈地批判“民族文学”“民族语文学”和“东方语文学”一类的语文学研究，将它们看作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下对真正的语文学的歪曲;而另一方面，他对奥尔巴赫主张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或者说“世界主义的语文学”却从来推崇备至。他把语文学作为人文主义阅读的科学，认为语文学对文本的关注是要引导出其背后的整个具体的历史世界。语文学是对文本的细致、耐心、谨慎的审察，是对文本之语词和修辞的持之以恒的毕生关注，语文学家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作者的语境中，全身心地沉浸在后者所栖身的那个历史世界之中，观察某些态度、感觉和修辞的结构如何与另一些潮流、历史和社会的规则在这个语境中彼此交织。此外，人文主义的阅读还必须与文本形成抵抗关系，必须直面其对现实，特别是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英雄主义式的抵抗。在当今世界，语文学阅读特别要做到批判性地面对那些要影响我们的观念和立场、并型塑我们思维模式的头条式信息。总之，语文学式的阅读是一种与文本的亲密，也是对文本的抵抗和解放，是将文本历史化的过程，它是适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运动。
萨义德号召我们要回归的那个语文学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范畴，虽然他明确声明语文学研究应该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目的性议程分离开来，但他肯定作为民主的、启蒙的人文主义语文学阅读实践，呼吁要把语文学用来对抗“一切当下的战争或国旗所给予的身份”，并深刻批判欧洲语文学学术霸权，这些都使他所倡导的语文学蒙上了强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而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方法，萨义德倡导的语文学不是德曼提倡的那个新批评的“文本细读”，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接受、抵抗和批评，去了解这个文本背后的整个历史世界，他理想中的语文学式的文学研究或许依然还是那个包罗万象的超级人文和历史学科。
应当说，到了德曼和萨义德的时代，现代人文学术早已有了壁垒分明的学科分野，语文学也早已在当代人文学术体制内失去了栖身的家园。德曼和萨义德本来就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语文学家，而是职业的比较文学研究教授，或者说是文学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所以，他们所自我标榜的哲学家或者语文学家身份已不在当下职业的人文科学家的分类范畴之内，而仅仅是一种对人文科学学术传统和历史的怀旧式认同。他们强调自己是语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表明的是他们的学术立场和学术态度，强调的是他们对现代人文科学学术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其中折射出的或许是在现代人文科学史上语文学作为大师学科曾经有过的辉煌。当然，也许正是尼采的这一段语文学公案给了他们足够难忘的警示，或者说是韦伯所设计的人文学者的理想形象给他们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作为一名职业的人文科学家，他［我］们不应该是世间领袖型的先知、哲人或者煽动家，而首先应该是一名献身于科学本身的、求真求实的语文学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者简介］沈卫荣，男，1962年生，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学、汉藏佛教语文学。近期发表的论文有《语文学与现代人文科学的方法和实践———在清华邺架轩读书沙龙的报告》(载《中国文化》2022年春季号)、《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论西夏佛教之汉藏与显密圆融》(收入《中华文史论丛》［第13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等。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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