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FlowBlossom的第45篇文章
在观念和事实之间
在动作和行动之间
落下帷幕
在概念和创造之间
在情感和反应之间
落下帷幕
生命如此漫长
在渴望和痉挛之间
在潜能和存在之间
在本质和下降之间
落下帷幕
阿尔贝·加缪将西西弗这位古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式人物视为“荒诞英雄”，然而何为荒诞？若希望从他的《西西弗神话》中寻找终极答案，恐怕徒劳无用。所有的哲学问题本质上仅仅提供一个入口，最终收获多少果实却取决于我们的心境与内核。
当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一切价值与意义都有待重估。这时，“大写的人”变成“小写的人”，从此那个拥有无限凝聚力的“神”最终隐入尘土，只留下漫天沙砾。
从古希腊神话的叙事角度看，西西弗触怒众神，被惩罚推动一块巨石上山，当他正将要达到山顶时，石头因为自然重力滚落下来，于是，西西弗再一次推动石头向上缓慢地挪动身躯，石头又再一次滚落……就这样无休无止地重复着。
众神窃以为永无休止的推动巨石便是对西西弗的最大惩罚，认为这种无止境的身体之累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希腊神话创造了他，但加缪却将其重塑，使其成为一个符号，一种隐喻，一份欲言又止的警醒与召唤。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是一位理性的人，有着清醒的觉悟与洞察力，当西西弗意识到生命的荒诞向来如此时，他决定接受荒诞，勇敢面对荒诞，怀着强烈的激情去生活，穷尽现在，抛弃意义标准，不求永恒。
在西西弗看来，在推动巨石的过程中抬头看见蓝色的天空与白云便是他所有的生命源泉。于是“反抗、自由、激情”成为加缪对荒诞本身做出的回答。
荒诞是什么？荒诞就是某种程度的不可思议。然而西西弗作为文化领域的独特存在，却从未被我们真正理解。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
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特别是那些不可思议事件来理解世界的努力。
“荒诞”从最开始作为现象到作为哲学、作为美学，经历了各种阐释，但其本质仍然是个体意识与命运之间的张力问题：人必须面对死亡与既定的困境，这是所有生命问题的根本前提，正因为如此，存在本身才能够被妥善安放。
荒诞一种“反文化”。文化需要意义，荒诞则反其道而行之。叶朗在《美学原理》中解释荒诞时说：“荒诞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
人的荒诞被各种工具所证明，我们一方面害怕承认自己是社会机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却以极大的热情让自己努力成为螺丝扳手。对权利和金钱的欲望胜过所有。而那些希望逃离的人则不知所措，横冲直撞，意义与虚无竞相拉扯，理想与现实互不让步。于是，我们慢慢成为不折不扣的空心人。
人是自我意识的
最大牺牲者
人生的荒诞感显现在生命最初坠落的一瞬间。意大利小说家与戏剧家路易吉·皮兰德娄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生命纯粹出于偶然而被限定为植物、动物或人，而且命中注定要在这样一种世俗的形式中度过不可逆转的一生。然而，人却不能够像动物那样让自己完全听从自己的潜意识和快活放纵，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人一旦产生冲动，他便立即开始运用所谓的理智来对付冲动，而这个理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他用以使他的冲动理想化和有目的化的欺骗机制。
人被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审视，既有洞察他人的能力，也有剥开自己的勇气。社会规训虽然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焦虑，但我们都毫无例外地成为奴隶，即使是那些高喊着自由的人们也在无意间吸收和内化了它的魔力。
所以，正在经历荒诞的人看似始于命运的随机分配，却暗地里沦为这种荒诞感的忠实拥护者，沦为自我意识的最大牺牲者。
对于正被泛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逻辑裹挟的我们来说，因此陷入了深度无聊与放纵的循环之中。人的本质既被构建，又被摧毁，慢慢变成了无本质的乌合之众。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以“荒诞”指涉人类生存状况：“变化无常，无聊，不安。”他将人类比喻为被判死刑的囚徒：
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戴锁，都被判为死刑，他们之中每天都有一些人在其余人面前被处死，而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伴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充满悲痛而又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
人在撕裂之环中奋力舞蹈，既想摆脱又无力摆脱，既期待又惶恐，既自由又限制。“既…又…”被刻进每个人的骨髓和反射神经中，与选择所带来的内在悲剧性相呼应。
在我看来，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是一种抽象的悲观。因为在现代人的逻辑中，困境并非死亡困境，而是物质困境，那些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大部分都是“经济上的人”而非“哲学上的人”。
此意识非彼意识，此困境亦非彼困境。当代人身上的疤痕在于需要被迫承认生活是由百分之九十的痛苦和百分之十的快乐组成。当务之急是克服生存重力，其次才是抵抗乏味和不安。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和心力去解决这种像毒药一样的虚无之感。
或许只有极少数冷静的人才能看见覆盖在生命衬纸之下的渺小与卑微，只有极少数清醒的人才能体察到生命的无能为力，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能有资格去选择返璞归真。
西西弗的自我意识让他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一种可以苦中作乐的权利。沉重的巨石与蓝天白云不在同一感受纬度，身体的疲乏也与精神的召唤并肩而行，互不干扰。传统阿Q式的意淫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意识伪装。
所以，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是幸福的。他只需唤醒身体去执行日复一日的任务，承受最低限度的生命之重，想象力与生命力却能在云雾间遨游。他为我们创造了一种抵抗荒诞的可能，可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
我们却又无法追随。因为我们从未进入他的精神场域，我们仍然在门口徘徊。
还有一个看起来完全合乎情理的明显事实，那就是一个人永远是其真理的牺牲者。他一旦认识到这些真理，就不能摆脱它们。就要为之付出一些代价。一个已经觉悟到荒谬的人永远要和荒谬联系在一起。
当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知善恶的禁果后，人类就永远要与真理缠绕在一起。心智的生长是一条单行线，有来无回，就像我们无法让水流按照自然势能逆行而上。
通晓社会运行规则与潜台词的人们会下意识地在内心篆刻一把隐形标尺，同样的，他们也会让这套法则成为自己周旋万事的尺度，游刃有余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但“游刃有余”真的是一种理想的处事态度吗？可为什么当下又特别强调“钝感力”呢？
实际上，渡边淳一提出的钝感力并非简单的迟钝木讷，而是一种顽强的生存智慧，它并非指客观意义上的“看不见”，而是主动选择对低维能量“视而不见”。难道这不是一种“加缪式幸福”吗？
那么“意识的最大牺牲者”又指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人很容易陷入对自己深信不疑的漩涡中，一旦谋个意识被养成，那我们便很容易成为意识的囚徒。这是一个隐藏的悖论。
以我最熟悉的现代音乐举例。作曲家是需要表达自己理想中的声音，还是需要帮助接受者听到自己？似乎站在任何一个立场都显得不够谨慎，当代很多专业作曲家或许都无法平衡二者。
最后的结果便是，作曲家按照“高级”的手法组织声音，音乐厅里，听众却偷偷将双手藏在节目单下刷着无聊的电子信息。
这是一件多么荒诞的事情！作曲家意识到好的音乐需要好的载体，一种不再沉溺于“好听”的新形式，于是，他们被这种“高级意识”捆绑住，甚至以一种不受控的肌肉反应与“大众美”背道而驰。
于是，他们成为了最高雅的离异者。
但我们不能指责艺术家不熟谙接受者的审美规律，也无法抨击听众不懂得欣赏现代艺术。因为耳朵所能承受的“新奇”实在太有限，它的阈值范围远不如眼睛。
对于这种荒诞感的调和，让我想起加缪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仪式上的一段致辞：
没有艺术，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但我从不将这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而言不可或缺，那是因为它决不自我孤立，在与他人同等的层面上，让我本色地活下去。我觉得艺术不应是独自享受，而是一种方法，用它来感动最大多数的人，向他们奉献一种超乎苦痛和普通欢愉之上的形象……艺术家就是在自我与他者不断的交往中，在半途不可错过的美景中，在无法抽离的群体中慢慢锤炼自己的。
若作曲家的本色取决于接受者，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境？很显然，当今作曲家还未找到最恰当的方法，一种既不全然丧失作曲家的自我意识，又能感动听众的方法。
是的，这是一种不健全的自我意识，一不小心就会跌入陷阱之中。
反抗是重新学会看和思考
加缪为荒诞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反抗。或者说，我们甚至还无法将之叫作解决。因为解决意味着抚平突兀，达到平衡，而荒诞感却很难被稀释，它正在无可避免的成为生活最本质的内容。
因此，我更愿意引用18世纪意大利作家加里亚尼的解释：“重要的并不是治愈，而是与疾病一起生活。”
在加缪他看来，生活着，就是使荒诞生活着。所以，他否认自杀，认为自杀是一种通过跳跃来逃避的行为。
反观现实，身边有太多人不约而同地卷进意义的漩涡中，以为找到理想，找到意义，找到目标就是一种对生活负责任的表现。
殊不知，这些人正在架空当下，架空自己。他们将自己交付于一张未命名的设计图，然后堂而皇之地遁走于所谓的努力中，最后在想象的宫殿里纸醉金迷。
关于“未来”这一时间概念的理解，我欣赏奥古斯丁的哲学。他不赞同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割裂开，而是认为时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即过去的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的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觉，将来的事物的现在便是期望。
奥古斯丁的时间观令我豁然开朗：不存在什么明天。这与荒诞的本质具有同一性，唯有“此在”才是所有，才是全部。
所以，追逐明天，追逐意义本身便是荒诞的。意义就是将期待合理化，用想象去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在加缪看来，假如生活没有意义，反而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
如果一定要写一部富有意义的人类思想史，那就应该从人类思想绵绵不绝的悔恨、从人类思想的软弱无能的历史写起。
加缪的反抗不是舍弃，而是重新学会“看”和思考。正如西西弗反抗的前提是他仍然必须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爬到山顶，然后又眼睁睁看着石头落下来。
在通常观念中，认为“舍”是一种智慧。可是，人类的困顿之源真的在于不敢舍弃吗？相反，西西弗的肩膀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肩膀：石头永远是石头，它不会变成碎石，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永不停止的爬上去，没有终结之日。
西西弗不会成为命运的漏网之鱼，众神更不会打盹，反而，他们会恶狠狠地耻笑他的不堪，揭露出存在的荒谬与无意义。
所以，生命的“此在”成为海德格眼中的“烦”。存在之链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套索，即使其他锁环都破裂了，却唯独这一环坚若磐石，牢牢地套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正如德国战后作曲家齐默尔曼在他的歌剧《士兵们》中呈现的那样。他认为风格在音乐的真实性面前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能找到像《士兵们》那样被锁住的人生处境，人们承受着社会阶级、环境和人物宿命的制约，并且无辜地经历着他们无法逃脱的事件。
生命的真实性就是由无数个“在场”构成，愤怒、焦虑、痛苦、快乐、满足……无数个“此在”像碎片一样拼凑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时间。那么，反抗又是什么？加缪谈到：
反抗就是人不断面对自我而在场。它不是向往，而是无希望地存在着。这种反抗实际上不过是确信沉重的命运，而不是与命运相随的屈从。
再重申一遍：反抗不是果断抛弃，而是承认生活的荒诞，接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重新学会看和思考，带着生活的破裂活着，带着生活的破裂思考。穷尽自我，穷尽现在。
在荒诞的世界里，概念、价值与意义和它们的无效性是相对应的。
如果意识到这是一件长在你身体里的事情，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的做。忍受也好，享受也罢，都是必要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正如尼采所说：
显然，天底下最重要的就是长久的忍受，并且是在同一个方向。长此以往，这个大地上某些值得经历的东西就会出现。
仔细想一下，我们似乎更多考虑“质”的意义，却很少探讨“量”的意义。甚至“意义”这个词本身就忽视了量的积累，直接跨越到某种形而上学的主观描述中。
因为“质”导向的是结果，而“量”重视的则是过程。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久，量变会不会引起质变？但尼采告诉我们，在同一个方向上长久的忍受是最重要的。
加缪也谈到过：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我并不要知道这生活是庸俗的还是令人厌恶的，是风雅的还是令人遗憾的。在此，价值判断完全被抛弃了，事实判断才重要。我只对我所能看见的东西下结论，而丝毫不冒险对那些只是假设的东西下结论。若说这样的生活是不诚实的话，那真正的诚实则会使我成为不诚实的。
人们似乎很轻而易举地就能给某个群体贴上标签，比如“996打工人”、“00后整顿职场”、“全职宝妈”、“女性主义”。
他们用概念先行的手段去印证自己思维高明，当发现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围绕这几个关键词进行群体分析时，不禁高兴得前仰后翻。
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殊不知自己已经掉入概念的幻境中，意识的陷阱中，潜在地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奴隶。
意识有时候是一个狡猾的东西，它让我们看到痛苦，看到清醒，看到不堪，看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概念与意义，人们的注意力被无止境的价值评判所吸引，而对真切的事物选择视而不见。
加缪则告诉我们：意识通过关注事物而照亮事物。
他欣赏胡塞尔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现象学本身拒绝解释世界，而只是要对实际经验进行描述，而这种描述在最初的断言中就已经肯定了荒谬的思想。
胡塞尔用“意向性”将意识与事物相关联，将它所关注的对象分离开来，于是这些对象就超越了一切价值判断。
玫瑰花瓣、里程碑、人的双手与爱情，不再是在一个伟大原则之下使显象变得熟悉起来。思维，就是重新学会看和注意，就是引领自己的意识，就是运用普鲁斯特的方法把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想象都变成一块享有特权的领地。
西西弗在推动巨石的过程中选择去看头顶上的蓝天和白云，这不是无可奈何的妥协，更不是哲学式慰藉，而是用自己的理性去重新分配意识，让“看”变成“看见”，让天空成为自己的领地。
螺丝在拧紧，螺丝在旋开
阅读加缪是幸福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最后被我画上了许多记号。坦诚地说，我正在尽我所能去捕捉加缪在书中所论述的重要内容，却终究无法还原其全貌。
对于加缪“荒诞哲学”的重要性在此不必赘述，我只想借用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谈论莎士比亚的一段话来表达我对加缪的敬仰：
文学影响理论的真谛恰恰是其无可抗拒的焦虑。莎士比亚不会允许你们去埋葬他，去回避他，去取代他。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已经内化了、吸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力量。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了心智和精神，我们只是姗姗来迟的追随者。
加缪重新创造了西西弗，从此，西西弗就不再只是一个神话隐喻，而是一位将荒诞与反抗内化于身体和行动中的人。
荒诞感的潜台词就是无希望的重复，而反抗则是在重复中寻找多样。这一点，西西弗与演员可以说都从不同维度诠释了这一命题。
演员代表着他需要与那些互相不可替代的角色达到同一，代表着需要同时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这两位戏剧大师住进自己的意识里。但他们在舞台上却永远不能像真实的人那样去爱，那样去疯狂。
他们需要将多个角色的灵魂纳入自己的身体，需要在一个限定的时间内呈现出观众需要用一生才能走完的路。可是，表演完毕后，演员又将在所扮演的角色中死去。
正如加缪所说，演员重复模仿的人都是要消亡的人，他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演员就像荒谬的人一样，希望穷尽一切并经历一切，他们从希望结束的地方开始，从精神不再只是欣赏游戏，而是要加入游戏开始。
他描绘或刻画着自己的角色，他溜进想象的形式中，并将自己的热血注入角色的幽灵中。演员从荒谬的角色中获得了他独特的影子，演员于是就把这个陌生的同时又熟悉的影子带到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去。这正是演员自相矛盾的地方：同一然而又如此多样，如此多的灵魂在一个身体中。
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切是最终都会化为乌有的一切，我们每天像演员一样扮演着不同角色，用疲乏的身体去应对肩膀上的巨石，那是否这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呢？
不。我们对“无意义”的判断太过轻而易举，甚至事情还未开始就在规划撤退路线。人人都在追求自由，但这最终只能是一个假命题，加缪说“自在的自由”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生命的荒诞感就像一颗螺丝钉，牢牢嵌进我们的身体，肩上的巨石如螺丝钉一般永远不会消失，我们需要不断拧紧自己的身体去默默承受。
重要的并不是奋力拔出这颗螺丝钉，消除异己的事物，而是接受这份生命之重，承认它的无可奈何与荒诞。
然后，那些所有背负着不可征服之物的人都会以自己的生命激发出意识与反抗。我们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维持这种紧张，然后再试着让螺丝旋出一圈，一圈，再一圈……
那一刻，我们或许会重新看到阳光正映照在西西弗的巨石上。
西西弗神话
Albert Canmus（1913-60）
Le Mythe De Sisyphe
反抗是人与其自身的暧昧性之间连续不断的较量。它是对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透明性追求。
我只能体验我自己的自由。我不可能有一般的自由概念，只能有一些确定的见识。
“自在的自由”，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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