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早期的小说,譬如《白雨》、《修筑拦河坝的人》、《在巴达姆塔尔河上》等作品,如果把人物与地理名字换成中国名字,简直与八十年代新时期中国的小说一模一样。歌颂光明,鞭挞丑恶。落后人物因为某种契机,受到教育与感动,从而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不过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流露出吉尔吉斯特别的风情味道,那些对天山腹地高山牧场及其住民的抒情,写的淋漓尽致而不失分寸。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式的抒情文学在艾特玛托夫笔下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呈现。大地上的草,奔腾的马,带着温暖的气息,与小说融合在一起。
然而作为世界性的作家,艾特玛托夫又比中国作家多了一份人性的关怀与游牧民族的抒情。他的中篇《查密莉雅》,把背景下的战争与爱情的私奔融入到草原河流的自然风景里,仿佛一幅现代感十足的油画,隐约之间还流淌着主人公丹尼亚尔的歌声。这一切作者乃是以一位少年的视角写出来的,写实里有浪漫,还有一份令人珍惜的天真。
按中国作家新时期的小说路数,查密莉雅与丹尼亚尔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查密莉雅的丈夫在参加卫国战争,很快就要返回家乡。丹尼亚尔则是负伤后返乡的复员军人。这场私奔式的爱情之所以被写的美好,在于当时苏联社会解冻文学的出现,倡导人性的自由与道德关怀。让查密莉雅突破了社会世俗的观念藩篱,而去追求自由美好的爱情。
在写出《白轮船》与《花狗崖》之后,艾特玛托夫的艺术风格为之一变。虽然还是现实题材的故事与人物,但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梦幻、拟人、象征等诸种因素融入其作品。《白轮船》里的那个七岁少年,梦想着寻父与替天行道(惩罚他眼里的恶人奥罗兹库尔)。死亡成为背景,圣塔什山,伊塞克湖,还有湖上的白轮船,让七岁的少年念念不忘。
《一日长于百年》与《断头台》两部长篇大作的问世,预示艾特玛托夫走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时空交错,多重线索以及神话寓言象征怪诞交织在一起,成为吉尔吉斯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正如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所说的那样:“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与结构形式,与西方现代文学不谋而合。生活的荒诞,才有文学的荒诞。一日长于百年,追忆逝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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