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的分裂与合一：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人物叙述研究 ｜汤轶丽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17ZDA281）系列成果

叙事学研究（主持人: 上海交通大学  尚必武）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叙事学迎来了更为旺盛的发展势头。一方面，叙事学家们试图通过重访叙事学的核心概念来深入探讨叙事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层次、人物塑造、意识再现等，进而完善叙事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从相邻学科引入新的方法和视角，描述不断涌现的叙事现象并对之做出解读，借此强化叙事学的阐释力量。综合研究对象、方法和媒介三个层面，我们可以发现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已成为当代叙事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本专栏的首篇文章《辉煌的历程：论沃霍尔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贡献》聚焦女性主义叙事学，并重点考察总结了罗宾·沃霍尔对这一理论流派的三个贡献，即界定女性主义叙事学，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研究性别文化构成语境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一以贯之操演性别介入；横向拓展女性主义叙事学语境。文章以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为个案透视了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范式的变化。

     《“二我”的分裂与合一：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人物叙述研究》一文通过援引修辞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重点讨论巴恩斯小说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文章指出：“话语世界中的叙述者'我’与故事世界中的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不仅来源于时间的间隙，更来源于自我意识的断裂与变化，由此构成了小说叙事进程的重要动力。”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文章认为在巴恩斯的作品中，人物叙述使得叙述者脱离自身的叙述行为和优势地位，叙述者“我”对人物“我”经验行为的反思，促成了叙述者“我”以及读者对于叙述者“我”反思内容和行为本身的反思，进而为读者的阅读和文本的分析增加了情感以及伦理维度的复杂性。

     文章《危机中的艺术表达：爱伦·坡作品中的非自然叙述行为》从非自然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解读坡的小说。从非自然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坡的艺术创新性在于其对非自然叙事笔法的运用。该文从多叙、元叙述和现在时叙述三个方面考察坡作品中叙述行为的非自然特质，并颇有洞见地指出，坡运用这些非自然叙事手法，旨在回应时代危机，是其在危机中独特而有力的艺术表达。

     本专栏刊发的文章覆盖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三大理论流派，既有理论层面的讨论，也有批评实践的操演，值得品味。

“二我”的分裂与合一：

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人物叙述研究

汤轶丽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朱利安·巴恩斯是当代英国文坛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布克奖获得者，擅于使用叙事策略，特别是人物叙述这一手法，来实现人物与读者共同观察世界、省视自我的目的。文章援引詹姆斯·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探讨了巴恩斯小说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话语世界中的叙述者“我”与故事世界中的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不仅来源于时间的间隙，更来源于自我意识的断裂与变化，由此构成了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重要动力。巴恩斯通过人物叙述的手法，实现了小说在形式、伦理和美学上的交融，在吸引读者的同时，也引发了读者关于自我建构的诸多思考。

关键词：朱利安·巴恩斯；人物叙述；修辞互动；自我建构

一、引言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是当代英国文坛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布克奖获得者。在回答“何为文学”与“小说何为”的问题时，巴恩斯认为最精简的答案莫过于“文学是讲述真相的最佳办法”（Guppy 2009： 66）。在他看来，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描述这个世界”，读者能在阅读中意识到小说揭示的真相（ibid.：66）。那么何为真相，作者又是如何通过小说讲述真相？在笔者看来，一贯以“聪明”著称的巴恩斯更关注人性与自我，他对于“深层次真相”的理解并不专制武断。“巴氏真相”更关乎世人在了解自我和世界过程中的情感和伦理，呈现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普遍人性。为了讲述“巴氏真相”，巴恩斯以丰富多元的创作手法和特立独行的叙述风格，实现人物与读者共同观察世界、省视自我的目的，在英国文坛获得了“变色龙”的称号（Moseley 1997：1）。巴恩斯作品叙事艺术的灵活性和形式的独特性是其讲述“巴氏真相”的途径之一，这印证了他所坚持的形式与内容融合互动的文学追求和创作理念。这一文学观也集中体现在他的人物叙述（character narration）手法上。

到目前为止，巴恩斯有六部小说采用了人物叙述的手法：《伦敦郊区》（Metroland，1980）、《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 1984）、《尚待商榷》（Talking It Over，1991）、《爱及其他》（Love， etc.， 2000）、《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2011）和《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2018）。在这些小说中，“我”既是话语世界的叙述者也是故事世界的人物。自我身份的探索和建构是巴恩斯小说的一个连续性主题。巴恩斯的自我概念具有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通过叙事得以体现。尽管已有学者强调叙事在表达这一主题上的重要性（Childs 2011：13），但鲜有学者系统地探索巴恩斯如何使用叙事策略，特别是人物叙述这一手法，实现对自我的省视、探索和建构。本文援引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的人物叙述理论，探讨了巴恩斯小说在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之间的修辞互动中“二我”（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分裂与合一，指出巴恩斯通过人物叙述手法特有的间接性和动态性，在“二我”之间建构了分裂与合一的融合，展示了自我的多面性和不稳定性，实现了小说在形式、伦理和美学上的交融与暗合。

二、人物叙述：间接交流艺术的动态性

第一人称叙述是许多作家青睐的手法，叙述者以“我”发声，成为故事中的旁观者或参与者。这种叙事策略通过叙述者的感知、体验、推断或与其他人物的交流而得以实现。较之于相对成熟的第一人称叙述文学实践，学界对于第一人称叙述的探讨尚未系统化且争论不断。费伦在这场争论中以叙述者是否参与事件活动为基准，提出了“人物叙述”这一概念，将非人物叙述但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叙事排除在外，更具严谨性。在费伦的开创性论著《活着是为了讲述：人物叙述的修辞与伦理》（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2005）中，他详述了此概念：

（人物叙述）是一种间接艺术：作者通过人物叙述者和受述者的交流与其读者进行沟通。它的艺术性在于作者能够使一个文本有效地服务于两个（叙述者的和作者的）读者（也即受述者和作者的读者），实现两个（人物叙述者的和作者的）目的，同时使一个个体（“我”）中包含叙述者和人物两个角色。（Phelan 2005：1）

人物叙述的挑战与价值在于其间接性和动态性，即作者通过人物叙述者和受述者的交流方能与作者的读者进行沟通，涉及人物和事件的动态性以及修辞运动和读者反应的动态性两个层面。从概念的定义和阐释中可知，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强调单一的文本同时为两个读者（受述者和作者的读者）服务，承载了两个（人物叙述者的和作者的）目的，将人物与叙述者相融于“我”这一角色中。为了进一步阐释人物叙述中间接交流艺术如何得以实现，费伦考察了叙述者与受述者、隐含作者与作者的读者、叙述者“我”与人物“我”的复杂修辞运动以及这些形式逻辑产生的情感作用与相应的伦理效果。同时，人物叙述理论以动态多层的交流模式为特征，涉及隐含作者—作者的读者和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人物“我”和叙述者“我”之间双重轨道的复杂关系。费伦在理论的阐释和实践中强调关注“二我”之间，以及读者、文本、故事、叙述者、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综合考察人物叙述中一些新颖的叙事技巧，如不可靠叙述、双重聚焦等，挣脱了静态以及教条式叙事理论的羁绊，使作品呈现出极强的动态性。在强调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往复动态的互动时，费伦也思考了小说作者叙事技巧中所隐含的伦理意义，将形式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研究相结合，更为关注作者为读者提供的心理、情感和伦理等方面的多层交流。

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和文本实践为巴恩斯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其范式有助于我们探寻巴恩斯人物叙述中叙述者和受述者、隐含作者和作者的读者、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体而言，人物叙述是巴恩斯实现创作诉求的途径之一。他通过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轨道的交流模式来展现“我”的分裂独立性和连续统一性。这种“分裂性的统一”不仅来源于时间的间隙，更来源于自我意识的断裂与变化，构成了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重要动力。人物叙述的形式逻辑使读者对人物叙述者产生情感的作用，而这些情感作用又对读者参与伦理情境产生影响，拉近了读者与人物叙述者的距离，达到了共情的效果。就此而言，巴恩斯人物叙述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人物叙述手法这一间接交流艺术的动态性以及“二我”的动态连续性，揭示人物叙述者在自我反思中追求自我表达、实现自我完善的人生蜕变，体现了巴恩斯所坚持的形式与内容融合互动的文学追求和创作理念。借助费伦的人物叙述理论，本文将结合巴恩斯三部人物叙述小说——《伦敦郊区》《福楼拜的鹦鹉》和《终结的感觉》，来探究隐含作者、叙述者、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在修辞互动中的“二我”分裂与合一。

三、“二我”的分裂与对抗

在巴恩斯的人物叙述小说中，大部分人物叙述者，如《伦敦郊区》中的克里斯、《福楼拜的鹦鹉》中的布拉斯韦特、《终结的感觉》中的托尼皆在叙述中提及了自己的过去，讲述自己作为人物的往昔。国内学者赵毅衡将“自我叙述”中的这种现象称为“二我差”，并指出：

不管是在虚构的小说中，还是在自传中，还是在口述中，一个叙述者“此我”，讲述自己作为人物的往昔，既可以用“昔我”的语言，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的意识、经验、判断，也可以用“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这种语言或意识的差别，就是“二我差”。（赵毅衡 2014：69）

    有鉴于此，我们不难发现，“二我差”与费伦的人物叙述概念有相同之处，其产生都是基于两个基本前提：一是文本中出现两个“我”（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二是叙述者“我”须在文本中现身并讲述人物“我”的经历。巴恩斯在多部小说中运用了这种结构：当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相交错时，人物“我”和叙述者“我”出现在同一文本中。前者提供经验和视角，后者则对“二我”的话语与经验进行加工，“二我”之间的功能差异和关系形成了叙事张力。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的第一部分中，叙述者“我”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在讲述人物“我”青少年的经历时，叙述者“我”会跳出故事本身，向受述者阐释自己的叙述行为：“回溯某些模糊的记忆，时间已将它们扭曲变形，使我笃信不疑。假如我对实际发生的事件不再能确信，我至少可以对那些事实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巴恩斯2012：4）叙述者“我”不仅主动承认自述的不可靠性，拉近他与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也用回忆者特有的语言彰显自身成熟的思想和反思能力，突显了人物“我”的少不更事。由此，“二我”产生了分裂。这种“二我差”也使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对叙述者“我”不可靠叙述的态度发生变化。例如，当同年级的罗布森因女友怀孕而自杀时，托尼叙述道：

对罗布森自杀事件做了详尽分析之后，我们断定，他的自杀只有在算术的意义上才具有哲学意蕴：他即将在世界总人口数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觉得保持地球人口总数恒常不变是他的道德义务。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们认为罗布森都让我们备感失望，也辜负了严肃思考……事实就是：罗布森和我们年龄相仿，在我们看来，他其貌不扬，毫无出众之处，可他不仅与一位姑娘发展了一段地下恋情……（巴恩斯 2012：16-17）

叙述者“我”在分析罗布森死亡时表现出了无情的调侃和荒谬的嫉妒，他错误的道德价值体系使其忽视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在他看来，死亡似乎只是服务于更高的哲学或智力目的。显然，读者在此无法认同人物“我”的想法和态度。此时，叙述者“我”似乎剥离了自身的身份，以青年人物“我”的角度和口吻进行叙述，向受述者和作者的读者表明，叙述者“我”与人物“我”是分裂的主体。叙述者在文本最初就强调了“二我差”，因而即使叙述者“我”如实地表现了人物“我”的自私和冷漠，受述者与作者的读者也会重建托尼的形象。他们认为，叙述者“我”是一个在回忆中具有自责、忏悔和反思意识的“我”，在对少不更事人物“我”的回忆中，会领悟到人生的真谛。因此，无论人物“我”是多么自私和冷漠，他与叙述者“我”是分裂的。叙述者“我”定会如受述者以及作者的读者一般对罗布森的死亡抱以悲伤和同情。这种在时差和意识上的“二我”裂变以及身份漂移成为了叙述者“我”为自身不可靠叙述辩解的借口。当叙述者“我”得到了当年写给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的那封充满恶意的信时，他撇清了自己的责任，强调信中所折射的“我”是属于过去的人物“我”。此时，人物“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动的对象，失去了一定的话语权。

然而，人物“我”并非仅仅是“二我”对抗中的下位者。在话语权的争斗中，人物“我”有时也会占据上风，使叙述者“我”在叙说自己的同时也成为被叙述的对象，进而使之在“二我”的搏斗中隐退不得。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人物叙述者布拉斯韦特是福楼拜的忠实追随者，并由此展开了一段对福楼拜的寻访之旅。相较于叙述者托尼，叙述者布拉斯韦特具有更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叙述者或传记者的优势和权力可谓了然于心。巴恩斯屡次在文本中提醒作者的读者注意叙述者布拉斯韦特叙述的真正目的，如：

但是等到我向你讲述她的故事时，我希望你能做好准备：我希望你对书本、鹦鹉、失踪的信件、熊、伊尼德·斯塔基博士的观点，甚至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博士的观点都有足够的了解。书本并不是生活，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它们就是生活。艾伦的故事是真实的，或许这正是我给你们讲述福楼拜故事的原因所在。（Barnes 1984/2009：86）

在第七章“跨越海峡”的引文中，叙述者“我”的声音显然来自于作者巴恩斯。作为一个“侵入式叙述者”，隐含作者巴恩斯贸然跨越叙事界限进入故事世界，抢夺了叙述者布拉斯韦特的话语，向作者的读者揭示了其创作的过程和目的。实际上，此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叙述过程：其一，叙述者巴恩斯叙述此段话的过程；其二，叙述者巴恩斯叙述他创作这本小说的过程和目的的过程。第二个过程已然成为了故事内容以及第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嵌套式的叙述间接实现了故事和话语的重合，反映了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不断省视自我的意识，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建议，即找寻叙述者“我”讲述福楼拜故事的真正意图。

在小说中，叙述者布拉斯韦特对福楼拜的作品和情史侃侃而谈，却在谈及自己的生活以及妻子艾伦时屡次欲言又止，甚至避而不谈。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将人物“我”的故事与福楼拜的故事进行区分，满足受述者对于人物“我”和福楼拜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又隐秘地将过去的生活分散于福楼拜的故事中，其叙事节奏经历了从舒缓到紧凑的变化，使文本充斥着角力的破碎感和紧张感。叙述者“我”的支支吾吾和逃避实则反映了他的困境意识，即一种无法与人物“我”正面对抗的矛盾状态。换言之，尽管叙述者“我”掌控叙事进程和文本，但是“二我”的分裂以及主体性的支离破碎使之不得不延缓故事的叙事进程，甚至被人物“我”抢夺话语权。

在第十三章关于人物叙述者“我”和已故妻子艾伦的故事中，叙述者“我”不得不通过回溯来直面人物“我”，进而较为完整地呈现故事本身。在妻子艾伦出轨后，伤心的人物“我”面临着艰难的伦理选择：宽恕，还是惩罚？在妻子艾伦临死之际，拥有丈夫和医生双重伦理身份的人物“我”不动声色地“拧动开关关闭了氧气管”（Barnes 1984/2009：168），终结了妻子艾伦的生命。显然，这与叙述者“我”之前所宣称的“我当医生的时候，从没害死过一个病人”（Barnes 1984/2009：97）自相矛盾，突显了其作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正如前文所述，叙述者“我”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叙述者。他意识到受述者会慢慢认识到他作为叙述者在操控话语，进而引发对其可靠性的质疑，因此他不断地向受述者强调自己作为叙述者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但在回忆妻子艾伦临死前的那一幕时，人物“我”向受述者揭露了叙述者“我”的不可靠性，同时也使他不得不面对过去的自我。当人物“我”关闭氧气管，宣布妻子艾伦死亡时，他是这场死亡的旁观者、参与者。人物“昔我”不仅掌握着妻子艾伦生死的控制权，也造成了叙述者“此我”的矛盾与挣扎。家庭生活的不幸、个人历史信息的缺失以及妻子艾伦的出轨和死亡使叙述者“我”遭受到伦理层面的质疑，处于“弱者”的地位，成为了一个游移不定或是“不情愿”的叙述者。因此，当叙述者无法把握生活或是确定自我时，如何表达自我、重构自我便成为了叙述者“我”最大的挑战和任务。总体而言，尽管叙述者“我”试图以疏离且冷淡的姿态探寻自我，但他的求索之旅本质上是以“二我”的挣扎和困境为核心展开的。

与其他成长小说一样，《伦敦郊区》中的叙述者“我”与人物“我”也经历着“二我”分裂和对抗的过程。小说勾勒了叙述者克里斯如何从以叛逆和激进自居的青少年蜕变为平庸的成年人这一成长轨迹。在经历资产阶级婚姻的危机后，叙述者“我”回忆着年少时激进的艺术理想。少年时期的克里斯和好友托尼有着强烈的生存焦虑：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忧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性的渴求和害怕。他们抨击上一辈资产阶级虚伪且平庸的生活，并试图通过践行法国文化来对抗和逃离这种生活。与人物“我”不同，叙述者“我”则拥抱并认可城郊资产阶级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下摒弃了叛逆精神，回到资产阶级平庸的生活。由此，“二我”的分裂跃然纸上。这种“二我差”也成为了叙述者“我”叙述的动机：“托尼诡秘地看着花园中的蔬菜，然后问'这就是你的生活？’。我没有回答：为何要让他人来打断你的自责？你不需要这样的朋友。”（Barnes 1980/2009：174）作为克里斯的挚友，托尼仍旧坚守年少时的叛逆和激进，反对叙述者克里斯的资产阶级婚姻，因而他对叙述者“我”的质问事实上代表了少年人物“我”的疑问以及“二我”的斗争。尽管叙述者“我”对托尼和人物“我”的质问置之不理，但他却没有抵抗住对背叛婚姻的忧惧。当妻子向他坦言有过出轨行为后，婚姻的信任危机使他不得不反思“二我”的裂变，省视今日的平庸生活和昔日的艺术理想。

四、“二我”的合一与分裂统一性

人物叙述中“二我”的分裂和对抗使文本获得了足够的叙事张力，推动了叙事进程。但聪明的巴恩斯却不仅仅止于展示“二我”的拉锯战，他进一步探索着“二我”在时间和意识上弥合鸿沟的过程，呈现了在时间和意识两个坐标下自我建构的多面性和动态性。在典型的成长小说式中，人物“我”会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时间和意识上渐渐接近叙述者“我”。但巴恩斯却在其处女作《伦敦郊区》中通过逆向的靠近实现“二我”在时间和意识上的合一。《伦敦郊区》呈现了小说典型的圆形结构：人物叙述者以家乡伦敦郊区为起点开始了成长的旅程，在经历巴黎的异乡生活后返回至旅程的起点。这种空间上首尾呼应的圆形结构也暗含了“二我”辩证的复杂关系。当叙述者“我”带着自反意识进行回忆和叙述时，其目的在于建构未来的故事，即在过去的人物“我”和现在的叙述者“我”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自我连续性，完成“二我”尚未完成的旅途。

克里斯省视自我的过程以记忆叙事的形式展开，同时也是叙述者“我”向人物“我”不断逆向靠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者“我”对人物“我”表现出了更多的理解，并向受述者展示了探索自我的过程：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日常旅程是我独自一人最具安全感的时刻。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觉得它们乏累或无聊的原因，尽管多年来与同一男子同坐，从同一个窗户中观看同一个隧道墙……（Barnes 1980/2009：59）

“我现在意识到”是由叙述者“我”所聚焦的，而意识到的内容则是由人物“我”所聚焦的。在费伦看来，叙述者可以充当聚焦者，这有助于研究人物叙述中叙述者的自我意识，而当叙述者的聚焦与人物的聚焦同时出现时，便产生了“双重聚集”这一现象（Phelan 2005：119）。在上述引文中，叙述者“我”的聚焦包含着人物“我”的聚焦，即对于“日常旅程”的看法是叙述者“我”和人物“我”所共同持有的。这段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的日常旅程不仅是人物“我”在生存焦虑下获得安全感的源头，同时也是舒缓叙述者“我”焦虑的良药。叙述者“我”始终肯定这段“日常旅程”的价值，与人物“我”共同思索如何在平庸生活（家）和艺术理想（学校）之间获得平衡。

叙述者“我”当下对于自我和生活的态度实则建立在对人物“我”理想的否定之否定这一哲学基本规律的基础上：

我已融入生活，这么说难道不对吗？我不会坦言我现在更严肃。在学校时，我可能这样认为，实际上我只是对艺术充满热情罢了。在巴黎时，我自认为严肃，着实想象过艺术和生活的绝佳融合。或许，我重视的只是一种过于合乎传统的且未加思考的快乐。如今，我重视不同的东西，并不担心这种严肃的瓦解。（Barnes 1980/2009：146-147）

尽管人物“我”所抱有的艺术观（未加思考的快乐）过于理想，但“二我”都对艺术有着强烈的信仰，且将其视为解决生存焦虑的途径。叙述者“我”通过记忆叙事的形式，在回答如何由过去的“我”转变为现在的“我”的过程中，弥合了与人物“我”在意识和思想上的鸿沟，拉近了二者的距离，完成了自我的形成和探索。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者“我”对于人物“我”采取了变革和继承相统一的扬弃，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叙述者“我”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完成了一个周期，但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回归事实上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发展过程。通过“二我”的合一，克里斯发现了真正的自我；通过对过去事件的能动追溯，他将自我的成长经历视为艺术建构的产物。因此，具有自省意味的回溯是叙述者“我”在日常平庸生活价值观影响下的艺术表达。换言之，叙述者“我”与人物“我”一样拥有艺术理想和才能，不断追寻有价值的自我和生活。

相较于叙述者克里斯逆向回归的路径，叙述者布拉斯韦特重构自我的过程更为艰辛。布拉斯韦特与克里斯的遭遇一样，妻子的出轨是他们自我叙述的导火索，促使他们踏上探索自我、重构自我之途。在巴恩斯笔下，爱情是自我探索的一种重要形式。婚姻关系中妻子的背叛导致布拉斯韦特和克里斯失去了与重要“他者”的“同一性”，这一“他者”不仅仅是妻子，也是“昔我”。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当在“二我”对抗中屡次失败后，叙述者布拉斯韦特开始尝试通过与“他者”对话来表达自我、重构自我。叙述者“我”频繁地引入假定的“你”，使其承担交流和建构的功能。纵览全文，“你”的身份或角色在不停地转换，从受述者、渡轮上的旅客到评论家，叙述者“我”不断创造自身与“你”的对话。尽管“你”的角色不断变化，但其承担的建构功能则在于完成“二我”的合一和自我省视。换言之，“你”既可以作为叙述者“我”，也可以作为人物“我”。如在第十三章中，叙述者“我”在自述往事时用“你”代替了“我”：“当她死亡时，你起初并不会感到吃惊，爱的一部分就是为死亡做好准备。当她死亡时，你感觉到爱得到了确认……接下来，你会感到疯狂……”（Barnes 1984/2009：160）通过“他者化二我”可以使叙述者布拉斯韦特成为一个客观叙述者，并在与“他者”的对话或凝视中完成自述，成为伦理主体。同时，通过“你”的叙事参与，叙述者得以实现以“我们”为主语的叙事，使“二我”逐渐达到认同，并趋向合一。从“我”到“我们”的转变是叙述者“我”向人物“我”以及受述者靠近乃至融合的过程。通常而言，人物“我”是被省视和反思的对象，其经历和经验包含在叙述者“我”的经验中。因此，当叙述者“我”放弃自身的优势，通过“我们”对自身和人物“我”进行重新省视和反思时，精神上的自我得以从泥潭中脱身，完成对自我的表达和重构。

在《终结的感觉》中，托尼前女友的母亲萨拉遗赠的两封文件开启了叙述者“我”对于错误记忆的修正之旅。在事实面前，叙述者不得不通过重新省视自己的“历史”来发现“二我”之间的共同之处。叙述者“我”利用记忆运作过程中的不可靠性，建构了成熟、坦诚、富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形象。从本质上来看，叙述者“我”的不可靠性是通过叙述来揭示其记忆中的偏差。但在“证据”面前，他又不得不承认人物“我”具有“易怒”“善妒”和“邪恶”（巴恩斯 2012：127）的特质，推翻了成熟、坦诚、富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形象。由此，“二我”的形象实现了重合。在修正之旅中，叙述者“我”不断揭开历史的迷雾，意识到自己对朋友造成的伤害，滋生了悔恨之情，进而通过记忆对自我和他人进行修正。通过修正回忆，叙述者“我”承担起记忆的责任，与年轻的人物“我”达成和解，在记忆中修正“二我”之间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言，“二我”合一的意义在于托尼通过叙述承担起记忆的责任，努力实现对当下身份的认同和确证。

五、结语

上述小说中的人物叙述涉及三个不同层面的交流：一是叙述者与人物的交流以及人物之间的交流，即叙述者“我”与人物“我”的交流以及人物“我”与小说中他者的交流。二是叙述者与受述者的交流，即叙述者“我”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受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一层面中的叙述者通过讲述自己的行为和感知以及再感知人物“我”，不断改变自己与故事、“二我”之间以及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突显了自我意识。三是隐含作者巴恩斯通过上述两个层面与作者的读者进行交流。巴恩斯通过人物叙述中的不可靠叙述、双重聚焦等使读者注意到，作为一种特殊的自我建构模式，人物叙述这一叙事策略能够使叙述者脱离自身的叙述行为和优势地位，反思其作为人物这一角色。“二我”的分裂与合一使得巴恩斯的人物叙述小说存在一种嵌套式的反思和建构：叙述者“我”对人物“我”行为的反思，促成了叙述者“我”以及读者对于叙述者“我”反思内容和行为本身的反思，为读者的阅读和文本的分析增加了情感和伦理维度的复杂性。通过人物叙述这一叙事策略，人物叙述者、作者以及读者都能在间接性和动态性的交流中探索和重建自我。就此而言，巴恩斯将抽象的世界和自我引入具象的文本，书写以反思与自省为叙事模式、以虚构自洽的现代性寓言，在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修辞互动中讲述“巴氏真相”。正如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斯特拉·雷明顿（Stella Rimington）所指出的，小说的责任之一是探讨人类。巴恩斯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性回归为更多居于生存困境和混乱中的个体带来了心灵的慰藉和智性的指导，这也正是巴恩斯在文本中所注入的伦理和人文内涵，是其对文学和生活本质的思考。

排 版｜杜   欣（经管学院）

校 对｜陈歆莹

编 辑｜潘   琼

终 审｜李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