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他们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
他就是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
肖斯塔科维奇
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
《时间的噪音》是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继《终结的感觉》后首部长篇小说，纪念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10周年，献给那怯懦却从未真正屈服的音乐之魂。入选《每日邮报》《金融时报》《卫报》《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新政治家》《观察家》年度好书。
2016年，《时间的噪音》出版后，巴恩斯在《卫报》写了一篇短文再次谈及了他的英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
我的英雄是个懦夫。毋宁说，他常被视为一个懦夫。更准确地说，他曾处于不得不成为懦夫的情境中。换位思考，你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成为懦夫，而若我们决意成为懦夫的反面——意即，一个英雄——那将是极其愚蠢的。在那段岁月挺身而出、对抗的人均被杀害，他们的家人、朋友以及任何有关联的人都蒙受侮辱，送入劳改营，或被处决。因此，当一个懦夫，是唯一的理性选择。
他是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生受到压迫甚于音乐史上任何作曲家的人。1926年，19岁的他写下《第一交响曲》，获得了世界性的成功；三年后，这部交响乐的受题赠者即遭逮捕，后被枪决。他们处决了交响乐的受题赠者吗？是的，还有音乐家们。
列宁格勒保卫战战场上的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连同颇具争议的回忆录《证言》出版后所引发的讨论，都伴随了我半个世纪。作曲家协会的头儿，吉洪·赫连尼科夫曾荒诞地声称，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挺开朗的人，他没什么好怕的”。但正如俄国俗语所言：狼不晓羊之惧。肖斯塔科维奇常年活得惊惧、谨慎而多疑（他在30年代与死亡擦身而过）。
肖斯塔科维奇坚守阵地，在公开发表音乐时，私下也进行创作，保护了自己的家人，并期盼日子会变好。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之外，英雄主义其实还有更多形式。
《时间的噪音》让读者理解了一个真正的肖斯塔科维奇，他为何不像同时代的其他音乐家一样去西方世界寻求纯粹的音乐世界？而是在每一个夜幕降临时分，为不让妻儿看到他被捕的惨状，拎着个箱子等待在电梯旁？
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那时肖斯塔科维奇到底看到了什么，才会在通常以悠扬说话的音乐里渗透进了惊恐的节拍？
《时间的噪音》
[英]朱利安·巴恩斯/著
严蓓雯/译
译林出版社2018年1月版
朱利安·巴恩斯
（本报插画）
关于作家
巴恩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文学编辑和评论家。1980年代他以突破性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此后，三进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大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入选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成为唯一一位外国荣誉成员。
巴恩斯也深得法国读者的好感，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法国梅第奇奖和费米娜奖的作家，并先后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军官、司令勋章，2017年荣获法国总统颁发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精彩选读
他只知道，这是最坏的时候。
他已经在电梯边站了三个小时。他在抽他的第五支烟，他的思绪在跳跃。
脸庞，名字，记忆。切下的泥煤在他手里沉甸甸的。瑞典水鸟从头顶掠过。遍野的向日葵。康乃馨精油的气味。网球场传来的妮塔温暖甜蜜的气息。一个寡妇高潮时沁出的汗液。脸庞，名字。
还有死人的脸庞和名字。
他可以从公寓里拿一把椅子过来。但他紧张的神经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合乎寻常。显然，坐着等电梯看上去多怪啊。
他的情境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就像生命里的其他事情。比如性欲。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
他试着让思绪停留在妮塔身上，但脑子不肯听话。它就像一只绿头苍蝇，聒噪而淫乱。它落在了塔尼娅身上，这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它嗡嗡嗡跑到了另一个女孩身上，那是罗扎利娅。他脸红了，是因为想到了她，还是为那个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
元帅对他的眷顾，也是突如其来，但又完全合乎情理。对元帅的命运，也可以这样说吗？
尤尔根森和蔼可亲、胡子拉碴的脸；然后记起来的，是他母亲攥着他手腕的凶悍愤怒的手指。还有他的父亲，那个生性亲切、可爱、不切实际的父亲，站在钢琴旁，唱着“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
刺耳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响。他父亲的声音，他弹奏着华尔兹和波尔卡，向妮塔献殷勤，工厂的汽笛发出了升F大调的四声轰鸣，狗冲着一个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钢衬的政府包厢下方，响起一阵打击乐和铜管乐的尖啸。
这些噪音被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打断了：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他的脚动了一下，踢翻了靠在腿边的小箱子。他等着，记忆突然一片空白，只充满恐惧。电梯停在下一层后，他的手脚才听使唤。他捡起箱子，感觉里面的东西轻轻移动。这让他的思绪跳到了普罗柯菲耶夫睡衣的故事上。
不，那不是绿头苍蝇。更像是阿纳帕的蚊子。随处降落，吸食血液。
站在这里，他原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绪。但是，夜晚，孤身一人，好像是思绪在控制他。是的，人无法逃脱命运，就像诗人向我们保证过的那样。也无法逃脱思绪。
他记得切除阑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他吐了二十二次，冲护士骂光了所有他知道的骂人话，然后乞求朋友叫个民兵来结果他，这样就可以结束疼痛了。叫他来，干掉我，不用再疼了，他恳求道。然而朋友拒绝帮忙。
现在他不需要朋友，也不需要民兵了。这里有足够多的志愿者。
他跟自己的脑子说，一切都是在1936年1月28日早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火车站发生的。不，他的脑子回答，不是那样的，不是在某一天某一地发生的。是在许多地方，在许多时候发生的，有些甚至发生在你出生前，发生在其他国家，发生在其他人脑海里。
之后，无论接着会发生什么，它都会以同样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在其他人脑海里继续。
他想起了香烟：一包包卡兹别克、别洛莫尔、赫泽格维娜·伏洛尔。想起有人将半打纸烟碾碎，塞进他的烟斗，桌上留下一些纸筒和碎纸片。
即使到了眼下，这是否还能修补、恢复、反转？他知道答案：医生说过鼻子的复位。“它当然能复位，但我向你保证，看上去只会更糟。”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还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谁可能会在那里取代扎克列夫斯基。应该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从来不缺扎克列夫斯基们，这个世界不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造起来的。可能抵达理想世界后，确切地说，那差不多是两千亿年后，扎克列夫斯基们就不需要再存在了。
时不时地，他的脑子拒绝去相信发生的事情。这不可能，因为从来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这么说。但这是可能的，它也发生了。
命运。这是一个大词，意味着某些事你无能为力。当生活告诉你，“就这样”，你只好点头，称之为命运。就这样，他命中注定被称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对此无能为力。自然，他不记得自己的命名仪式了，但他没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一家人聚在他父亲的书房里，围着一台手提式打字机。牧师来了，问他父母想给这个新生儿起什么名字。雅罗斯拉夫，他们回答。雅罗斯拉夫？牧师不太起劲。他说这个名字太与众不同。他说名字与众不同的孩子会在学校遭到取笑和嘲弄：不，不，他们不能叫这孩子雅罗斯拉夫。如此直接反对，让他的父母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又不想得罪牧师。那么，你建议用什么名字呢？他们问。给他起个普通点的，牧师说，譬如德米特里。他父亲指出自己已经叫德米特里了，雅罗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听起来比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要更好一些。但牧师不同意。就这样，他变成了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名字有什么关系？他出生在圣彼得堡，在彼得格勒成长，在列宁格勒长大成人。名字又有什么关系？
他三十一岁了。几码外，他的妻子妮塔躺在他们女儿加琳娜身边。加莉娅一岁了。最近，他的生活好像稳定了下来。他从未如此直接地感受过事物的这一面。他感受过强烈的情感，但从来不能娴熟地将它们表达出来。即使在球赛中，他也很少叫嚷，或像别人那样失控；对球员技巧或是技巧不足的安静讲解让他心满意足。有人会认为，这是列宁格勒人典型的闷罐子风格；但除此之外，或心底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羞怯而焦虑的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当他抛开羞涩后，他会在殷勤可笑和犹豫沮丧间摇摆不定。就好像他总是踩错点。
但即使如此，他的生活最终还是步入正轨，有了正确的节拍。只是现在又开始动荡不安。动荡不安：这不只是一个委婉说法。
过夜的小箱子靠在他的小腿肚上，让他想起以前试图离家出走的时刻。那时候他多大？可能七岁，或者八岁。他是否带了一个小提箱？可能没有——他母亲的恼怒应该让他根本没时间收拾。那是夏天，在伊林诺夫卡，他父亲在那里做总经理。尤尔根森是房子的勤杂工，他会做东西，修东西，用小孩子能明白的办法解决问题。他从不指导他做任何事，只是让他看着一块木头如何变成一把匕首，或一只口哨。他会递给他一块新出炉的泥煤，让他闻上一闻。
他和尤尔根森越来越亲。当那些让他不快乐的事情发生时（那种事情经常发生），他就会说：“好吧好吧，我要走了，去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一天早上，他还躺在床上，就发出了当天的第一次威胁，或者誓言。但就这一次，对他母亲来说，就已经足够了。穿上衣服，我这就带你去，她答道。他接受了她的挑战——不行，没时间让你收拾——索菲亚·瓦西里耶芙娜紧紧抓住他的手腕，然后他们开始穿过田野，去尤尔根森的住处。起初，他表现出毫不畏惧的强硬，在母亲身边大摇大摆地走着。但慢慢的，他的步伐迟疑了，他的手腕，然后是手，开始从母亲的手里溜脱出来。当时他以为是他自己挣脱的，但现在，他承认是母亲让他脱手的，一个手指接一个手指，直到彻底松开。不是可以自由地和尤尔根森一起生活，而是可以自由地调转屁股。他泪如泉涌，跑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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