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美国作家。她成长于纽约郊区的工人阶级家庭，1963发表首部作品，自此之后发表了5部长篇小说。她的小说《他们》获得布克奖，Black Water (1992), What I Lived For (1994), 和 Blonde (2000) 被提名普利策奖。欧茨以多产而闻名，被认为是19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热门人选之一。这篇欧茨谈作家影响散记，选自《导师、缪斯和恶魔》一书。
在我的写作生活中，我一直感到很寂寞。和我几乎所有的作家朋友，特别是我的诗人朋友不一样的是，我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导师”——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我可以把正在写着的作品拿给他看。更亲密或者“更深厚”的关系，那就更别提了。
即使在我多年的婚姻生活中——这婚姻随着我丈夫雷蒙德·史密斯的猝死而于2008年2月终止——除了我的婚姻生活，我的写作占据了我生活的另一个空间。我身边的人读我的作品——我的小说——时，我会感到很不安，就好像我打扰了他们对我的感觉似的，而我是不希望去侵犯这种感觉的。我认为，艺术家的生活可以和“艺术”生活分开——艺术家在生活不必在意的瓦砾中找到他们“艺术”的源泉。如果其他人也看到，或者说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看到这一点时，谁都不会感到舒服的。
由于我的丈夫是个编辑和出版商，他都要被那些要发表在《安大略评论》或者《安大略评论新闻》上面的文章淹没了，他要阅读、核定、加评注，还要编辑。我不太愿意用自己更像是作家干的活占据他的时间。我确实叫他读过我自己为《纽约书评》这样的杂志写的非小说文章和评论——无论如何，作为那杂志的热心读者，文章发表时他也会看的。
他很少看我的小说。“还在写”的不看，出版以后的也不看。
也许，这是个错误。我愿意承认，我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然而：我可能过的另外一种更上等的生活又可能是什么呢？有这种柏拉图式的幻想吗？
我的写作生活中没有重要的导师，也没有“恶魔”——但我有过，现在也还有，迷人的作家朋友。很可能这些作家朋友影响我的方式太微妙，太松散，我只能用轶事的方式来考察一番。
对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去世的那一天——1977年7月2日——深深印入我记忆中。因为，第二天，唐纳德·巴塞尔姆很随意地对我说：“高兴吗？纳博科夫昨天死了，我们全都上了一个档次。”他的上嘴唇恶作剧地翘了翘，非巴塞尔姆式的文章会把这描写成：金丝边眼镜后边，石头色的眼睛现出欣喜的神情。
（对此，我是怎么回答的呢？很可能是带着一种吃惊或是尴尬的微笑，还有点不同意的神情，嘟哝着说：“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对吧？”）
哦，不是！唐只是在开玩笑。
哦，是的。开的是玩笑，却又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在纽约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十一街西113号，离唐纳德家只有几个街区远。我们和唐纳德的妻子玛丽安在他家里喝过东西后，在这里吃已经迟吃的午饭——玛丽安是唐的第二任妻子，年轻，金发，迷人，似乎小心翼翼地爱着这个复杂、难伺候且难理解的男人。唐纳德跟我的丈夫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更自然、更有风度。和我在一起，他说话爱开玩笑，有点爱数落人，还伴以冷嘲热讽。就好像唐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当面是这样。关于文学的“道德”／“不道德”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持有不同意见，或者说，也许几个世纪以来都有分歧。我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文章，唐纳德则在《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我们就这样公开结下了一场“文学世仇”。这以后，我们有了友好的／滑稽的通信来往。（第二年，约翰·加德纳出版了他广受争议的辩论性著作《论道德小说》，一些季刊对之叫好，另外的则对之予以谴责。）为了作家之间的论战，“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站到了认真讲道德这一边，而“唐纳德·巴塞尔姆”则站到了对道德玩世不恭的另一边。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受达达派启发的巴塞尔姆曾说过：“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现在回想起来，那很有道理。可是，那时候正是在任何文学问题都会在任何文学报刊引起公愤的高峰时期，我觉得这话是靠不住的，或者说，不管怎么样，是处于即使不会被攻击或者否定，也可能会被质疑的脆弱地位。后来，唐纳德发表文章“攻击”我，就如有人已经预见到的那样。不知怎么回事，结果是我们开始给对方写信。我是经常去纽约的。不久以后，我们约定在我去纽约时见面。这样，唐纳德·巴塞尔姆和我成了“友好的熟人”。不算朋友——因为我们很少因为友情见面，但我们确实见面了。于是，唐和我丈夫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显然自在得多。
也许唐把我当成“友好的对手”——他可能把所有的作家，特别是他同时代的作家，都当成了“对手”——就是斯坦利·埃尔金、约翰·加德纳、诺曼·梅勒和很多（男性）作家那种男子汉好斗的方式。我们在一些公开的比赛中是“竞争对手”，这一点使我感到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发现自己有点尴尬地／或者说表示和解地嘟哝着某些话，经常是像“噢，唐，你不是那意思——对吧？”这一类的话，希望能够改变话题。
和像唐纳德·巴塞尔姆这样有主见的人在一起，你很难轻易改换话题。只要唐希望谈论那个话题，你会带着活体解剖者那茫然无措的神情，一直停留在唐的话题上。由于唐的散文小说都是从滑稽离奇渐渐变成梦魇，从漫画进入超现实的层面，唐在这种准社会场合的个性，很可能是玩世不恭的暴徒的个性，很倔强地把自己定义为局外人、边缘人、市场上的“输家”,和其他书卖得更好，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其他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和我的丈夫一被迎进巴塞尔姆那褐色石头造的房子——我一对他的新小说集《业余爱好者》那些我认为是非常肯定的评价表示祝贺，对它成为畅销书表示祝贺——他就带着嘲讽的微笑纠正我，告诉我《业余爱好者》不是畅销书，说他的书中没有一本是畅销书；他书的销量“根本”不如我的；如果我对此表示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打个赌——赌一百美元——然后去查查事实。我很快就败退了，婉言拒绝了打赌——毫无疑问，我想用我通常那种尴尬／和解的方式，希望能改换话题。
可是，唐还不想改换话题。让每个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尴尬的是，唐马上拿起电话，拨了号码，把听筒递给我，要求我和他的编辑说话——他给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特出版社的罗杰·斯特劳斯打了电话——问他唐纳德·巴塞尔姆实际上是否出过畅销书。于是，为了和这个玩笑达成一致，我问了罗杰·斯特劳斯，唐是否出过畅销书。对我来说，这有点没有必要。我那时还不认识罗杰·斯特劳斯。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几乎听都没听说过这个人。他告诉我说没有，唐没有出过畅销书。
我带着哀怨问道：“他没有？从来没有？我以为……”
好几年以后，我才见到电话里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就是传奇人物罗杰·斯特劳斯，属于纽约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罗杰冷淡地说：“没有。他从来没有。请把电话给唐，我要和他说话。”
当然，很难说唐纳德·巴塞尔姆是我的“导师”——我很清楚，他很少读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没读过，只读过小说集中的短篇小说，像《欧·亨利奖得奖短篇小说》，或者像《哈泼斯》和《大西洋月刊》这些杂志。那上面有我们俩的小说。（我的小说发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发表在《纽约客》上，但不是很经常。在这杂志上，巴塞尔姆极端“试验性”的短篇小说已经成了定期发表的东西，和对手约翰·厄普代克精心创作的“传统”短篇小说分庭抗礼。如果唐现在还活着，看到乔治·桑德斯已经以他熟练的、精心策划的、受巴塞尔姆启发的美国哥特式超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霸占了他在《纽约客》的版面，他将会多么沮丧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里炎热的那天，我们在维利奇吃午饭的时候一样，唐纳德确立了自己某种烈士的地位——才华横溢、打破旧习的试验派作家，同时又是我们中间最坚强的作家，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书销量本该很好，卖得却不尽人意。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社会交往，是严格以巴塞尔姆的条件来进行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是2008年12月。如果唐还活着——他是1989年因癌症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岁了。巴塞尔姆的锋芒很可能到这时候已经减退了。很可能连纳博科夫都不会被当成对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谈到我来自西部的老乡——也成了纽约人的约翰·加德纳，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词。他在他的文学杂志《MSS》上发表了我一篇早期写的题为《希尔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说。他还把我当成像他一样的“主要美国作家”之一，这使我有点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说约翰·加德纳就是我的“导师”。约翰是唯一会很严肃认真地读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对此感到受宠若惊，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时候，约翰似乎很把我的书当回事，几乎就像对他自己的书一样。他的榜样似乎是上了年纪的、善于说教，还有点令人生厌的托尔斯泰意味：艺术必须是道德的。另一个榜样可能是热忱的改革家马丁·路德。因此，约翰把责备、评论、批评我当作自己的责任——他特别批评了我的“悲观主义”——我“悲观的生活观”。把我列入他称之为“道德小说”的堂吉诃德式的写伟业的作家行列，正是约翰的希望——参见传道式的《论道德小说》（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说应该是约翰年轻的女儿可以读的，而后会留下“生活是值得的”这种感觉的书——约翰这么争辩着。他很严肃地坚持他的观点，把几乎没动过的食物盘推到一边（还滴着血的、厚厚的牛里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苏格兰威士忌。
对这个问题，还有约翰·加德纳的其他告诫，我是怎么回答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
虽然约翰承认很欣赏我的小说《人间乐园》、《奢侈的人们》、《他们》、《奇境》——虽然他在《纽约时报书评》的头版就我的后现代哥特式小说《金发女郎》发表了一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的长篇评论，而且总是在聚会的场合公开称赞我，而同样在这些场合他会淘气地／恶意地谴责我们的很多同僚——约翰似乎总是对我感到很失望。我就像是个卫星，在设法逃避一颗强有力的行星的万有引力——这就是以人间的约翰·加德纳体现出来的美国的托尔斯泰。
长期以来，我对詹姆斯·乔伊斯戏谑式实验方法的偏好不亚于对D. H. 劳伦斯那决不妥协的悲剧性人文主义的偏好，也不亚于对弗朗兹·卡夫卡荒诞的超现实主义的偏好。因此，我不太可能会被我来自巴达维亚这西部地区后定居纽约的老乡所影响。我不可能由别人来告诉我该做什么，更不用说为什么必须这么做了。我也不理解约翰攻击那些稍稍比他年长一些的后现代同辈人的那股热情。他们中有一些是，或者说曾经是，他的朋友——约翰·巴斯、罗伯特·库弗、斯坦利·埃尔金；我从来就不理解一些竞争对手的尖刻，他们伤害约翰比伤害别人还更厉害。在约翰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这些本该成为朋友或是支持者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十分理解救世主式的人物——威吓人的托尔斯泰，正派的马丁·路德。我从来就不理解为什么像约翰·加德纳这样独特的人会这么想影响别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在喧闹的晚上，约翰喝醉后东倒西歪地、很雄辩地说着冗长的独白，或是和某个敢于向他挑战的人争辩。这时候，我就会想起亨利·大卫·梭罗平静且很理性的话：我从来没发现比孤独更友善的伙伴。为什么会有这种欲望，你认为他们必须那样思维，就命令他们那样去思维呢？对我来说，这似乎是徒劳无益的，也是愚蠢透顶的。
多年来试图让别人改变自己的观点、说教、中伤别的作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对约翰的集体对抗。这他可能也预料到了。约翰招致的负面声名也是他情绪低落的原因之一，对此我毫不怀疑。这最终导致他酗酒，还有喝着酒骑车——不顾一切地骑摩托车，最终让他丧了命。事故发生在1982年，在宾厄姆顿外的纽约北部地区一条砂石乡间道路上。
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两次离异，正要跟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作家结婚。她曾经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学生。
我还记得刚听说约翰去世时的情形。我应邀去普林斯顿公共图书馆朗读作品，主持活动的图书管理员告诉了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约翰·加德纳死了。”我一点也没认为这个“约翰·加德纳”可能是另外一个约翰·加德纳，一个写流行神秘小说的作家。我马上就知道了这个约翰·加德纳就是我来自西部的现居纽约的朋友。而且我知道，或者说似乎知道，约翰的死（四十九岁）被证明既是事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约翰·加德纳喝酒没有那么厉害，如果他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尤金·奥尼尔笔下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物那样忍不住就要喝酒的话，假如他没有在酒精的作用下疯狂地夸大自己的形象——看到自己的命运之神渐渐变大，写下了“伟大的美国小说”，“改变了”他那个时代的“意识”的话，他现在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呢？我最深刻的记忆是约翰拥抱我，紧紧地拥抱我的情形。这是约翰习惯性的见面礼，也是约翰习惯性的告别礼。我记得，约翰带着威士忌酒味吻我的面颊——斑白的头发凌乱地垂挂在有点厚实的宽肩膀上，打着手势的手脏兮兮的，像是无指手套似的。我记得他眼里的亮光，还有他闷烧着的烟斗发出的刺鼻味道。“乔伊斯，你知道，我们和劳伦斯一样出色——也许比他还出色，对不？劳伦斯、乔伊斯、福克纳——我们和他们平起平坐，或者说将来会和他们平起平坐。你知道这一点，对吗？加油！”
早期的影响。人们常说，对我们关系重大的唯一影响来自我们早期的生活，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在我很可能没有读完整本或是整本都读过的几千本——上万本？——书中，肯定有很多对我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某些真正的影响。只有几本隐约有过某种超自然的影响，就像在天空中最亮的星星一样：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埃德加·爱伦·坡的《金甲虫和其他故事》——我孩提时代的伟大书籍。
另外，刚进入青春期时，每个星期六，我母亲开车去城里买食品杂货，我则到洛克波特公共图书馆去借书，像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些都是令人激动的书名——我一生中某个年代的伟大书籍。在那个年代，我的“文学”自我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当然，当学生的时候，不论是在纽约州威廉斯维尔的威廉斯维尔中学，还是我1960年从那里毕业的锡拉丘兹大学，我都有过有影响的老师——不断有很能鼓舞人、很能启发人且很有洞察力的老师。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在布法罗北部的尼亚加拉县的乡间上过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我在其他地方写过这所学校——非常有限的“教育履历”，这为我们大家出于怀旧目的寻找素材提供了很有用的记忆，但人们不可能会理性地去吹嘘这种履历，更不会是很理想的或者“很有影响”的履历了。（我对我们亚马逊流域的老师迪茨夫人的记忆接近福克纳对那个黑人管家迪尔西的简洁的赞美之词：他们忍受着。她面对的是一群六英尺高的农场男孩的反叛和莽撞。他们根本不喜欢书本学习，甚至连安静地坐着，一次也只能坐几分钟。）
如果有个“导师”引导我走向创作生活——或者至少鼓励过我——他不会是我的老师，虽然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也不是我后来的大学同僚，而是我的奶奶布兰其·伍德赛德。（欧茨是我奶奶第一任丈夫的姓。）我们并不富庶的农场房屋位于纽约州的米勒斯波特，在伊利县北部边缘，离伊利巴奇运河很近。那里根本没有书——连本《圣经》都没有。（直到我长大了些，我才意识到这有多奇怪。在我成长过程的早期，家里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奠定家里普遍存在的世俗怀疑主义基调的，有一个是我的外公。他是个匈牙利移民，在托纳万达一家钢厂工作，同时又在米勒斯波特的家里当“乡村铁匠”。还有一个是我父亲弗雷德·欧茨。1917年或者大约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卡尔顿·欧茨抛弃了他和他妈妈。他不得不辍学去帮忙养活他妈妈。我读初中时，我外公突然过早离世，这以后，我的父母亲才终于皈依了天主教。）圣诞节和我生日的时候，我奶奶除了送给我她给我缝制或者编织的衣服外，还会送给我书。年复一年，总是如此。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奶奶看到我喜欢在便笺簿上一页一页地写字、画画，受此启发，她送了我一台雷明顿便携式打字机给我当生日礼物，让我父母和我都目瞪口呆！——我奶奶没什么钱，而且，在像我们家一样的乡下家庭里，打字机是几乎连听都没听说过的东西。考虑到这些因素，这确实是个令人吃惊的礼物。
我奶奶给我的大多数儿童故事书和年轻人看的小说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淡忘了，就像那些节日本身一样。《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这两本书，即使不说是我一生中最独特、最非凡的书，但至少是我孩提时代最独特、最非凡的书。那是我八岁时我奶奶给我的。整页整页的插图是由约翰·坦尼尔画的，书是特大的那种，封面是透明塑料的，这对我易受感染的孩提时代的想象力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一种延续了好几年的带催眠性质的魔力。
这就是我想象力的跳板！这就是朦胧中我的“故事书”可能的模型。
当然，我那时还太小，不会有如此崇高的想法。太小太小了，连书脊上印着的名字——刘易斯·卡罗尔——是作者的名字都不明白，更不用说这是作者的“笔名”了。（等我知道《爱丽丝》这些书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查尔斯·道奇森的牛津大学的数学家时，又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还知道，他是个古怪的单身汉，喜欢给他牛津大学的同事的小女孩讲些捕风捉影的故事，还提示或者诱引她们摆出各种姿势，然后为她们拍照。这使人想起了后来不那么纯真的年代里亨伯特·亨伯特的那些早熟女孩。）我对这礼物的着迷是从这本书本身既是实物又很美观开始的，这跟我们家其他东西都不一样：两本《爱丽丝》的书出版的都是单行本，插图少儿图书，由格罗塞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出版（1946年）。约翰·坦尼尔引人注目的插图马上进入了我的想象，想象跨越了书的封面——封底和封面——变幻不定的一群人梦幻般地集中在一起，就像希罗尼穆斯·博斯创作的较没有恶意的风景画一样。（我还有这本书。这是我图书室里最珍贵的藏书之一。发现在我童年的想象中似乎那么大本的书其实只比普通的书大一点点而已，真是令人吃惊。）
《爱丽丝》和她那怪诞的奇遇，对一个住在纽约州北部地区乡间的年仅八岁的小女孩的感染力是显而易见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年纪和小女孩读者自己的年龄相仿，却能以令人佩服的镇静、常识和勇气面对那些非同寻常的奇遇。一开始，小女孩读者很可能是被这一点打动的。（我们知道，爱丽丝不会超过八岁，因为憨蛋先生曾经诡秘地对她说过，她可能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消失”——意思是爱丽丝七岁时就可能已经死了。）像很多孩子一样，爱丽丝会自言自语——但不是像大多数孩子那么傻傻地乱说。“好啦，像那么哭是没有用的！”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我建议你这一刻就消失！”（显然，爱丽丝在学大人训斥的话——她已经把大人的坚忍记在心上了。）不像一般的孩子那样惊慌或是恐惧，爱丽丝却惊叹：“越来越神奇啦！”——就好像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要解的谜，或是像槌球、扑克或是象棋这样的游戏，而这个世界的图形一直在变化，且满是死亡威胁，甚至常常满是同类相食的现象。（爱丽丝发现，那镜中的世界是象棋游戏的继续。她和镜子里的居民对峙时，只要她前进而不后退，她就会成为爱丽丝王后——虽然被两个上了年纪且打着呼噜的王后束缚在中间并不很舒服。）《爱丽丝》这两本书是警句格言组成的金矿：“谁会在乎你？你不过是副扑克牌！”爱丽丝无所畏惧地叫喊着，消解了恶毒大人的权威。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那折磨人的结尾，她当面对证文明中心“同类相食”这一禁忌的事实：
［布丁］太大了，［爱丽丝］不禁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像她和羊肉在一起的时候一样；然而，她还是很努力地战胜了害羞心理，切了一块，递给红王后。
“太无礼了！”布丁说。“如果我把你切下一块来，不知道你怎么会喜欢它。你这小东西！”
它是用一种嘶哑、含糊的声音说的，爱丽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只能坐在那里，看着它，倒抽了一口冷气。
白王后两手抓着爱丽丝的头发尖叫着：“自己小心！……要出事了！……”这时候，晚宴变成了梦魇。
一刻也没浪费。已经有几个客人躺在盘子里，长柄汤匙从桌子上朝爱丽丝的头发走来……“我再也受不了啦！”她边叫着边跳了起来，双手抓住桌布：只一拉，盘子、碟子、客人和蜡烛全都摔到地上，成了一堆碎片。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都是非常精彩的想象，一步步成了梦魇——只有爱丽丝的鲁莽和敏捷的思维才打败了它们。这个小女孩读者应该像爱丽丝一样，从她能够驱除大人的虚荣心和残忍这种可能性中得到安慰；她可能年纪很小，个子很小，但如果知道怎么做的话，她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两个爱丽丝梦魇都以爱丽丝醒来而告终——回到有小猫、茶具的舒适的家里来，看不到一个大人。
其实，我认为我还是个儿童式的自我，就像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的一个美国表姐妹：我最深层、最想望且最有希望（很天真）的自我。我想我还在等着被“影响”——被一个慈爱的导师，或者甚至是个恶魔影响。被某个人影响。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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