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对奥威尔的介绍，大都附带了这么一句：“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他并非预言型的作家，而是一名现实得近乎平庸的作家。而他那些“预言”，该说是他看透事实外表后道出的本质，是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吧。
△风格平庸，洞察力却敏锐透彻，是奥威尔的风格
有生之年，奥威尔孜孜不倦地写下了一卷又一卷日记。但他的日记与日记这种记录个人感受的私密文体格格不入，它们有观察、分析、评价，但极少个人情感抒发。其实奥威尔一直拒绝别人给自己写传，也拒绝自己写传，即使如《巴黎伦敦落魄记》等自传性较强的几部作品,都无一例外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缄口不语。一言以蔽之，他是把自己包藏得极深的作家，他的作品只代表他愿意展露的自我的一部分。
平庸的优势
奥威尔也是一个极缺乏想象力的作家。这部《奥威尔日记》，收录了奥威尔从 1931 年到 1949 年间各时期的日记。这些日记经原编者彼得·戴维森整理后，分为“摘啤酒花日记”、“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日记”、“摩洛哥日记”、“家庭日记”、“战前事件日记”、“战时日记”和“朱拉岛日记”。这些日记丁是丁、卯是卯，写摘啤酒花就绝不捕虾捉蟹，写摩洛哥假日就绝不纵论天下大事。“战前事件日记”更有意思，奥威尔一边摘录报章政治、经济和战争概况，一边记载母鸡下了几只蛋，值几个钱，山羊挤下的奶发臊，是不是大蒜吃多了，但泾渭分明，清清楚楚，血雨腥风和采菊东篱绝不搅和在一块儿。这些日记多为流水账，文字干瘪，语意枯燥，无甚个性和趣味可言。
那么，撇开奥威尔的名声，这类文字的价值何在呢？我想，毛姆关于“日记体作家”的说法，对我们理解《奥威尔日记》是有些助益的。毛姆在其文艺批评集《观点》中，建议想要理解客观世界的读者最好别去读那独树一帜的作家的作品，读平庸作家的吧。因为才气越大个性越强的作家，人生图画就越是光怪陆离，而平庸作家正因其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他们写什么都无可救药地以自我为中心，有限视角和自鸣得意反而成就了他们编年史作家的地位。
毛姆的毒舌出自他的真诚。那奥威尔是一个平庸作家吗？平心而论，是的，在小说家这个行当上，他顶多算二流。我们今天把《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看得那么高，大抵也是从政治、社会、心理而非文学的角度来读。在文学方面，它们才智平平，缺乏艺术上的敏感、巧思与深度。但也正如毛姆对平庸作家的定义，想象力的缺失反而褪去“光怪陆离”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日记这个文体，尽显奥威尔对客观事物观察的细心和锐利，他的“有限视角”把他牢牢控制在政治、经济、农业和博物学的观察家角度上，他主要是一个观察家。
奥威尔写作的意义
1936 年，奥威尔受出版社委托调查英国北部（“威根码头”）工人就业和生活状况，彼时，他就注意到工人一旦在工会谋得某个职位，就立刻跻身中产阶级行列，不管他愿不愿意。奥威尔还对这些穿金戴银的无产者一口一个“同志”地称呼起出一身鸡皮疙瘩。1940 年战争之初，他对某报某日的广告做起了研究，发现 52 则广告中，有 6 种奢侈品，19 种欺诈型药品，4 种汤和 2 则政府广告，“只有3则广告是在发战争财”，换言之，民众对战争的意识淡薄得实在可怕。不列颠空战期间，奥威尔体会到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不喜欢战争，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战争，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能支撑自己的信念”。1941 年，奥威尔参加地方军阅兵仪式，发现英军弥漫着一股讨厌的沙文主义气息，处处洋溢着“我们就是比德国人好”的傲娇情绪。奥威尔对此评论说：“基督教的精神是我们并不比敌人好，因为我们都是可怜的罪人……我想当局一定认为，如果人民意识到敌人有敌人的道理就会影响士气。”
1941 年 8 月，奥威尔加入 BBC 电台，担任东方部的播音员。其间，他与中国作家、记者萧乾就中日战争局势所作的访谈，成为中外新闻史上的一段佳话。此时的奥威尔，已对政治宣传中的口径、策略谙熟于心，再加上早年卷入西班牙内战左翼阵营遭孤立的经历，更使他深信相较新闻审查，不受遮蔽的事实更有可能沦为谎言：“对于每一件事，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政治倾向采取相信或怀疑态度，对事实本身却根本不在乎；而一旦政治方向转变，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跟着改变。”他悲哀地看到，英苏联盟建立后，许多人摇身变成了亲斯大林分子，“大清洗等罪行都一夜之间被人遗忘了。假如佛朗哥、墨索里尼之流最终也倒向了我们，他们也会得到同样的宽容对待”。奥威尔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道德与伦理堤坝，是经受不住打着理性旗号的政经利益链的冲击的。
△《奥威尔日记》
作者: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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