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经典价值评定中，还可以指出另一些经常起作用的尺度，它们和上面谈到的构成问题的各个方面。比如，经典的次序的判断，必须考虑作品对读者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情况，教育作用的大小是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化阅读”被强调和提倡。从这一点出发，与当代读者生活更贴近的作品获得较有利地位，32带有消遣、娱乐功能的“通俗小说”等文类受到排斥。出于相同的考虑，作品在表现上的明朗、清晰，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晦涩、难懂、含糊不清等不仅是风格学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文本“政治”的问题。“陌生化”技巧、文本的“多重编码”所产生的含混性和多义性，总是受到质疑和警惕。
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前面说到，对有可能危害到新秩序的“非经典”的“封锁”（不予出版，文学史不予评述），是维护新秩序的有效方法。但问题在于，“封锁”如果绝对化，也会导致政治和文学的决策层（及其研究机构）的“闭目塞听”，使他们对新秩序的论述缺乏依据和说服力，也有可能使新型文学的创造粗陋化。作为一种弥补措施，对某些受“封锁”的“非经典”，会以作为参照的“资讯”的对象，在“内部”出版发行，按照严格规定的阅读范围加以“分配”。这就是当代的所谓“内部出版物”。33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它其实又培育了“颠覆”新秩序的力量和知识。34在50－70年代，文学经典的另一难题是“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冲突。民族化、大众化是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文化战略。周扬等人的响应，使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但事实上，以西方经典为目标的“文艺复兴”理想，是周扬等人的主导意识，这导致了这方面冲突的持续不断。
最为重要的难题在于，周扬等当代文学的决策者，他们并不愿意如后来的激进派那样，对中外文学遗产采取断裂的态度，但他们又要建构“新的人民文艺”（“社会主义文学”）的经典；而且后者还应该处于更高的级别位置上。于是这种新文艺经典，就不得不经常面临成熟的、并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经典遗产的巨大压力，使新的经典的确立和稳固性总是成为问题。他们用以“捍卫”新经典的方法，“积极”方面是反复宣布经典确立的新“成规”（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乐观主义等），“防御”的手段则诉诸“时间”的限制，把出现睥睨一切旧经的辉煌，放置在谁也无法预测的未来。35
注：1.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47页。
2.毛泽东在50年代初干预了胡适、俞平伯等对《红楼梦》的阐释；50年代末，在当时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诗人李季的艺术成就受到质疑时，冯牧等撰文加以制止，而当有的报刊（上海《新民晚报》）在“大跃进”中刊出《托尔斯泰没得用》的文章后，《文艺报》立刻做出反应，刊出主编张光年的《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的头条文章，以阻止全面颠覆经典的思潮的蔓延。
3.在五六十年代，不同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的“经典”性程度是有区别的，如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较高级别，而作家出版社则主要出版未经“经典化”鉴别、还难以确定的作品。
4.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中说，中国文学应“向先进的苏联文学学习”，“许多优秀苏联作家作品，……是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5.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2卷11期，1950年8月25日。
6.参见《略论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7.1951年底在《文艺报》上进行。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1951年11月10日。
8.这些讨论，见1958－1959年的《中国青年》、《读书》、《文学知识》等刊物。
9.革前的6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一般都有由译者或相关学者撰写的前言，讲解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题思想，及它的“积极意义”和“时代局限”等，以引导、规范读者的接受方向。
10.新华书店1949年开始陆续出版，开始署周扬、柯仲平、陈涌主编，后来改署“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
11.茅盾主编，开明书店1950年。
12.在文革后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卷中，“经典”的次序、等级，一方面也体现在这种体例的严格设计中，如条目区分为大、中、小条，字数的限制，是否配以照片，照片的数量和内容等。
13.这些中国古典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50年代都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新建设》、《文学评论》等报刊上，进行过讨论。
14.1951年，《文艺报》编辑部指出，高等学校的文艺教学，存在相当普遍的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倾向，表现为“只喜欢空谈《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而轻视“新的人民文艺”，“把西洋古典作品看作第一等的文艺，人民文艺是学习它之后产生的第二等的文艺”，应开展对这类“欧美资产阶级意识”的批评。见《文艺报》第5卷第2期。冯至在反右派运动中说，大学里的不少右派分子，常“窃取”欧洲古典作家的作品和言论（列举的有莎士比亚、服尔德、拜伦、雪莱等）作为进攻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古典文学、苏联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中窃取武器的，则非常稀少”。《从右派分子窃取的一种“武器”谈起》，《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7日。
15.陈敬容译《译文》，1957年第7期。
16.江青等主持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中，提出对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比较优秀”的“革命文艺作品”不能“盲目崇拜”，认为萧洛霍夫是“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要开展对《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的批判。后来，报刊也发表了批判文章。
17.有时候，原来不属“左翼”的作家、批评家也会发出一些抱怨，如1957年，若干研究英美文学学者批评当代过分评价苏联文学，而对西方文学价值重视不够。但这些声音一般来说，对经典的重评并不具影响力。
18.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34页。
19.参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等文。
20.参见周扬《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美学》（1958年11月22日在北京大学的讲课稿）、《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16日）。
21.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驳周扬吹捧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批判现实主义”的反动理论》，《红旗》1970年第4期。
22.列宁的两种文化的论述，毛泽东有关以对待人民的态度来判断古代文化的进步、落后或反动的标准，显然不能用来支持王维、陶渊明、李煜、李清照诗的经典地位。
23.在国外的汉学家中，也存在这样的评价的分歧。如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彷徨》有较高评价，而捷克学者普实克则认为，比起《呐喊》来，《彷徨》的“战斗性和艺术独创性都稍显逊色”，“反映出某种衰退”。《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11－245页。
24.但据韩国学者白乐晴指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复活》也被文学界认为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他认为，这表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对待西方经典上的“自主姿态”。见《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的韩国视角》，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25.1960年，在北京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大会上，茅盾所做报告的题目是：《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伟大的批判者》，《文艺报》1960年第21期。
26.参见罗大冈《艾吕雅诗抄·译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
27.最重要的例子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每年举行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推动这些“世界文化名人”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宣传、评析。他们有拉伯雷、何塞·马蒂、契诃夫、亨利·菲尔丁、阿里斯托芬、果戈理、密茨凯维支、席勒、安徒生、孟德斯鸠、雨果、迦梨陀娑、陀思妥耶夫斯基、萧伯纳、关汉卿、杜甫、海涅、易卜生、布莱克、哥尔多尼、密尔顿、朗费罗、彭斯等。
28.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卢卡契常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一度担任匈牙利纳吉政府的部长这一事实，加强了中国革命文学界对他的反感。
29.参见茅盾《夜读偶记》，《文艺报》1958年连载，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单行本。
30.徐迟对1957年穆旦诗作流露的“现代派”痕迹提出批评；冯至对他的《十四行集》作了自我批判；袁可嘉、王佐良在60年代初发表了揭露、批判艾略特等的文章。
31.普实克和夏志清都认为，老舍对“个人命运”更为关注，而茅盾则更关心“社会力量”的冲突，“个别人物的奇异命运只有在服务于表现社会问题的范围内才使他感兴趣”但夏志清推重的是老舍，普实克推重的是茅盾。
32.在50年代，《文艺学习》等刊物曾组织“表现与我们的生活离得较远的作品有什么意义”的讨论。在当代，现代题材具有更高的等级。
33.50－70年代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的书刊，种类繁多。涉及中外文学、政治、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在文学方面，除一部分古典作品（如《金瓶梅》、《十日谈》、足本的《三言二拍》）之外，主要是现代西方、俄苏作家作品。如茨维塔耶娃、爱伦堡、西蒙诺夫、叶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的诗、小说、散文，以及《恶心》、《等待戈多》、《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作品。
34.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的作者和“新时期”最早进行文学革新的思潮，都从五六十年代的“内部出版物”中受益。
35.这是当代为新的经典辩护并减轻文学遗产对新文艺巨大压力的通常方法。周扬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茅盾的《夜读偶记》、姚文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时代的新文学》，以及《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都从题材、人物、历史信心、乐观精神等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过去的文学无法比拟的。同时又“防御”性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学诞生时间还很短，“怎么能拿衡量几百年、几千年中所产生的东西的尺度来要求几十年中所产生的东西呢？”“社会主义文学一定能够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结晶化的程度上很快地赶上并超过过去任何时代的文学。”（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Abstract：In the mainland of China，the new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ry classics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involves inevitably many complicated problem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noticeable points from the following 3aspects andgives them a brief comment respectively ：1，the position of literary classicsin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2，the focus of the new evaluation ，and 3，thestandards and possible difficulties in the new evaluation.
Keywords：contemporary era；literary classics ；new evaluation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