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试论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意识转变

  　　黑暗诗学的嬗变，或化蝶的美丽
　　——试论新时期女性诗歌的意识转变，以翟永明和池凌云为中心的一个观察

　　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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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意识算得上是朦胧诗之后一代女性诗人核心的诗学观念，也是她们区别于上一代女诗人的醒目标志。这一意识较为系统的表述最早出现在翟永明1985年的诗学随笔《黑夜的意识》中，随后影响到一代女诗人整体的精神立场、写作意识和美学选择。翟永明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这就是诗。”①根据此文的表述，翟永明的黑夜意识可以概括为四个层面的内容：首先，它体现为一种与男性意识相抗衡的特殊的女性意识。在翟永明看来，“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甚至某种私下反抗的心理”，正是女性特殊的情绪、知觉和心理构筑了“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诗歌写作就成为女性意识——所谓“女性的思想、信念、情感”的承担。其次，这一意识是个人的和内在的，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它强调女性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既拒绝社会习俗、传统意识对女性的压抑，也拒绝现实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剥夺。另外，这一意识还与女性独特的深渊体验相关——这一体验既根植于女性自身的身体经验，同时又与女性的社会经验不能分开。一方面，“女性身体内部总是隐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性预感”，另一方面，女性的社会身份也源源供给她以“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从而使得“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最终，这一意识在翟永明那里还被视为一种超越性别特殊性的普遍意识，具有某种“宇宙性”，“它超过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而与另一个高高在上的世界沟通”，“它是人类最初同时也是最后的本性”，“最终成为全体生命的一个契合”。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黑夜意识是“个人”与“宇宙”的统一，在这一意识的引导下，女性诗歌写作就成为一个“保持内心黑夜的真实”，同时“透过被本性所包容的痛苦启示去发掘黑夜的意识”的努力，并借此达到“黑夜中逐渐清晰的一种恐怖的光明”。

　　翟永明的黑夜意识在同时期写作的女诗人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逐渐被一种普泛化的黑暗意识所替代。这一“黑夜—黑暗”意识为新一代女诗人摆脱朦胧诗人特别是舒婷的写作对她们构成的影响焦虑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她们自身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不同于朦胧诗的内驱力。

　　就精神气质和写作意识而言，在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清澈的光明意识，并以此和同一时期的男性诗歌相区别。这一光明意识首先体现为一种具有献身精神的爱。面对世界的黑暗和苦难，女性无私的爱不仅抚慰了它近处的男性，也在更高意义上抚慰了世界的苦难。爱情的倾诉、友谊的告白、母爱的叮咛构成了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写作最主要的母题。女性诗歌的这一抚慰作用在舒婷和北岛的那首《这也是一切》中表现最为明显——舒婷以爱怜的、母性的姿态为北岛男性的绝望世界保留了希望，尽管这希望微弱得近乎虚妄。在北岛和舒婷这一有趣的对照中，重要的并不在谁的言说更深刻、更真实，而是女性言说的这一姿态本身。在一个坏男人纷纷沉沦、好男人陷于绝望的世界上，女性的爱提供了唯一的光亮。在舒婷这一抚慰的姿态中，同时隐含了“理想使痛苦光辉”、“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的纯洁信念，以及背负十字架的献身意识。与此相联系的是其诗歌主题的清澈和透明。大部分朦胧诗人都并不晦涩，但与男性诗人相比较，舒婷的诗歌主题显得尤为明澈。上述光明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主题的明澈，实际上也是舒婷的诗至今仍在大众阅读中维持了广泛声誉的重要原因。舍此而外，表现在舒婷诗歌中的社会意识和诗歌主题与同一时期的男性诗人几乎完全一致，同时她也与这些男性诗人一样，以一代人的代言人身份在诗歌中发言。

　　针对舒婷的光明意识，翟永明以针锋相对的黑夜意识加以颠覆。在翟永明这一代女诗人看来，舒婷委曲的、超越的爱的姿态和献身意识，存在取媚男性世界和失去自我主体的嫌疑。翟永明的黑夜意识明显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挑衅性的姿态来面对男性世界，同时着意塑造作为女性的自我主体——所谓女性意识的核心就是这一女性自我主体的发现。由此出发，翟永明自然也就否定了朦胧诗人的也是舒婷的代言人身份。在翟永明诗中说话的不再是一代人的代表，而是一个觉醒的、反叛的、自我中心的、个体化的女性。正是这一主体意识的根本转变导致了翟永明的诗歌在主题、题材选择和美学风格上的一系列醒目变化。

　　翟永明1980年代的写作实践（以《女人》、《静安庄》、《死亡的图案》为代表）严格呼应着其理论倡导，尤以组诗《女人》最为突出。实际上，《黑夜的意识》一文本来就是为《女人》组诗所写的序言。《预感》作为这个组诗的开篇，浓缩了整个组诗的主题。出现在这首诗首行的“穿黑裙的女人”可以视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象征，“她秘密的一瞥”给抒情主体带来神秘启示——“犹如盲者，因此我在白天看见黑夜”，使“我”顿然看清自身所面对的充满敌意的男性世界（“冬天起伏着残酷的雄性意识”）。她因此断然拒绝了“他们所恳求的意义”，并决心“离开这个死洞”。在《臆想》中，这一觉醒的意识让抒情主体获得了一种类似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眼光，并以此审视整个世界和人类秩序（“整个宇宙充满我的眼睛”），从而废黜了那一直试图吸收“我”的他者眼光。在《独白》中，抒情主体于反顾自身时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深渊：“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从这个深渊的缺口中，黑暗大面积涌现：“洪水般涌来黑蜘蛛”（《臆想》），“当我双手交叉，黑暗就降临此地/即刻有梦，来败坏我的年龄/我茫然如不知所措的陷阱/如每个黄昏醉醺醺的凝视/我是夜的隐秘无法被证明”（《证明》），“每个人都有无法挽回的黑暗/它们就在你的身上”（《秋天》）。由于翟永明对既存的主要由男性制定的社会规则和社会秩序采取叛逆和否定的姿态，而诗人手中又没有握有新的规则和秩序的现成答案，因此怀疑、迷惘以至绝望就成为正当的心理反应，她的诗歌主题也因此变得浑浊，舒婷式的清澈也就被复杂、晦涩所取代。在美学风格上，翟永明一反舒婷精致、敏感、柔美的女性特征，而以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书写着一种强悍的、尖锐的女性之诗。

　　这一黑暗意识传染性地在同一时期其他女诗人的写作中迅速扩散开来。陆忆敏、伊蕾、张真、唐亚平、海男、虹影等女性诗人的写作都弥漫着浓重的黑暗意识。一场黑色风暴席卷了这一时期整个女性诗歌写作，从其内部驱逐了太阳和光线——“白昼曾是我身上的一部分，现在被取走”（翟永明《女人·生命》）——呈现为一片炫目的黑色风景。黑色不单是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的主色调，也主宰了女性诗歌的主题选择。在陆忆敏那里，诗歌中的黑暗意识主要体现为对死亡的专注体验和玩味。陆忆敏最动人的诗中都贯穿着死亡主题，并以女性的从容和坦然把死亡转变成了甜蜜的安慰：“我们不时地倒向尘埃或奔来奔去/夹着词典，翻到死亡这一页/我们剪贴这个词，刺绣这个字眼/拆开它的九个笔划又装上”（《美国妇女杂志》），“我不再醒来，如你所见，温柔地死在本城”（《温柔地死在本城》），“死亡肯定是一种食品/球形糖果  圆满而幸福”（《死亡是一种球形糖果》），“汽车开来不必躲闪/煤气未关不必起床/游向深海不必回头“（《可以死去就死去》）。在伊蕾、张真、唐亚平那里，黑暗意识主要表现为身体和欲望的发现。张真对身体的发现充满惊奇：“发现就是我们的身体/她是自己的女性/黑夜将她化为精灵/满屋里便是黯蓝色的星云”（《新发现》），“这新的语言使我更新/四肢连同指尖一起作痛/舌头添伸的方向/是无法平息的惊奇”（《新人》）。伊蕾则受困于欲望难以控制的魔鬼特性，它差不多完全控制了抒情主体的行动和意识[“无边的黑夜像黑色的产床/我身体里有一个魔鬼要出世”（《流浪的恒星》），“我堕入了黑暗世界/像瞎子寸步难行”（《被围困者》）]，以致让抒情主体完全丧失女性的尊严：“用你屈辱而恐惧的手抓住我/像抓住一只羔羊/看着我在你脚下发抖吧/这个时候/我愿对你彻底屈服/这个时候/我是你唯一的奴隶”（《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对此，抒情主体的回答是：“让生命上天堂！让灵魂下地狱！”（《情舞》）。唐亚平的《黑色沙漠》组诗受到翟永明的直接启发，而对后者的深渊体验进行了极端化处理，同时把后者的主体意识压缩为欲望的表达。她写道：“我披散长发飞扬黑夜的征服欲望/我的欲望是无边无际的漆黑/我长久地抚摸那最黑暗的地方/看那里成为黑色的漩涡/并且以漩涡的力量诱惑太阳和月亮”（《黑色沼泽》）。抒情主体似乎相信女人的本质只在欲望的开发中才能自我完成：“是谁伸出手来指引没有天空的出路/那只手瘦骨嶙峋/要把女性的浑圆捏成棱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要把女人拉出来/让她有眼睛有嘴唇/让她有洞穴”（《黑色洞穴》）。诗人宣称：“我决定背对太阳站着/让前途被阴影淹没”（《黑夜》）。虹影也宣称“眷恋黑暗”，在抒情主体和情人的关系里，“你教我的技艺  我接受的方式”都属于黑暗的世界，以至“失去黑暗  我们不知所措”（《眷恋黑暗》）。在海男的诗里，黑暗意识体现为一个梦魇般无所不在的敌人：“敌人，是出入于某个梦魇的对象”，“关于敌人谁都没有看见/无非是看见一头美洲豹和一头狮子/在这些危及火焰和不安全的道德中/敌人经常在睡觉中出现”（长诗《敌人》）。这敌人同时又是抒情主体服膺的对象，于她有不同寻常的私密而亲切的友谊：“我感到了黑色的伟大”（《啊，漏洞》），“我摸到了黑暗/一直到我死去”（《快乐之前》）。

　　黑暗意识在1980年代中期深刻地改变了女性诗歌的面貌。一代女诗人试图借此摆脱对男性诗歌的依赖，从诗歌意义上获得女性诗歌的独立存在，并从中获得诗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女诗人从这一刻开始拒绝继续作为男性诗人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而力图成为独立的创造者。由于女性诗歌的这一改变，当代诗歌的版图和整体面貌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男性诗歌也因这一改变而产生了改变。但是，正如任何革命性的诗学观念都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因而并非永恒的诗歌真理一样，黑暗意识也有其自身的适用条件。在翟永明的诗里，女性意识的觉醒、身体和欲望的发现、对（男性）世界的敌意的警惕，并没有导致诗人对诗歌精神性和灵魂性的全面否定，也没有让其抒情主体对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完全丧失信念，当然也就没有将男性妖魔化。在那首著名的《独白》中的，情主体纵然在自己和世界身上发现了“深渊”和“巨大的黑夜”，但依然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是如此炫目，使你难以置信/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太阳为全世界升起！我只为了你/以最仇恨的柔情蜜意贯注你全身/从脚至顶，我有我的方式”。这是一个觉醒的、具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人，但也是一个愿意承担的女人。她知道男性和女性同是这个不合理的世界的受害者，需要拯救的不仅是女性，也包括男性。另外，翟永明的“女性的黑夜”也不是基于一种完全负面的、失败的体验，它同时隐含了一种对女性力量的信念——就此而言，翟永明的黑夜并不是对舒婷的白昼的完全否定，而是一种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发展。“黑夜”在翟永明那里既是深渊和毁灭，同时又是创生和开始，联系着宇宙性的创生力量：“目睹了世界/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女人·世界》)。——它是深渊，包含一种毁灭性预感，但在这毁灭中也存在着自我的救赎。由此可见，翟永明的“黑夜意识”本身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学概念。但她的某些追随者既没有以个人的独特性对这一概念加以丰富和深化，反而以粗暴的方式对其进行压缩和简化。在她们那里，“黑夜的意识”成了一种“黑暗的意识形态”，诗歌写作成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主体的觉醒被等同于粗陋的自我中心主义，身体的发现被等同于露阴癖式的自我暴露，对男性世界的警惕与对男性的敌视被画上等号。在翟永明的观念里，黑暗意识曾被赋予了某种永恒的性质。这本身就是一种偏颇，但对于翟永明当时的写作仍不失为一种深刻的片面。一旦这种永恒性被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女性诗歌写作就日益脱离了具体的生存语境和身体力行的经验，把诗歌变成了几个有限的词语——黑夜、黑暗、欲望、死亡——的同义反复。这是另一种凌空蹈虚。而这一诗学错误，正如“永恒的光明”曾经犯过的一样，就是把诗的真实而无限的可能，缩减为有限的几个女性主义口号。

　　写作意识的雷同化，还造成了文本的大面积互相抄袭。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中，雷同、相似的文本比比皆是。事实上，在黑暗意识的倡导和传播里，就存在一种以女性意识取代女性写作，以观念替代文本的倾向。这种倾向反映在写作上，就是诗人对诗歌技艺的怠慢和惫懒。1980年代女性诗歌的表现手段单一到除了自白，不知道还有其他抒情方式。结构和控制的意识和能力明显不如人意。在某些诗人那里，技艺意识已经弱化到了把梦呓直接搬上纸面的地步，以致很多女诗人混淆了题材和作品的区别（这种倾向在当时的男性诗歌写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其结果是，除了翟永明、陆忆敏、张真、伊蕾等少数诗人写出了一些出色的诗歌文本，这一阶段多数诗人的文本除了作为女性意识变迁的社会学注脚之外乏善可陈。女诗人们一心想摆脱男性诗歌而独立，但是这种观念化的写作并无助于诗人们达成这一目标。实际上，这个阶段的女性诗歌写作仍然不得不作为男性诗歌的对照而存在。这个阶段成绩最大、对技艺有深刻理解的女诗人之一的陆忆敏，曾于1989年对女性诗歌的缺陷提出严厉批评：“出现在（女性）诗里的，是无穷无尽的表白、解释，以及私下里的推断和怨言。很多人持有苦衷，一吐为快。在形式上，因其单纯、简陋和直率，多半抛却形骸，不刻意追求形式，除了铺叙、引申和冲淡，往往将眼泪、乳汁、血和其他汁液直接注入诗歌”。①翟永明作为这个阶段最出色的诗人，具有良好的结构意识和控制节奏的能力，但她也明显缺乏处理细节的耐性和对语词的微妙之处的敏感。观念化的倾向在她身上同样存在。对“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的承担的简单化理解，也限制了她在题材和主题上的选择和开拓。肖开愚多年前对翟永明的一个批评恐怕至今仍不失有效性：“翟永明的问题是一个上好的诗人还是一个上好的女诗人。男性诗人在同时间、回忆、空气、存在、人民或人类、事物、死亡、言辞打交道的时候，翟永明始终在同自己打交道，同女人打交道，《女人》、《静安庄》、《人生在世》，皆如此。”②实际上，1980年代主流的女性诗歌几乎都是自我中心的，多数女诗人无法摆脱自我对世界进行想象。女诗人们试图构筑一个独立的女性世界，但是这种自我中心意识事实上隔绝了诗歌与世界的真实联系，因此这个所谓独立的世界只能是向壁虚构的。随着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剧烈的社会变迁，大部分活跃在1980年代的女诗人的写作便呈现难以为继的局面。

　　当然，黑暗意识的上述流弊并不能都算到它的提倡者头上，它同样也不能证明这一意识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的可能性已经耗尽了。需要而且可能做的事，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为黑暗意识赋予新的内涵，并据此对黑暗意识加以深化、改造和推进，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女性诗歌。在一些1980年代即已成名、富有创造力和自我更新能力的女诗人——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包括“黑夜意识”的倡导者翟永明和在朦胧诗时期就开始写作的女诗人王小妮（因为篇幅所限，对她们的诗歌在1990年代后取得的成就，本文不拟展开讨论）——和1990年代新加入的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女诗人的共同努力下，这种新的诗歌终于出现了。周瓒、池凌云、鲁西西、千叶、丁丽英、蓝蓝、宇向、沈木槿、金铃子、扶桑等新的一代女诗人在意识上和写作的技艺上都有别于前一阶段的诗人。在上一代女诗人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她们以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广阔的意识从中外诗歌中合成养分，不断在写作实践中锤炼和提高自己的诗艺，把女性诗歌推进到了扎实而富有成果的新阶段。在这众多的女诗人中，池凌云是引人注目的一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池凌云诗歌中的黑暗意识。这一黑暗意识与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的黑暗意识有某种渊源，而又经诗人以新的自我意识、生命智慧和诗歌技艺加以改造，从而和存在构成了一种新的对应关系，也为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对我来说，正是池凌云诗中的黑暗意识唤起了我对1980一代女性诗歌中黑暗意识的注意。她的诗歌存在照亮了以往诗歌逝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