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股以反中心论、反本体论、反形而上学，消解一切元话语和二元论，倡导多元化、世俗化、多样性为主要精神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社会勃然兴起。作为一种极具颠覆性和革命性的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对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审美人类学，游走于美学和人类学的交叉地带，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色。
一
消解视觉审美霸权，
回归多种感官审美的研究
传统美学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亦即两大危机：一是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其通常以抽象思辨和形上思考为主要特点，这使得美学研究最终脱离现实生活，成为“一个没有物质基础的学科”。一是美学作为一门在西方审美活动和审美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其忽视了人类社会审美经验和审美现象的丰富性、多样性，从而导致其缺乏对非西方社会的审美现象的解释力度。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美学研究中的危机呢？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入美学研究者的视野，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言：“人类学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其民族志方法”，这种侧重对异文化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实证和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正好有助于解决上述危机。进入20世纪后，随着美学和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对先验性、普遍性、同一性、绝对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文化的具体性、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等方面的关注和发掘，这使得美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频繁”。到了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裔美国人类学家雅克·玛奎特出版《审美人类学导论》一书，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型交叉学科正式诞生。
托尼·弗洛里斯曾说：“各种审美和艺术现象都有其物质基础”，而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审美现象的学科，它首先要对其物质基础进行实证式的追问。如何追问呢？其途径之一就是回到德国美学家鲍姆加登创建这一学科的最初构想。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一书指出：“鲍姆加登开创了称之为'美学’的新学科，它是在认识论而不是在艺术的基础上被命名的。鲍姆加登一开始就已经瞄住了审美的一种认知意义”。因此，审美人类学首先要去研究与人身体的“感性知觉”这一物质基础有关的审美现象和经验。长期以来，西方美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研究。但从总体上来看，对于视听两种“高级”感官，尤其是视觉审美的研究源远流长。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曾宣称：“眼睛是比耳朵更可靠的见证”，另一位大哲学家柏拉图则在《蒂迈欧篇》中借蒂迈欧之口说：“视觉乃是我们最大利益的源泉……从这一源泉中，我们获得了哲学”。视觉作为一种远距离的感受器官，它与理性的运作和冥想精神的孕育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提到的“洞穴”隐喻，更是明确地将光视为人类对理念世界的感知，其整个理念论实际上是按照“视觉模式”建构的。在柏拉图的美学中，这种“视觉中心主义”已初露端倪。到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那里，物体之美又成了“神”所“放射”的一种理念之光，物体之美主要依赖视觉来感知。这之后，在长达一千余年的基督教神学笼罩的中世纪，以及自笛卡尔西方理性主义产生以来，西方社会在灵与肉、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观念下，“视觉中心主义”一路高奏凯歌，独步天下，视觉审美霸权竟然保持了两千余年。
然而，后现代主义反对心物二元论，反对形而上学，消解一切中心主义的霸权。受此文化背景的影响，审美人类学在追问审美现象的物质基础时，积极主张要遵从人类学的整体性原则，倡导回归多种感官审美的综合研究，如荷兰审美人类学家威尔弗雷德·范·丹姆就认为：“如果美学仍要忠于它源自希腊语'aísthesis’的词源，意指感官知觉，至少在原则上，所有感官，嗅觉、触觉和味觉也应被考虑进来”。作为对此研究思路的一种践行，当代审美人类学研究主张重建人的审美感知，消解视觉审美霸权，恢复对传统中受压抑的“听觉”以及“嗅觉”“触觉”“动觉”等多种感官审美现象和经验的研究。在这方面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玛奎特的《审美人类学导论》中就提到多种感官的审美现象：“审美构形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形式激发审美意识。形式可能会涉及到词语，如在诗歌中；涉及到声音，如在音乐中；涉及到运动，如在舞蹈中；涉及到形状、颜色、体积和比例，如在视觉学科”。其他的实证研究著作，如斯蒂格尔（Steager）对卡罗琳岛（Carolines）的普鲁瓦特族（Puluwat）的嗅觉审美研究。普鲁瓦特人喜欢用花来装饰身体，但特别的是，其并非是因为花的视觉吸引力，而是“花大量地穿戴可以增加他们身体的香气”，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她们不惜用一些枯萎变黑的，但能散发浓烈甜蜜香气的花来装饰自己，这些花的作用类似于西方香水。斯蒂格尔认为：“一个人的气味很明显就是美感的焦点。这些与视觉美学交互进行，用花去营造一种审美情结，就像传统珠宝中视听美学交互产生情结一样”。范·丹姆则对非洲的触觉审美经验做了研究，著有《次撒哈拉非洲美与丑的比较分析》。此外，还有奥滕伯格（Ottenberg）在讨论非洲美学时提到“动觉”（Kinaesthetic feeling）审美。如在舞蹈者的表演中，观众面对这种移动的“肌肉感”会产生一种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斯劳森（Slawson）在研究日本花园艺术时，则采用多感官的审美参与，花园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但“它也能直接引起我们听觉（一条瀑布，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和嗅觉（气味远播的紫藤，松针）的兴趣”，而且还有皮肤接触落叶的触觉，漫步时发生身体移动的动觉等体验。
二
放弃本体论的追溯，
重视日常生活的审美研究
自柏拉图开始，西方美学就形成了一种本体论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要求人们洞穿林林总总的现象去寻求亘古不变、使一切事物成其为“美”的“美本身”。这种本体论的追溯，不仅导致了美与现实生活的二元对立，而且还使美学成为抽象玄思的学科。然而，随着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长期以来人们对审美本体的崇拜轰然崩塌。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原则，“科技和商品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渗透，造成了触目惊心的'全面美学化’想象奇观”。审美幻象、艺术精品被大批量地机械复制出来，“伴随着新的生产、复制，以及通讯技术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与商业文化的新形式，使得维系艺术生产与技术复制、自律艺术与商业文化形式、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可能”。摹本、仿像作为触手可得的文化商品在日常生活中大量流通，这不仅导致艺术和审美的“本源”“唯一性”“超越性”“终极价值”等的消失，还使得审美与生活相互渗透，合二为一。审美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借助日常生活的场域被生产和呈现出来。因此，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日常生活”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一种重要领域。
正如玛奎特所指出的：“我认为一个好的研究程序，应首先根据日常生活现实来考虑艺术，而不是哲学家、评论家甚至是艺术家所建构的较特殊的现实。”当代审美人类学学者坚信“美”与生活不可割裂，各种艺术和美的观念只能从日常生活审美现象、审美事件中去探寻。因此，他们放弃了对各种审美现象作本体论追索，而主张通过人类学民族志的化熟悉为陌生、除魅和去蔽等方法和途径，试图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现象、美学话语、审美事件、审美经验等背后隐藏的经济体制、政治权利、意识形态、文化压迫、宗教信仰、亲属关系、宇宙观和价值取向等复杂机制作出深刻剖析。例如我们在玛奎特的《审美经验》中发现了这种转向，该书第一章《人类经验中的艺术》中，玛奎特并未对艺术作抽象的论述，而是一开始就通过局内者眼光去观察他家乡城市日常现实中的艺术。他按字母顺序分析进入《洛杉矶黄页》中的从“艺廊、艺术经纪人和艺术顾问”到“艺术学校”，涵盖了多数与艺术品有关的机构、职业及社会网络。他断定艺术的分类不只以商业为基础，因此，“艺术”就是包括大量的专业人士、一栋建筑物和一个由公私基金赞助的复杂的多元服务组织。
三
并置不同审美经验，
展示审美文化的多样性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说：“世界需要完整地被表述。当对世界的多样性认识受到现代意识威胁的时候，人类学必须继续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趋近世界多样性的途径……在一个明显均质化和充满怀疑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必须受到尊重和肯定。”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审美文化的多样性和审美经验的多元表达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因为，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元论，反对元话语，重视差异，主张多元论、多样性和文化相对主义。在此影响下的审美人类学则认为，无论是艺术还是审美都是特定群体在其所处的语境中建构并被其群体认同的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因此，任何审美的定义都有其适用性和场域。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学作为在西方社会和文化中产生的一门学科，它的一切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人的审美经验和活动发展起来的。这种“西方中心论”的美学研究，不仅使非西方的审美经验很难进入美学研究的视野之内，而且“以偏概全”，遮蔽了人类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多样性。此外，展示多样性的审美经验也是文化认同的一种需要。如伊格尔顿就曾说：“文化在认同意义上已变得更为急迫。资本主义制度越是在全球展示沉闷而一元的文化，世人就越要声势浩大地捍卫自己的民族、区域、街区或宗教的文化。”因此，审美人类学主张应该摒弃“西方中心论”和“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应将我族群建构的审美观念作为评判其他族群生活的标准，而应该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去努力发现不同族群的审美偏好及审美经验。唯有如此，人类审美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得到完整的展示，真正平衡的审美文化生态才能得以维护。
为此，当代审美人类学家提供了两种审美的研究策略：一种是对非西方的民族审美（“ethno-esthéthique”）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对“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的审美进行研究。前者在西方“二战”前后就已开始，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语言学、民族志以及表演理论等研究的影响，有关民族区域的审美研究的发展势头迅猛，成果众多。另一个与之相近，但又有所区别的是所谓的“第四世界”审美的研究。托尼·弗洛里斯认为：“'第四世界’不是那些或曾相对自治，或至少是最近才被征服的'原始’或'部落’的民族；也不是那些长期居于复杂社会的'较低层次’的'俗’民。'第四世界’由那些不再享有原始隔离或自治状态生活的，且又远离现代复杂社会的完全融合和参与的附属的、边缘化的民众构成。”在这方面研究中，研究者多站在“主位”立场，对当代旅游、经济、文化产业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第四世界”的艺术或审美的价值和适应性变化作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格雷伯恩（N.Graburn）的《艺术和文化适应过程》、《民族和游客的艺术：第四世界的文化表达》等。
四
反对“向后看”的传统，
主张研究当代审美文化现象
早期人类学者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一直有“向后看”的传统。这主要表现为研究者对原始的、落后的、偏僻的、非工业的，甚至是无文字的、小型族群的审美偏好和经验有着强烈的兴趣，并把这作为研究审美经验多样性的一个重点。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或信息社会），“随着通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同质化、一体化并相互依赖的地方，而且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真正的奇风异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差异，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审美人类学研究者，如果还固步自封于原始艺术、土著艺术等审美遗存的分析，而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新出现的各种艺术和美学现象等置之不理，这肯定不利于当代审美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值得欣喜的是，玛奎特的研究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在《审美经验》一书中，他淡化了对作为“文化残留物”的原始艺术的分析，转而对当代欧洲国家新出现的一些后现代环境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艺术以及波普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作品等作了审美人类学的分析。玛奎特的探索对当代审美人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如今，让审美人类学介入当代艺术和审美现象研究已成为大多研究者的一种共识。然而，当主张面向当代时，审美人类学应该具体研究哪些内容呢？这是研究者们正在思考的问题。在这方面，现已发表的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玛丽莲·埃克达尔·拉微奇（Marilyn Ekdahl Ravicz）在《审美人类学：美国流行艺术和观念艺术的理论及分析》中对当代美国的流行艺术、观念艺术作了审美人类学的理论分析。德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后现代文化具有消除边界、面向多元、虚拟性、可变性等特点，在此背景下的美学、艺术等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审美是一个以家族相似性为特征的词语，它具有感性的、愉悦的、艺术的、幻觉的、虚构的、形构的、虚拟的、游戏的以及非强制的等多重含义。因此，“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涵盖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以及审美和反审美体验的矛盾”序言。美国人类学家萨拉·迪基（Sara Dickey）在《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指出：“媒体不仅以其内容，而且以其可能的形式，比如审美和叙事习惯，为我们提供着想象的余地。”因此，可以运用人类学对大众传媒领域的审美展开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萨拉·迪基认为，人类学应该重点关注大众传媒的“文化表演”，以及媒体在建立文化认同、建构当代想象和自我等背后的复杂权力关系和文化资本运作。
在面向当代的审美人类学研究中，中国的研究者也做出了可贵的探索。王杰、覃德清、海力波、范秀娟等人秉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审美人类学的研究目标为：“在认识审美现象的同时，还要改造旧的审美关系，创造新的审美关系，以审美的眼光来建设新世界”。其具体的做法是，积极地用审美人类学的理念和方法介入区域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旅游开发，主要对广西黑衣壮民歌、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做了研究。方李莉则认为：“作为审美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不仅限于乡村和边区民族，也应该关注都市，关注都市的大众艺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王杰教授坦言：“我觉得未来审美人类学的研究重点是都市文化，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从少数民族地域转到现代城市，从民间艺术转向现代艺术，从民歌转向电影等现代综合艺术等，研究重心从静态的熟悉的原住民转向流动的迁徙的漂泊的'外省人’，等等，这必将是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
总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诞生的年轻学科，方兴未艾。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以多种感官审美、“日常生活”、审美文化多样性、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等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并在上述“人类存在的审美之维”的研究中彰显着后现代主义特色。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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