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as Avetisyan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笔者（村上）在神奈川县大矶自己的家里。当时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期间，但因所在大学放春假，所以临时回国住两个星期。家里既没电视又没广播，全然不晓得东京城内发生那么多的事件。我在房间里一边听音乐一边悠然自得地整理书籍。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一个心旷神怡的清晨。这点记得很清楚。
上午十点左右，做媒体工作的一个熟人打来电话，以紧张的语声说：“地铁发生意外，出了很多受害者。毒气！肯定是奥姆干的勾当，最好暂时不要到东京来了。那些家伙危险得很。”
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当时根本摸不着头脑。地铁毒气？奥姆？由于长期远离日本，各种消息都传不到耳朵。不知道《读卖新闻》的元旦特讯（关于在上九一色村查出沙林残留物的报道），不知道松本的沙林毒气事件同奥姆真理教密切相关，也不知道奥姆真理教团体引发了若干具有犯罪嫌疑的问题，弄得议论纷纷。
如今想来，可以得知至少媒体方面在这一阶段并不认为奥姆真理教团体搞这种大规模恐怖活动有什么不正常。但不管怎样，那天我本来就没有去东京的打算，就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向他道谢放下电话。之后继续照样整理书籍。知晓事件整个可怕过程是在那稍后一点时间。
这就是之于我的三月二十日。
那个早上我所感觉的奇异的困惑或者乖离感，作为仿佛相位偏移的东西在我身上长期留了下来。我所以从个人角度深切关注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恐怕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里，地铁沙林事件和奥姆真理教方面的报道在各种媒体泛滥开来。电视从早到晚几乎不间断地播放这类消息。报纸、各种杂志、周刊为事件拿出了大量篇幅。
然而，我想知道的事那上面却找不到。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上，东京地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怀有的疑问，极其单纯的疑问。
说得稍微具体些，那就是：那时在地铁车厢中的人，在那里看见了什么、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感觉和思考了什么？这是我想知道的。如果可能，想具体而详细地了解每一位乘客，包括一个个细节，甚至包括心脏的每一下跳动、每一次呼吸。当极为普通的市民（那或许是我，也可能是你）在东京地下被卷入这种始料未及的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的时候，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或者没什么不可思议亦未可知），我想知道的事没有任何人告诉。
这是为什么？
只要除掉多余的装饰物，可以说大众传媒所赖以成立的原理的构造是相当简单的。一句话，对于他们来说，地铁沙林事件是正义与恶、正气与邪气、健全与怪异的明显对立。
人们从这一异常事件中受到打击，异口同声地说这些家伙居然干出如此荒唐的事，如此歪风邪气居然大行其道——日本到底怎么的了？警察干什么去了？麻原彰晃无论如何都得处死！
如此这般，人们多多少少一起坐上了“正义”、“正气”、“健全”这辆公共大马车。这绝非难事。这是因为，相对性与绝对性在这里是无限接近的。也就是说，同麻原彰晃和奥姆真理教信徒相比，以及同他们干的勾当相比，世上绝大多数人无疑属于“正义”、“正气”和“健全”的。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理解的consensus（共识）了。
他们当中也有人拒绝融入这一滚滚洪流，主张犯罪固然应以犯罪论处，至于正义和正气之类则另当别论。但他们大多遭到舆论的围攻（那些论调的大多数至少部分是正论，其说法在有的情况下甚至多少带有脱俗和启蒙意味）。
但是，在这种共识洪流的尽头，在事件发生后已过去两年的今天，属于“正气”之“此侧”的我们乘坐这辆公共大马车究竟抵达怎样的场所了呢？我们从那起震撼性事件中学得了怎样的东西、汲取怎样的教训了呢？
有一点是确切的，那就是有一种不无奇异的“别扭感、不快感”剩留下来。我们歪头沉思：这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并且，看上去我们中的多数为了忘却这种“别扭感、不快感”，正力图将事件本身打入过去这一长方形箱子之中。同时将事件本身的含义在“审判”这一固定系统中巧妙地化为文言，努力在制度层面上加以处理。
无需说，审判使得许多真相浮出水面这点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倘若我们自己身上不具有将审判过程中澄清的事实真相予以统合并且化为血肉的综合视点，那么一切恐怕都只能被无谓地碎片化，沦为犯罪闲话，直接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犹如落在城市的雨顺着暗渠径直流入大海，而并不滋润大地。司法系统能够以法律为基准进行处理和裁决的，终不过是事件的一个侧面，并不是说无论什么都因此而尘埃落定。
换言之，“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事件”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恐怕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分析，其含义和教训至今都未被赋以形式。在写完这本书的此时此刻，我不能不怀有这样的疑问——事件有可能正在以“总之是发疯团伙引起的例外的无谓犯罪”这一形式被盖棺论定。说法也许极端，我甚至觉得这起事件正在朝着最后将作为四组漫画形式的“笑话”、作为荒诞的犯罪闲谈、或者仅仅以每一代都重述一次的“都市传说”形式——朝着只能以这种意义存续的状况发展下去。
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衣扣到底在哪里开始扣错的呢？
如果我们真要从不幸的事件中学得什么，那么就应该重新从另一角度和以其他方法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好好重新审视——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时期。说“奥姆恶劣”是容易的。说“恶与正气不是一回事”，作为逻辑本身也是容易的。但问题是，无论这些言说如何针锋相对，恐怕也很难因此从“公共马车式共识”的咒语中解脱出来。
这是因为，那已经是在所有场合以所有方式用尽掏空了的语言。换言之，那已是沦为体制性质的沾满污垢的语言。使用这种体制框架内的语言来摇撼进而摧毁体制框架内的状况和僵化的情绪纵然并非不可能，恐怕也是伴随相当大困难的作业，我觉得。
这样，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势必是来自新的方向的语言，以及用那些语言叙说的焕然一新的物语（旨在净化物语的其他物语），或许。
新的语言、新的物语究竟在哪里呢？去哪里我们才能找到它们呢？
前面也写了，报道这一事件时的媒体的基本姿态是使“受害者=无辜=正义”之“此侧”同“施害者=污秽=恶”之“彼侧”对立起来。并将“此侧”的位置（position）作为前提条件加以固定，以此作为杠杆的支点，而将“彼侧”的行为和逻辑的扭曲进行彻底细化分析。
这种缺少对流性的力矩（moment）的到达点，往往是被煮干和模式化的逻辑，是沉淀所带来的麻木不仁。
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已开始怀有这样的思索——尽管是模糊的——我想，为了理解地铁沙林事件的真相，仅仅彻底追究和分析引发事件的“彼侧”的逻辑和体制（system）大约是不够的。这当然是重要而有益的，但同时恐怕还应对“此侧”的逻辑和体制予以一并追究和分析。打开“彼侧”出示的谜语的钥匙（或钥匙的一部分），说不定就隐藏在“此侧”所在区段的地下。
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对岸用望远镜将奥姆真理教那一“事物”作为纯粹的他者、作为费解的怪物来观望，那么我们恐怕是哪里也去不成的。即使这样认为多少伴有不快，我们也要将那一“事物”作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在自己这一体制内或包括自己的体制内的东西加以检证，这点应该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将我们“此侧”区段下面埋藏的那把钥匙找出来，那么势必一切都将无限“对岸”化，那里应有的意义将微化成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不是吗？
促使我这么想的一个理由，是关于九〇年二月奥姆真理教大力推选候选人参加众议院选举场景的清楚的个人记忆。当时我偏巧返回日本。麻原从包括当时我居住区域（东京都涩谷区）的选区参选，异乎寻常的选举战到处紧锣密鼓地展开。不可思议的音乐每天每日从宣传车的扩音器中流淌出来，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的年轻男女身穿白色衣服，在干驮谷站前站成一排，或挥手或跳莫名其妙的舞蹈。
得知奥姆真理教那个邪教团体的存在，那次是第一次。看见那种助选活动的场景时，我不由得背过视线。因为那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之一。周围人脸上也浮现出和我同样的表情，做出根本没看见信徒们的样子走了过去。在这里我首先感觉到的是无可名状的厌恶和超出理性的悚然。至于那种厌恶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对于自己那是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之一，当时则未深想，也没觉出有深想的必要。而将那一场景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迅速赶出记忆。
假如同一时间直面同一场景，世人的八九成想必都将和我有同样的感觉、采取同样的行动，即佯装未见地径自走过，不深想，转眼忘掉（或者魏玛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看见希特勒时也是同样反应亦未可知）。
然而现在想来，那是多么不可思议。上街宣传的新兴宗教、新宗教此外也有很多。但我们（至少我）对他们并未产生类似生理性厌恶那样的感觉，至多心想“嗬，真行啊！”随即直接走过，如此而已，而不至于被其搅得心烦意乱。从奇特这点来看，剃光脑袋敲着手鼓跳舞的哈雷·克里希纳也够奇特的，但我根本不会把视线从哈雷·克里希纳那些人身上移开。而面对奥姆真理教却不能不转过视线，不能不被其搅得心烦意乱。
为什么？
假设是有一个的：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那一“事物”通过用我们想所未想的样式将我们自身被扭曲的图像裹在身上这一做法而将可能性的刃器尖锐地触在我们的喉咙，不是吗？对于哈雷·克里希纳等其他新宗教，我们从一开始（从进入我们的逻辑性思维系统之前）就能将其作为“无关之事”处理掉。但不知何故，对于奥姆真理教则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将其存在（形象、舞蹈、歌唱）从逻辑思维体系中有意识地努力排除。正因如此、我们才被他们那副样子搅得心烦意乱。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在此只能端出心理学，请暂且忍耐一下），当我们一开始就对什么讨厌至极、怀有强烈厌恶感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那是我们形象的负面投影。果真如此，那么我在千驮谷站前对奥姆真理教信徒那副样子所怀有的汹涌的厌恶感也未必不是从那里产生的。我止住脚步，就这一可能性重新思索一番。
我并不是说你我没准也在某种情况下加入奥姆真理教而在地铁里施洒沙林——那种状况在现实中（作为概率）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刻意排除的东西说不定就已包括在那里。
这样的说法也许招致无谓的误解，但我站在刚才所说的假设延长的情况下所抵达的极其广阔的运动场的正中间确实是这样想的。“此侧”=普通市民逻辑与体制同“彼侧”=奥姆真理教的逻辑与体制，此二者可能共有一种对照双面镜式的影像。
当然，一面镜子中的影像比另一面镜子中的阴暗且严重扭曲。凸凹互换，正负互换，光影互换。但是，一旦消除其阴暗和扭曲，那里照出来的两幅影像竞有异常相似之处，若干部分看上去甚至在相互呼应。在某种意义上，那不就是我们避免互视、有意或无意地将其从现实这一层面（phase）持续排斥开来的自己本身的内在影像的某一部分（地下／underground）吗？我们在地铁沙林事件方面在心中某处持续体味的“不快余味”，其实不就是从那里无声无息地喷涌出来的吗？
这么简单说来，读者诸君怕是很难理解的。甚至可能有抵触情绪。请允许说得稍微详细些。
这同我们的自我及其制作的“物语”有关。
越智道雄氏在《世界》杂志九六年六月号就美国连续包裹炸弹犯人犹那波马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犹那波马发表在《纽约时报》长篇论文的一部分，照录如下：
体制（高度管理社会）改造得让不适合体制的人感到痛苦。不适合体制意味“有病”，使之适合意味“治疗”。个人便是这样被编入体制强加的他律性动力程序(power process)之中，而其可以自律性达到目标的动力程序便被毁掉。寻求自律性动力程序被视为“有病”。
犹那波马邮寄炸弹这一手段同奥姆搞的东京都政府包裹炸弹事件的伎俩遥相呼应，就这点来说也饶有兴味。这个暂且不论。而就连续爆破犯塞奥德亚·加金斯基所说的来看，我觉得同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本质有极为紧密的关系。
加金斯基的言说本身我认为基本是正论。挟裹我们运行的社会体制，其大部分旨在阻碍个人自律动力程序的获取。我也多多少少有此感觉，想必你也多多少少感觉到这点。说得笼统些，总之就是“即便很想强调自己本身的价值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社会也很难允许”。
比如，在皈依奥姆真理教的信徒们看来，当自己想获取和确立自律性动力程序的时候，社会、国家便将其断定为“反社会行为”、称其“有病”而力图将其从中剥离出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完全不能容忍的。他们因此而变本加厉地朝反社会方向倾斜。
但是，加金斯基——有意也好无意也罢——有一点看漏了。那就是“个人自律性动力程序”这东西本身就是作为“他律性动力程序”的对照双面镜所诞生的。换个极端说法，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参照罢了。亦即，只要不是在孤岛上出生被父母遗弃孤零零长大之人，那么就哪里也不存在自发的纯粹的“自律性动力程序”这个劳什子。
果真如此，这两种力就处于内含适当妥协（negotiation）的关系中。就好像阴与阳一样以自发性引力相互吸引，在各自的世界认识中发现（难免一再受挫）合适的所属位置——便是这样的东西。也可以称之为“自我的客体性”。就是说，这才是之于人生的真正的initiation（入会式）。这项作业所以未能完成，原因在于平衡的自我的柔性发展在某个阶段因故受阻。若将阻碍束之高阁而仅以“自律性动力程序”这种硬性逻辑跨越，此时势必在社会逻辑与个人之间发生物理性（法律性）摩擦。
如果允许我说一句我的个人看法，我认为麻原彰晃大约是将根本性损毁的自我平衡作为一个被限定的（然而是现实性且相当有效的）体制成功确立起来的人物。至于他作为宗教家处于怎样的水准，我不知道。应该以什么来衡量作为宗教家的水准，我也不清楚。但看他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我不能不这样推论。
他努力的结果，得以将个人缺损关进一个封闭线路之中，一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魔人被关进瓶内。进而将其封闭体制作为一种共同体验、作为商品向社会推广。
在这样的体制得以确立之前，麻原本身的烦恼和内心纠葛无疑是血淋淋令人不寒而栗的。并且，其中必定有“开悟”或者说某种“超常价值的获得”。只有通过那种惨烈的内心地狱继而体验某种非日常性的价值转换，麻原恐怕才能具有那般强大的超人能力。换个想法，那未尝不是经常同这种精神缺损所发出的特殊气味（aura）相呼应的东西。
皈依奥姆真理教的大部分人看上去都好像为了获取麻原授予的“自律性动力程序”而将自我这一宝贵的个人资产连同钥匙一并交给了麻原彰晃这座“精神银行”的外租保险柜。忠实信徒主动放弃自由、放弃财产、放弃家人、放弃世俗性价值判断基准（常识）。正常市民想必大吃一惊：“何苦做那样的傻事！”但对于他们则相反，在某种意义上那是极为惬意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交付给谁，往下就无须自己一一冥思苦索和控制自己了。
他们通过将自己的自我同麻原彰晃拥有的“平衡受到深重破坏”的个人自我完全同化、完全连动起来，而得以获取模拟自律性动力程序。亦即，不是以个人的力量和战略将“自律性动力程序对社会体制”这一对立模式付诸实施，而是将其无条件全权委托给作为代理人的麻原：“一切拜托您了！”一如吃他选套餐。
他们并非如加金斯基所定义的那样，“为了获取自律性动力程序同社会和体制进行了果敢的战斗”。实际战斗的只有麻原彰晃一人。大部分信徒被希求战斗的麻原彰晃的自我所吞没，所同化。而且，信徒们并非单方面受到麻原的精神控制（mind control），并非纯粹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他们本身在积极地寻求被麻原控制。精神控制既非仅仅被寻求又不是仅仅被给予的东西。那是“被寻求、被给予”互动性质的东西。
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小说《大陆漂流》中这样写道：
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物语的流程。（黑原敏行译）
是的，假如你失去了自我，你也就丧失了自己这个一贯的物语。问题是，没有物语人是不可能长命的。物语这东西超越包围、限定你的逻辑性制度（或制度性逻辑），它是你和他者进行共时体验的重要秘密钥匙和安全阀。
物语当然是“故事”（おはなし）。“故事”不是逻辑不是伦理也不是哲学。那是你持续做的梦。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你是在不间断地梦见那个“故事”的，一如呼吸。在那个“故事”中，你是有两副面孔的存在。你是主体，又是客体；你是综合，又是部分；你是实体，又是影子；你是制造物语的厂家(maker)，又是体验物事的选手(player)——我们通过多多少少拥有这种多重物语性而得以在这个世界上治疗作为个体的孤独。
但是，你（或者别人、任何人）必须拥有固有的自我这个东西才能制造出固有的物语，如同车必须有发动机才能制造出来。这和没有物理性实体就没有影子是同一回事。然而，你现在把自我转让给了某个其他人。你在那里如何是好呢？
在那种情况下，你就将从他者、从被你转让自我的某人那里接受新的物语。既然转让了实体，那么作为补偿被给予影子——想来这未尝不是理所当然的流势。而若你的自我一旦同化为他者的自我，你的物语也不得不同化于他者的自我所生产的物语文脉之中。
那到底是怎样的物语呢？
那没必要是洗练而复杂的高档物语，亦无需文学韵味。莫如说，粗糙而单纯的更好。进一步说来，说不定越是junk（垃圾、冒牌货）越好。因为大部分人早已筋疲力尽，已经无法接受“既是那样的又可以是这样的”综合多重的——而且含有悖论的——复杂物语。正因为已经无法将自己置身于那种多重表达之中，人们才要主动抛出自我。
所以，被给予的物语只要是作为一个“符号”的单纯物语即可。一如战争中士兵们接受的勋章不必非是纯金的不可。勋章只要有“那是勋章”这一共识提供支撑即可。即使是用廉价的镀锌铁皮制作的也毫不碍事。
麻原彰晃能够以充分的说服力把这种作为junk的物语给予人们（求之不得的人们）。因为他本身对于世界的认识恐怕就几乎是由junk构成的。那是粗糙而滑稽的物语，在局外人眼里绝对只能说是令人喷饭之物。但公正说来，那里面确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是为了什么而不惜浴血战斗的攻击性物语”。
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有限的意义上，麻原或许是将当下这一空气抓在手里的罕有的讲述者。他不惧怕——意识到也好没意识到也好——自己脑海里的想法（idea）和概念（image）是junk这一认识。他将周围的junk零部件积极归拢到一起（就像电影中的外星人使用搁物架上的废品组装通讯装置来同行星故乡通讯一样），在那里制造了一个流程。那个流程充分反映出麻原本身的内在烦恼。而且，那一物语带有的欠缺性恰是麻原本身的自我带有的欠缺性。
因此，对于主动同化于麻原自我的欠缺性的人来说，其欠缺性根本不会成为接受物语的障碍，倒不如说成了推动力。但是，那一欠缺性恐怕不久就会通过内在能量（moment）的作用而被污染成致命性质的因子（ factor）。作为大义的某种什么被无可救药地虚拟化、扩大化，直至无可返回。
这就是奥姆真理教=“彼侧”所提供的物语。也许你说傻气。想必傻气。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也曾嘲笑麻原提供的物语是多么荒唐无稽一钱不值。嘲笑制造如此物语的麻原，嘲笑被如此物语吸引的信徒们。尽管是余味不好的笑，但至少可以一笑置之。这倒也罢了。
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此侧”的我们究竟能不能拿出有效的物语呢？我们果真掌握了足以驱逐麻原荒唐物语的坚实力量的物语——亚文化（subculture）领域也好主文化（main culture）领域也好——了么？
这是相当大的命题。我是小说家。众所周知，小说家是职业性讲述“物语”之人。因而，这一命题对于我是大而又大的东西，就好像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以后我恐怕也将一直就此切切实实认真思考不止，必须制造我本身“同宇宙通讯的装置”，必须将我自身内在的junk和欠缺性一个个穷追猛打下去（写到这里我心里再次为之一震，说实话，这才是很长时间里我作为小说家一直想做的事！）。
那么，对于你（姑且请允许我使用第二人称，那里边当然包括我）情况如何呢？
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我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我们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你的“自律性动力程序”会达到正确的内接点（“内的合意点”）吗？你现在拥有的物语果真是你的物语吗？你所做的梦果真是你的梦吗？不会是可能迟早转换成荒诞噩梦的别人的梦吗？
对奥姆真理教和地铁沙林事件我们之所以无法彻底消除不可思议的“不好的余味”，归根结底是不是因为上面那种无意识的疑问尚未真正化解的缘故呢？我总有这个感觉。
前言中也说了，为这本书所做的采访，是在事件发生后大约过了九个月那个时候开始的，持续到一年零九个月之后。
这就是说，是在经过某种程度的冷却期间才听取讲述的。但由于事件本身极为巨大、极有震撼性，所以亲历者（当然仅仅是指其中接受我们采访的人士）的记忆几乎都没有淡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那以前已经把那时的体验向周围人讲了许多许多次。其中也有人几乎从未对人讲过。但即使不对外部讲，料想他们也还是会以各自的方式或多或少在自己心里确认关于事件的记忆，并将其客体化。因此，人们所讲述的事件过程差不多在所有场合都是非常真实(real)，而且往往是visual（栩栩如生）的。
不过，那终究只是记忆。
关于有时候我们是以怎样奇妙、怎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对待我们本身的记忆这点，读者诸君可能也多少心有所觉。如一位精神科医生说的那样，人的记忆这东西已可以定义为“终究只是对于某一事件的'个人解释’”。例如，我们不时通过记忆这一装置将某项体验改编得浅显易懂，省去于己不利的部分，前后颠倒，补充不清晰的部分，将自己的记忆同他人的记忆混为一谈，并根据需要加以置换——有时候我们会自然而然地下意识地进行这样的作业。
用个极端的说法，我们有可能或多或少将关于自身经历的记忆加以“物语化”。这是——尽管程度多少有别——人的意识的极为自然的功能（一句话，我们作家是专业性地有意识这样做的）。
这种可能性（有可能）包含在任何形式的“被讲述的话”中——我希望读者有此基本认识。“被讲述的话”的事实性或者同精密意义上的事实性有所不同亦未可知。但是，那同“说谎”并不同义。那是采取“别的形式”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真相。
这终究是人们以自发的语言讲述的话，不是用于审判的证言。所以，我原则上不对在一个个证言中讲述的事实加以verify（核对）。一来这在实际操作上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来这一作业本来——决非辩解——就不包括在我此次工作的范围内。
我在采访中经常保持这样一个基本态度，即认为每个人讲述的话在各自语境中是不折不折的事实。这一态度至今仍保持不变。其结果，同时经历同一现场之人的话在细节上有时出现不一致的地方，但我照样将含有些许矛盾的情况提示在这里。这是因为我认为那种不一致和矛盾，其本身有可能讲述什么。在我们这个多面世界上，非整合的雄辩性有时并不在整合之下。
不过，采访了这么多人之后，我大体可以判断对方是以何种程度的精确度讲述何种程度的客观真相了。只要改变角度将几种说法连接起来，当时当场那种类似气流的东西即可自然呈现在眼前。对于谈话不稳定的部分，根据情况划一个问号，挑出放在“保留”文件里（即避免形成文字）。但这终究是例外情况。关于证人讲述的话，属于明显错觉和事实误认之处当然加以纠正，此外尽最大可能以其讲述的原样介绍在这里。
此外，我基本上对自己此时面对的每一位采访对象争取从对人角度怀有好感。
这么简单写起来，也许带有廉价感伤意味，但这是事实。我力争把每个人讲的话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使其化为自己的血肉。专心致志，尽量让自己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以对方的视线看待问题，以对方的心灵感受事物。
这没有想的那么困难。
这是因为，我所见到的人当中，让我觉得“此人无聊”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所倾听的话当中，让我觉得“此话无聊”的话一句也没出现。我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每一句出口的话语所折服，实在无可抗阻。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我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甚至对其深度感慨万端。
当然，为采访这一有限的目的见面、在有限的时间内顺着有限的话题交谈这点也可能是相当大的因素。其中也有人见了两次，但终究是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人的采访都只见一次面。如果交往次数增多而成为日常行为，谈话或许有所不同。但是，即便把那样的情况考虑在内，这一系列面谈对于我——作为一个作家也好作为一个个人也好——也是超过预期的意味深长的体验。
写一下我想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理由。
一言以蔽之，我是想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相当长时间里我远离日本在外国生活，有七八年时间。写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那部小说之后我离开日本，在写完《奇鸟行状录》那部小说之前我偶尔回国一次。我诚然没对别人说过，但我本身认为那是一种exile（或许背井离乡这一说法更为接近）。最初住在欧洲，后来旅居美国。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体验了外面种种样样的场所，在那里沉下心来用日语写物语——我始终尝试这样的作业。在离开对于日本、日本语以及对于我属于先天的（一开始就作为当然之物存在的）状况的前提下，自己能够以怎样的方法、以怎样的姿态处理日本语（或日本性）呢？每次我都有意无意地变换面孔不断加以对证（mapping）。
但在外游差不多最后两年时间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是相当迫切地想要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渐渐开始认为，自己通过远离日本浪迹海外来探索自己的时期至少现在已接近尾声，感觉有一种类似价值标准“置换”那样的东西正在自己身上生成。
我大概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可能有人说现在才说这个有什么用——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自己已经到了应在社会中履行“被赋予的职责”这一年龄了。
我想差不多该回日本了。返回日本，以不同于小说的形式为深入了解日本而做点像样的事情吧！这样有可能使自己找到新的自己的存在状态和应立足的场所。
那么，在进一步了解日本方面我到底做什么好呢？
关于自己寻求什么，其基本线已经大体梳理出来。归根结底，我想把自己心中的情感算盘来一次彻底清盘，经过一段时间后深入了解“日本”这个“场的存在状态”，了解日本人这一“意识的存在状态”。我们究竟身为何物、今后究竟要去何处呢？
但我不清楚自己为此具体做什么好。现实中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心慌意乱地在外国度过了最后一年。震惊世界的丽起重大灾难袭击日本正是在这一时期。
从结论来说，围绕地铁沙林事件的一系列采访，是我为“深入了解日本”采取的一个手段。通过这一系列采访，我得以同众多日本人相见、听其谈话，作为结果对产生地铁沙林事件的日本这个场所进行了验证。
现在想来，其中或许多少含有——理所当然——自己作为作家的自私和自负。就是说，在某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把采访作为之于自己的“有效采访”来把握的。不承认这一点，难免沦为伪善。
可是，在实际采访过程中，这种职业性自私一个接一个很快被扫荡一空。直接面见每一位受害者、倾听其种种活生生的话语时间里我转而端正态度，认为“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看收在这里的证言即可明白，那是比我事先想像的要深刻和具有复合意味的事件。我因而认识到自己对这一事件是多么无知。事实的重量——这是最大的要素。
但不仅如此，那里无疑存在类似“第一次信息”发出的自然感应力的东西。我痛切地感觉到了这点，逐渐委身于其流程。并且极为自然地下决心把这本书尽可能写成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什么。如果问“反省自己的态度了吗”，那么我只能回答“应该反省了”。不过若说自己的真实心情，较之“反省”，还是“感应”这一说法更为确切。那是超越善恶的非常自然的心的流程。
那种自然而然的感应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我想那应该还是从人们讲述的“物语”（当然是“此侧”的物语）中如泉水一般汩汩涌出的。身为小说家的我在人们讲述的那种物语中受到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救赎。
时过不久，我几乎停止了判断。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谁有责任谁无责任——觉得这些对采访早已不再是主要问题。至少做最终判断的不是我。这么一想，我轻松起来。我全身放松，开始原封不动地接受人们讲述的物语。我把那里堆积的话语直接吞下肚去，经过一定时间之后，让自己粉身碎骨变成一只编织“另一物语”的蜘蛛——天花板幽暗角落的无名蜘蛛。
尤其在采访完在小传马町站遇难的和田荣二君的遗属和身负重伤而失去过去的记忆和语言、至今仍在医院康复中的明石志津子（假名）之后，我不得不再次认真地深入思考自己的语言这个东西的价值。我所选择的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将这些人所体味的各种感情（恐怖、绝望、愁苦、愤怒、麻木、孤独、困惑、希望……）如实传达给读者呢？采访完后一连几个小时、一连几天我都就此沉思不止。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担心采访阶段不小心伤害了几个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不注意造成的，在某种情况下是无知带来的，在某种情况下纯属我的人格缺陷导致的。何况我本来就不擅长讲话，有时甚至无法用口头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很好地表达出来。不管怎样，我要借此场合向自己以种种方式不得已伤害的几位表示歉意。
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就算有狂妄和任性之处，也决非傲慢之人。但我现在正在反省，觉得自己应该更明确地怀有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即“自己置身的立场本来就含有某种傲慢性，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
的确，从在地铁沙林事件中身受重伤的受害者的心情来说，写这本书的我是从“安全地带”来的人。即使被那样的人说“你不可能真正明白自己体验的难过心情”，那也是没有办法的。确实如其所言。不可能明白。但话又说回来，假如对话就这样在此戛然而止，相互交流在此彻底切断，我们恐怕那里也抵达不了。剩下来的只能是一个教义(dogma)。
我想，尽管如其所言（尽管相互承认如其所言），我们还是要尝试超越。只有超越，才有可能找出避开逻辑死角的、通向选项丰富的深层次解决办法的道路。
一九九五年一月和三月发生的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是日本战后划历史的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两大悲剧，是即使说“日本人的意识状态因此而前后截然不同”也不为过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作为一对灾难(catastrophe)、作为在讲述我们的精神史方面无可忽视的大型里程碑存续下去。
阪神大震灾与地铁沙林事件这两个特大事件短时间内连续发生，虽说事出偶然，但足以令人震惊。而且它的到来正值泡沫经济破灭、一味高速发展态势出现破绽、冷战结构终了、价值基轴以全球性规模大幅摇晃、同时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主干受到严厉质疑这一时期，简直就像早已瞄准时机了似的。
如果叫我举出这两起事件一个共同要素，恐怕就是“压倒性暴力”。当然，两个暴力的具体表现方式截然不同。一个是不可避免的天灾，另一个是很难说不可避免的“人祸即犯罪”。以“暴力”这一同类项将二者捆成一个——我当然知道这有些勉强。
但是，从不巧实际受害一方看来，其暴力袭击方式的突如其来和蛮横无理，无论地震还是地铁沙林事件都相似得不可思议。暴力本身的出处和质尽管不同，但它带来的打击的质则没有多大区别。这是我在听取沙林受害者谈话过程中每每怀有的印象。
例如，大部分受害者都说“我很恨奥姆那伙人”。问题是人们尽管“很恨”，却无法很好地将恨转入现实轨道，而显得多少有些困惑。简单说来，他们抓不到确凿证据，不知道应将自己感觉的愤怒和憎恨朝哪里发泄、对准哪个方向。
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明确把握暴力的准确“出处（岩浆的位置）”，不知晓暴力到底来自何处。在这个意义上——在愤怒和憎恨应对准的方向尚未完全明确这点上——地铁沙林事件和阪神大震灾具有相似的形态。
换个想法，它们（震灾和沙林事件）未尝不可以说是同一强大暴力的表与里。或者可以将一个视为另一个的结果上的隐喻亦未可知。
它们双双从我们内部——完完全全从脚下的暗处即地下——以“噩梦”这一形式猛然喷发出来，同时将我们社会体制潜在的矛盾和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突如其来的疯狂肆虐的暴力性面前，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毫无准备。
我们未能预测其到来，未能提前准备。对于已然出现在那里的东西也未能采取机敏而有效的对策。那里所显示的，是我们所属的“此侧”体制的结构性败退。
换言之，我们平日作为“共有图像”所拥有（或以为拥有的）的想像力即物语未能提出足以有效抗阻那两种汹涌而来的残忍暴力的价值观。当时未能，即使时过两年的现在，事态也几乎没有得到改善。
当然，在事件的若干方面，自然而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积极态势。例如在地震发生不久的神户及大阪神户之间，以年轻人为中心的草根志愿者发挥了很大力量；在地铁沙林事件中也随处可以见到受害乘客互相热心救助的情景；营团地铁现场的职员在混乱当中奋不顾身地抢救乘客的勇气和行动也值得大书特书（在此再次向不幸牺牲的地铁职员致以哀悼之意）。尽管只是若干例外，但总的说来，营团地铁现场职员的井然有序的工作情况及其高尚的道德也还是值得赞赏的。
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本应具有的自然而然的“正确力量”那个东西是可以相信的。同时觉得通过将这样的力量外在化和集中化，以后我们恐怕也能够巧妙回避各种各样的危机性事态。我们必须将这种自然而然的信赖感结成的柔软的、自发的、总括性的网络以日常层面在社会中构筑起来。
然而，即使确实存在这种积极侧面，整个体制的混乱状况也并不能因此而消除。就这次沙林事件来说，我很难认为营团地铁、消防厅和警察厅的领导们采取了同现场人士当天拼命做的良心事相称的灵活而真挚的处理措施。当天的行动是那样，今天的势态也是那样。
营团地铁一位职员对前去采访的我们似乎不耐烦地说道：“（采访）就算了吧，大家都想忘掉那起事件呢！”其心情作为我不是不能理解。意思是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受伤害都已受得不轻了，别再纠缠不放了！”
可是，大家都把事件忘得利利索索就OK了吗？诚然，想彻底忘掉事件的地铁职员为数不少也是事实，但不仅仅是这样的人。也有人相反，他们非常不愿意事件被世人这么轻易忘掉，不希望事件就这样“风化”。而且早已不能开口的死者们也……
当然，毕竟是这么大的突发事件，情况也错综复杂，现场发生种种混乱和过失是难以避免的，或许该用“惊慌失措”这个说法才较为接近。所以看书中所收各种证言即可发现，无论营团地铁还是消防厅、警察厅抑或各类医疗设施，都有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判断错误。让人怀有“怎么又……”这样疑念的地方也有不少。
我无意在这里具体列举这类个人层面的判断错误而加以非难和指责。因为，虽然不能说“迫不得已”，但仔细查证起来，需要各自斟酌的地方也并非没有。对于一个个过失的梳理当然不应不了了之，但相比之下远为重要的，是切切实实认识“我们的社会制度所准备的危机管理体制本身是相当粗疏的、不健全的”这一主要现实。至于现场中的判断错误，不过是其结果的积累罢了。
不仅如此，更让我深深怀有危机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天发生无数过失的原因、责任和导致其产生的原委以及由这些过失引起的后果的真实情况至今仍未作为信息向一般公众彻底公开。换言之，这就是“不愿意向外界明确过失”的日本之组织的“体质”。亦即“家丑不可外扬”。结果，其中应有的大部分信息被以“正在审判”或“执行公务过程中的事故”等模棱两可的理由大幅限制采访。
即使向各种有关部门或人士提出采访要求，一再听到的也只是“如果可能我本人是想协助的，但上边的人……”一类辩解。想必是因为如果有人老实开口，责任的所在就会因此昭然若揭，所以才下封口令。在多数情况下，那不是硬性（hard）命令，而是来自上司的软性（soft）暗示——“啊，事情已经过去了，还是最好别向外面说得太多为好吧……”便是这类含糊而又谁都明白的暗示。
为了写《奇鸟行状录》那部小说，以前我就一九三九年的“诺门罕战役”做过周密调查。越查资料越为当时帝国陆军运营体制的粗疏和愚蠢而震惊，几乎瞠目结舌。这种不必要的悲剧为什么会在历史中被视而不见呢？而这次在地铁沙林事件的采访中我所体验的这种责任回避型的封闭性社会“体质”，其实同当时的帝国陆军“体质”并没有什么区别。
简而言之就是：在现场拿枪的士兵最为痛苦倒霉，没得到回报。在后方的幕僚和参谋则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看重面子，不承认失败这一事实，使用体制性花言巧语将失策掩饰过去。而若前线出现难以掩饰的明显败退，即作为现场指挥官的职务责任逐一严加处理。大多被迫剖腹自杀。对于能够澄清真相的情报则以“军机”名目不予公开。
这样一来，在前线勇敢战斗（勇敢得简直令人吃惊）而成为愚蠢作战牺牲品的无名士兵们就没有出头之日。虽说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我还是为曾实际上有过那般愚蠢的事情这一事实受到不小的震撼。而大同小异的事居然在这现代日本再次上演。这不是噩梦又能是什么呢？
一句话，诺门罕战败的原因没有被陆军领导层进行有效分析（分析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但那是相当随意的），其真正的教训根本没在后来发挥作用。陆军仅仅更换了几个关东军参谋，而将关于局部战争的所有情报扣在内部不放。两年后日本闯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里以更为巨大的规模将诺门罕那样的愚蠢行径和悲剧重演一遍。
关于此次地铁沙林事件，我认为政府应该尽早招集各领域专家组成公正的调查委员会，弄清被掩盖的事实，彻底梳理外围体制。什么出了差错？什么阻碍了组织的正常协调？只有严密追究那种事实真相，才是我们对于因沙林毒气不幸遇难之人应尽的最大礼仪和迫切职责。由此获得的信息不应封闭在各个部门内部，而应向社会广泛公开，为大家共有。否则，同一“体质”的失败难免迟早再次发生。
经过这一巨大事件之后，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只有知晓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从地铁沙林事件这一“没有标记的噩梦”当中真正逃离，不是吗？
我对地铁沙林事件怀有兴致，其中有另一个个人背景。那就是——一如这本书的书名——“地下（Underground）”这一场所的介入。地下对于我始终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和舞台。如地道、洞穴、地下河、暗渠、地铁等类东西总是强烈吸引着（作为小说家或作为个人的）我的心。只要瞧见一眼，不，只要把那种意念(idea)放进脑袋，我的心就被领到各种物语那里。
尤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和《奇鸟行状录》里边，地下在物语中发挥中枢性作用。人们为寻求什么进入地下，在那里同碰见种种样样的物语相遇。自不待言，那既是物理性Underground，又是精神性Underground 。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有生息在东京地下黑暗中的“夜鬼”那种活物（当然是我想出的虚构物种）出场。它们是自古以来就住在地底深处的可怕的邪恶之物。没有眼睛，嚼死人肉。它们在东京地下纵横交错地挖了无数地道，到处筑穴群居。但一般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主人公“我”因故潜入地下的神话世界，甩开“夜鬼”令人毛骨悚然的跟踪，穿过不寒而栗的深重黑暗，从地铁银座线站内平安逃到青山一丁目。
写罢这部小说，我坐东京地铁时每每考虑“夜鬼”们。想像迟早有一天“夜鬼”们成群结队从黑暗中连连爬出朝我们袭来的场景。用大石块堵住轨道迫使地铁停止行驶，切断照明，砸烂玻璃冲进黑暗的车厢，用锋利的牙齿一个接一个吃我们的肉。
当然这不过是带有稚气和傻气的想像罢了，就好像廉价恐怖片。但我站在车门旁边透过窗玻璃往地下隧道黑暗的深处凝眸注视的时间里，有时觉得立柱背后真有可怕的“夜鬼”们一闪而过。
听得地铁沙林事件的消息时，不容我不陡然想起“夜鬼”来。自己在地铁窗外感觉到的“夜鬼”阴影倏然浮上脑际。以极为个人的恐怖（或妄想）层面来说，我隐约觉得这起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投下的余味不好的黑影同我通过东京地下的黑暗独自制造出来的“夜鬼”那一活物（那当然是我的意识之眼发现的）是有关联的。那种关联对于我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促使我写这本书的个人因素（motivation）。
我并不是把奥姆真理教团体简单说成一群奸诈邪恶的“夜鬼”。我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想要通过描写“夜鬼”表达——小说式表达——的，应该是我们身上潜在的根本性恐怖的一种形式。
我们意识的地下（Underground）有可能是作为集体记忆而象征性地（Symbolic）留在记忆中的纯危险之物的表现形式。并且，潜藏在黑暗深处的“被扭曲”之物乃是意识的波动——通过其表现形式的暂且实现来影响作我血肉之身的我们的意识的波动。
它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放出来，不能看见它们。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开“夜鬼”们生活在阳光之下。地下惬意的黑暗有时会抚慰和轻轻治愈我们的心——这样就可以了，这对我们也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再往前发展，不能撬开最里面锁着的门。门里面横亘的是“夜鬼”们无边无际的深沉的暗夜物语。
从我的这种个人“文脉”出发（即从我本身的物语看来），奥姆真理教的五个“实施者”用锐利的伞杆尖扎破装有沙林的塑料袋时，他们恰恰把一群“夜鬼”们放人东京地下、放入深沉的暗夜。我想像那种光景，从内心深处感到悚然，恐惧，厌恶。现在才特意说这个未免有些傻气，然而我还是要大声说：“他们实在是不该做那种事的，无论如何！”
首先我要感谢用整整一年时间坚持不懈踏踏实实做调查工作的押川节生、高桥秀实两位。关于这两位给予的宝贵支持，前言中也已说了。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是作为笔者的我的精神上的后盾。因是长期工作，有高山也有峡谷。作为血肉之身，有时难免多少灰心丧气。那时候两人就给我以有益的劝导和鼓励：“村上，这项工作绝对有用，坚持干下去！”
责任编辑木下阳子女士原本专门负责文学书的编辑，没有接手这种非文学（nonfiction）工作的经验，但还是逐一细心而迅速地处理了采访和编辑当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现实性杂务。对此深表感谢。此外，自策划时开始就从讲谈社的德岛高义氏、天野敬子氏、官田昭宏氏那里得到了或有形或无形的热情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援，这本书就不会以现在这一形式问世。
还要借此机会向一年来承蒙处理采访录音带的宫田速记公司的各位致以谢意。没有他们深得要领的编辑作业，我为这本书最后脱稿付出的辛劳无疑要大得多。
对于我桌子上的Mcintosh6310也应表示犒劳。如果没有这台电脑的帮助，编排如此数量庞大的资料和原稿是不可能的。另外还从斯塔兹·塔凯尔先生、鲍勃·格林先生各自的著作中得到了对于整合这本书有益的启示，这点要明确写在这里。
我要满怀深深的谢意和敬意把这本书献给慨然应允并长时间接受我们采访的六十二位见证人。祝愿得以在这一系列采访中见到的所有人士永远健康，人生硕果累累。
至于我的祝愿具有怎样的效力，老实说，我不清楚。甚至断言多少有效的信心也没有。说到底，我不过是身负种种个人缺陷的不健全的一个作家而已。但我还是要祝愿。但愿能够有多少接受我的这种热切而又卑微的心愿的空隙存在于——以不至于被看漏的形式——世界某个地方。
但愿我能将你给予的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到你的手里。但愿。
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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