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不打算过分强调理论或方法的思考，因为那是给研究人员看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相互诠释而已。”这是蒙田说过的。即使只能如此，不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我还是不想写一篇高头讲章，专论解释学或什么“沟通活动的理想情境”。要想从一般意义上研究沟通活动的关系，我认为，最真实也最现实的办法是从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入手，重视这个特殊情形所凸显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的，不可分割。
关于采访技巧的“方法论”文章不胜枚举，我不认为求助于它们能带来什么益处。虽然它们能够说明采访者不知不觉地造成的某个效果，可是几乎总是因小失大。因为它们往往只想模仿成熟学科的严谨性的外部标记，死抱着陈旧的方法论原则不放，例如，追求把工作程序标准化。总之，看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做的和了解的事情，这些文章都没有注意到。研究人员尊重调查对象，也很注意社会主体在日常行为中运用的策略的无穷的微妙性。
几十年中，从种族学到社会学，从所谓封闭式问卷到随兴所至的畅谈，各种形式的调研实践使我相信，这些实践在无论在科学主义往往大于科学性的方法论条例里，还是在相信心灵契合的神秘派的反科学的警示中，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表述。出于这个理由，我觉得有必要对我们在研究中运用的原则和程序试做一番说明。这些研究的成果本书已经有所展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再现产生文本的构建和理解活动。
调研关系与大部分日常交流不同，因为调查以获得知识为唯一目的。无论如何进行，查访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它对取得的结果产生影响（参数不同，影响也不同）。不消说，科学的提问理应排除故意使用某种形式的象征性暴力，以免影响回答。然而，在这方面，也不能只相信良好的意愿，因为调研关系的结构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畸变，必须了解和把握。这只能在深思熟虑的和讲求方法的实践当中才能做到，而实践不必是某种方法或某种理论思考的实际运用。
反思性与方法同义，然而是一种基于“本行”和社会学“眼光”的反射的反思性。访谈从中展开的社会结构的作用只能靠它在引领访谈时就地感知和掌控。如果不努力了解自身的预设条件，怎么能够声称从事预设条件的研究呢？这就是说，必须反思地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去把握调查的效果，在能够把握提问的必然效果的情况下投入访谈。
实证主义幻想一种纯洁无瑕的认识论状态，它掩盖了一个事实：区别不在于此科学从事建构，彼科学不从事建构，而在于一个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这样做，另一个不仅意识到了，而且尽量全面了解和把握不可避免的建构活动及其产生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效果。
“无暴力”沟通
调研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要了解受访者的所作所为，首先就要了解无意间的冒犯对采访者的影响，而这种从来都带有任意性的冒犯正是交流活动固有的属性（主要见于自我介绍和介绍访谈的方式，是否吝惜鼓励的话语，等等）。这也意味着揭示受访者对情境、整个调研活动及其建立的特殊关系，以及调研目的的看法。它还意味着说明受访者之所以同意加入交流活动的理由与调查目的、受访者的理解和解读与采访者的构想是有差别的。事实上，采访者必须权衡这种差别的程度和性质，才能减少它造成的扭曲，或者对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种阻止受访者说出某些话的审查机制，以及促使他强调另外一些东西的理由，至少都必须尽量理解。
调研者启动游戏，制定规则，通常不预先磋商就单方面确定采访目的和前景。可是，至少对于受访者来说，这两个东西有时并没有被解释清楚。在各种资本构成的等级体系中，尤其在文化资本方面，这种不对称性每每因采访者的社会地位高于受访者而加倍地不对称。每一场采访都建立起一个语言商品和象征性商品的市场，根据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客观关系的不同——换言之，根据双方拥有的各种资本，尤其是语言资本的不同——这个市场的结构也不一样。
鉴于调研关系有这两个固有的特点，我们千方百计地掌控其影响（但不自诩完全消除），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尽可能减少调研关系中的象征性暴力。为此，我们试着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有条不紊的倾听的关系，它既不像无方向的谈话那样完全自由放任，也不像问卷调查那样引导话题。在实际访谈中，保持这个貌似矛盾的立场并不容易。它实际上结合着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采访者任由受访者支配，完全依从后者的特殊的生活史——通过有节制的模仿，还可能接受对方的用语、观点、情感和思想；二是在了解整个社会群体的客观命运的基础上，讲究方法的建构活动。
要使调研关系尽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限度，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在互动当中，一如任何“好的”调查人员都会自发地做到的那样，只顾及那些可以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掌控的因素，特别是语言风格的运用和一切用于鼓励对方合作的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符号，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当受访者把访谈当成自己的事，而且成为访谈的主体的时候，他才会做出实实在在的回答。在某些场合下，还得对这种关系的结构本身采取行动（进而对语言和象征手段的市场的结构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对于受访者和采访者的选择采取行动。
强人所难
有时候，我们会惊讶于受访者竟会友善地回答一些愚蠢的、武断的或者不着边际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在民意调查中往往“在监督下”提出的问题。不过，只要从事一次采访，就能意识到，困难在于既要持续专注于话语内容（不仅是词语本身），又得提前想到哪些问题能够被“自然地”顺着话题提出，同时还得守住某种理论“思路”。这就意味着，无人能够免于“冒犯效应”的影响。造成这种效应的要么是一些自我中心的天真的问题，要么干脆是不经意的提问。更重要的是，如此追问下的回答反过来可能影响分析者自己，因为分析者在解读时总是可能把一个自己在不经意之间制造的假象当真。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一位冶金工人告诉采访者，自己如何幸运地一辈子没离开同一个车间；采访者尽管既体贴又细心，却紧接着问他“就个人而言”是否“准备离开隆维”。片刻的惊讶之后，他得到一个礼貌的回答——仓促的采访者和民意调查机构会把它解读为一种默认：“眼下吗［惊讶的口气］？干吗要走呢？离开……我看不出有什么用……不，我不觉得我会离开隆维……从来没这么想过……特别是我老婆还在工作。这也许是个障碍……可是，离开隆维……我不知道，也许，为什么不呢？总有一天……谁知道呢？可是我还没想过，没入过脑子，何况我还留在这儿没走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呢［笑］？我不知道，你永远不敢说……”
因此，我们决定让采访者在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人当中自行挑选受访者。社会邻近性和熟悉程度实际上满足了“无暴力”沟通的两个主要条件。因为，一方面，当访问者与受访者在社会意义上十分接近时，就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可互换性提供了一种保证，使之免于将主观推理化为客观原因，也使以往做出的选择能够摆脱分析所揭示的客观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形下，双方能够在有关沟通的内容和形式的预设条件方面迅速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性在一切与语言符号相协调的非语言符号的经过调节的释放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释放很难做到）不再得到确认。非语言符号表明哪一部分话语应获解读，以及说话者是如何解读它的。
但是，满足熟悉程度的最佳条件的社会类别是有限的（即使由于地位相似，社会学者与某些受访群体——如法官和社会教育工作者——之间有实在的类似性）。为了尽量扩大这个范围，我们本来也可以像早先所做的那样，采取一些不同的策略，如角色扮演，也就是拼凑起一位有特定社会地位的受访者的身份，假装买东西或者打听消息（主要通过打电话）。此时，为了使采访者多样化，我们有步骤地采用了威廉·拉勃夫在哈莱姆区调查黑人语言时所用的办法。为了消除正经八百的语言引起的冒犯效应，拉勃夫请一些黑人青年实行语言调查。同样，对于那些因熟识而能够接近我们希望接触的受访人群的人，我们尽可能通过培训把调查技巧教给他们，从而消除导致调研关系走样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一个青年物理学家采访另一个青年物理学家（或一个演员采访另一个演员，一个失业工人采访另一个失业工人，等等）的时候，对于后者的可起解释作用的知与行的主要特点，采访者有近乎全面的了解，而且由于熟稔，二人是紧密联系的。他提出的问题基于一种客观上与受访者一致的心态。即便有对象化倾向，那些最突兀的问题也不会带有威胁性或者攻击性，因为受访者明白，采访者与之共享一种使他说出重要东西的心态；同样道理，双方也共享泄露可能导致的风险。任何一个采访者都不应该忘记，将受访者对象化等于自我对象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整某些问题，从使用对象化的代词“您”转而使用无人称集合代词“人们”，旋即转用“咱们”，采访者清楚地表明自己加入了对象化的进程：“换句话说，您的整个学习过程，人们的整个学习过程，最终使得咱们热爱理论。”无疑，受访者的社会比邻性能够解释几乎所有在这个位置上的研究人员都承认的不适感：他们都有体会，有时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有时从分析一个特定的时刻开始。的确，在任何情况下，提问都十分自然地成为针对双方的社会分析，分析者同样接受质疑，丝毫不逊于被提问者。
但是，这种与拉勃夫运用的策略做出的类比并非完美。因为简单地搜集尽可能少受文化不对称影响的“自然话语”是不够的，还必须科学地构建这些话语，使之能够为其本身的解读提供必要的元素。这就显然提高了对非专业调查人员的要求。虽然为了汇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受访者的所有信息，我们跟他们每个人都预先谈过话，也一道大致确定了采访策略，可是，仍然有不少在这些条件下完成的调查未能在本书发表，因为它们提供的社会语言学数据太少，连解读这些调查本身都不够。
除开这种社会学者能够找到某种替身的情形，还有一些能够使他克服一部分社会距离的调研关系，熟人关系能够使他与受访者之间亲近和开诚布公，有利于进行基于各种次要的利害关系的坦率交谈。此类关系正是善意理解的保证：例如，亲戚关系和童年友情，或按照一些女性调研者的说法，女人之间的同情心。这些都多次帮助我们克服了社会地位差异的障碍，特别是对于高人一等的畏惧。这种畏惧很常见，甚至十分普遍。社会学者如果被视为居高临下，往往会加剧其对被对象化的担忧。
一场思想活动
不过，为了缩短社会距离，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程序和招数都是有限的。访谈笔录虽然无法显示口语的快慢缓急，但是只要连着阅读几篇访谈就能看出，受访者远离心照不宣的采访要求的零碎话语与按照预设的要求调整过（有时会调整过度）的话语之间的不同。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除或搁置社会距离带来的不对称性的社会效应，我们就只能期待通过不断建构获取一些尽可能少受采访情境影响的回答。看起来矛盾的是，这种建构工作做得越好，越是带有“自然的”话语交流的一切迹象（指日常生活里的家常话），就越显得无斧凿之嫌。
采访者如果能够通过讲话的语气，尤其是提问的内容，向社会距离与之最远的受访者表明，自己并不是在矫揉造作地消除这种距离（与看不出个人观点的民粹派不同），而是设身处地为受访者着想，就能够使对方感到，实事求是地表达自己完全是正当和合理的。
考虑受访者的社会地位，设身处地，以此为出发点提问，以理解对方必然所是，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站到他的立场上［即弗朗西斯·蓬热所说的“事物的立场”］，这样做并不是现象学家所说的“将自己投射为他人”，而是做到从总体上和源流上理解对方是什么人，这种理解基于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受访者由之产生的社会环境：既要把握影响他所隶属的整个社会类别（中学生、技术工人、法官等等）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机制，也要把握与他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和特殊轨迹相关的心态和社会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调整过程。与狄尔泰的旧区分相反，我们要说，理解和解释是一个整体。
这种理解不单单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它贯穿于既明白易懂又令人安心地介绍、延邀访谈以及引导谈话的方式当中，从而使受访者感到访谈本身和（尤其是）摆出的议题都有意义。议题及其呼唤的答复都得自一幅对于受访者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塑造他的条件的经过核查的图景。也就是说，只有对于受访者有深入的了解，采访者才可能有机会跟受访者平起平坐。获得这种知识有时候要耗费毕生的研究，有时候得事先与受访者或报告人晤谈。这里发表的访谈录大多只是很长的一系列交流的一个片断——当然是受重视的片断。跟缺少专门知识的采访者匆忙完成的调查的那些有限的、任意的和随机进行的会面相比，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即使这种信息只表现为否定性的，特别是它能够启迪谨慎而殷切的态度——受访者能否信任你和加入访谈取决于此——以及提问不为难对方或者偏离议题，采访者据此也能够不断地随时提出恰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凭借对于受访者的生成方式的本能的和临时的理解而做出的名副其实的设问，能够鼓励受访者更充分地揭示自己。
无论事先了解多么深入，如果缺少日常生活里少有的对他人的关心和忍让豁达，就依然达不到对受访者的真正的理解，尽管这种了解能够为熟悉的实际知识带来某种理论对等物。实际上，相比那些有关日常困苦的多少俗套化了的说法，我们对于这些困苦的关注跟引出此类说法的问候语“您近来可好？”一样，大多也是空洞的俗套。通过各种知觉范畴，有关遗产继承和邻里冲突、学业困境和职场倾轧，我们知道的故事不在少数。这些知觉范畴把个别变成普遍，把个人悲剧变成社会杂闻，似乎可以大大节省思考、兴致、感受，简言之，节省理解。即使动员起一切资源——从职业敏感到个人的恻隐之心——我们仍然很难摆脱似曾相识或似曾听闻的幻觉导致的注意力松懈，无法进入每一个生命的故事，也无法从单一性和一般性两方面去理解生活中的悲剧。心不在焉和习以为常的即时的一知半解会破坏我们为打破陈词滥调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这些陈词滥调，而且用它们来谈论生活中的细琐难题和大灾大难。不定人称代词“人们”（on）在哲学上受谴责，在文学上被摈弃，它适用于任何人；而“我”要求最普通的单一性——我们认为指我们自己。相形之下，“人们”因手段极“不可靠”，它要表达的东西无疑最难听明白。
抵制对象化
不可仅凭反思性就认为社会学家能够完全掌握调研关系的所有效果，这些效果永远是极为复杂的和多样的。尤其是受访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对这些效果加以利用，以便给访谈的情境定下调子，使一场交流变得对他们有利，因为交流的要点恰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和希望展示给别人和自己的自身形象。正如调查的目的所提示的那样，在这种情境下，在说出自己的生活“怎么不对劲儿”的同时，他们就把自己置于一切负面推定前。只要不照搬政治、法律、心理学、文学所提供的合法说法来表达合理的不幸，他们就只能忍受针对痛苦和不幸的一切负面推定。换句话说，在多次访谈（特别是与国民阵线成员进行的访谈）当中，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的社会关系造成强烈的审查效应，使用录音机使之更甚：它无疑使得受访者没有说出某些见解（除非是顺口说出或口误）。有一些谈话带有许多受访者尽力把握情境的制约的迹象，以显示他们能够主导自己的对象化进程，并且为自己掌握设计调查时所包含的反思的观点。
因此，抵制对象化的最微妙的方式之一便是，受访者利用与采访者的较近的社会距离，无意识多于有意识地通过表面上投入游戏和摆出一副自我分析的样子——并非总是自觉地——竭力自我保护。然而，这些外表距离参与的对象化过程远之又远，因为参与意味着采访者协助受访者通过痛苦而有益的努力，揭示后者的想法和行为当中难以明言和承认的决定性的社会因素。虚假地迎合的对象化过程则不同，这种半遮半掩其实更加令人困惑：虽然能够带来清晰明白的快感，却无法质疑任何重要的东西。
此处仅举一例：“有那么一种苦恼，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把自己往哪儿摆（……），不知道我在社会上身属何处……也许这跟承认别人有点关系（……）。我意识到，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别人也许对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一点令人十分烦恼。对我来说，同时拥有好几个不同的社会身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我做不到坦然处之，尤其当事关别人怎么看待你的时候。”
这些说法给表面上的供称披上了一件解释的外衣，有时候会诱发从中认出自己的采访者的精神自恋，因为用来建构它们的思想工具和表达形式都很接近他自己的。这种精神自恋或者与民粹主义的惊喜相结合，或者隐藏在后者当中。
例如，一位移民的女儿相当轻松地提到她的分裂的生活之苦。采访者从她的说法里能够看出一些失衡的体验，然而她设法使采访者忘记了她提出的经过精心修饰的生活观的核心，即她正在从事的文学研究，从而使她能够让对方感到双重满意：既有一套跟采访者对社会底层的看法尽可能相近的说法，也从形式上抹去了一切跟社会文化差异相关的障碍。我们把问题和答复完整地引用如下：
采访者——你来法国以后才有所意识，可是意识到了什么？
受访者——意识到真实，即对我来说，世界上的事物从此变得清晰起来。我亲身经历了父母的离异。母亲对我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从我在那边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期开始，其实是跟我母亲和她的家庭（在摩洛哥，母亲离异后留下没走）一起生活，直到在这里我才终于发现了我父亲。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生活。即使他跟母亲结了婚，他的社会生活也是在这里（法国）过的，所以他俩分多聚少，我们很少见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我第一次真正发现的人（……）。自从我们一起生活，他才进入我的生活。所以，对这个方面有所意识，离异显得重要了。我意识到，我有个父亲，一个从来没有一起生活过的父亲。（……）还有，意识到还有另一种风景。时间空间完全不同（……），要知道，你是从父亲过渡到母亲了。这个也让人有点兴奋不已，在某种意义上，可是现实情况是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也使以往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所以，风景不一样，人不一样，时间空间也不一样了。对于我来说，我从这个时期开始，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相当含糊不清的时期，两个世界之间得搭起一座桥，两个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多少停留在这儿，滞留在这种不同当中，它远比父母离异更厉害。
她稍后又说：“我好像任何事情都放不下。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留在这里面，还是想法子彻底摆脱？坦白地说，我不相信我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永远停留在半路上。是的，我确实对非黑即白不感兴趣。我的心愿是留住这股新鲜空气，这个中间位置。这些我说不清。”
我们看到，对话变成了自白，受访者自问自答，话说得很多，一口气答完。这就迫使采访者接受她的话题（采访者显然求之不得），甚至讲话的风格（“你是不是觉得在这儿失去了根基？”“你最不满意的是什么？”）。事实上，除非跟她打算描绘的自画像有关，一切涉及人生经历的客观事实的问题都被她排除了。
这种交流关系的双方都有点自欺欺人，因为采访者对于受访者的证言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自以为发现了一通原始的、内容丰富和原汁原味的话语，是别人听不到或者诱发不出来的（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某些农民和工人的话语也能产生类似的诱惑）。受访者则装作采访所期待的女性移民的角色，虽然无需公开要求，但她确信自己的谈吐的文学色彩得到了承认。也就是说，她的话忠实地同时见证了一个分裂的内心世界和一种利用语言风格自保的努力。
因此，尽管可能会使顽固的方法论者和灵感丰富的解释学家大为震惊，我还是要说，访谈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思想活动，旨在通过忘掉自我，真正达到改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待人接物的方式的目的。与人为善的态度意味着把受访者的问题当成自己的，也是一种依照这些问题的独特的必然性，实事求是地加以把握和理解的能力，这是一种知性的爱，一种赞许必然性的眼光，一如“对上帝的知性的爱”，也就是爱自然秩序，斯宾诺莎认为它是知识的最高形式。
无疑，访谈的“最佳条件”的中心内容仍然无人注意。采访者为它提供一种完全特殊的沟通情境，摆脱一切羁绊，尤其是制约着大多数日常交流的时间羁绊，促使或允许它有权选择在表达苦恼、缺失或要求的过程中发现的不同途径，从而为一套不寻常的话语的出现创造条件。这种话语可能从来不会被说出，然而就在那里静候实现的条件。有些受访者，尤其是社会地位低下者，虽然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可资利用的情境的全部信号（这种可利用性无疑要求比简单的换位思考更多的东西），但看起来却把它当成了一个少有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做出见证，发出声音，把个人经验变为公众经验。这也是一个在最完整的意义上自我辩解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营造有关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个人观点的机会，既可以说明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出发点，也可以显示出他们是可以理喻、言之有理的——首先是出于自身的需要。有时候，不仅不当采访者的工具，他们甚至会以某种方式在言辞之疏密和语气之缓急方面引领谈话；例如，他们经常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找到了某种慰藉甚至成就感，从而感受表达的愉悦。
我们就此可以谈谈什么是提示下的和陪伴的自我分析：我们不只一次地感到，受访者会借访谈之机审视自己，在我们的提问或建议（永远是敞开的和多重性的，往往只是静等）的提示和引导下，他们做出既沉重又使之感到欣慰的澄清，有时还会声情并茂地说出一些保留或压抑已久的体验。
现实的建构活动
采访者预先做好功课，态度亲和，受访者也有所期待，双方的配合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尽管人们有时会有神奇的感觉。真正的实事求是意味着进行建构活动，它基于切实地把握社会逻辑。事实就是依照这种逻辑形成的。以看起来很平常的三个女中学生的谈话为例，若想真正听懂她们在说什么，就得避免像许多“录音机社会调查”那样，把三个活生生的人简化为三个名字，而是从言谈话语里读取其求学轨迹与教育制度之间的现在的和过去的客观关系，进而看到教育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历史。关于社会人的独特性的人格论观点是幼稚的，与之相反，只有把局部互动当中的随机的说法的内在结构揭示出来，才能把握构成每一个女孩的特异之处的要素，及其行动和反应的特殊的复杂性。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话语分析不仅能够看到话语互动作为市场的随机性结构，也能看出把它组织起来的隐性结构，即以上那个例子中的女孩子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的结构，以及她们所经历的不同轨迹所在的学校空间的结构。这些轨迹虽然属于过去，可是继续指导着她们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学业，甚至对于她们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因此，与那种以为取消了观察者便能够做到不偏不倚的幻觉相反，必须承认，尽管看似矛盾，但所谓“自发性”只能通过建构才会有，然而这是一种务实的建构。为了使它能够得到理解，或至少使人感觉到，我想举出一件轶事来说明，只有凭借对于现实的先期知识做出建构，研究工作才能够揭示它打算记载的现实。我们在调查住房问题期间，为了避免人们偏爱的涉及购买和租赁的不现实的抽象问题，我决定请受访者谈谈他们先后住过的地方、曾经遇到的居住条件、导致他们选择或离开的理由和原因、他们对这些住处做出的改动等等。在我们看来，如此设计的采访进行得极为“自然”，受访者出乎意料地坦言相告。可是，很久以后，我在地铁里完全偶然地听到了两位40岁上下的妇女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不久前搬进了新居，正在述说她先后住过的地方的故事。另一方看起来完全遵循那些我们给自己定下的访谈规则。我把事后凭记忆随即记录下来的对白抄在下面：
——我这是第一次搬进新公寓。真不赖……
——我在巴黎的头一个住处在布朗西翁大街上，房子很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翻修过，全都一塌糊涂，都得重来。还有，天花板怎么弄也弄不干净，全是黑乎乎的。
——是啊，那真是个大活儿。
——从前，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连水也没有。带着两个孩子，能有一间浴室，真是不可思议。
——我父母那儿也是一样。不过，我们倒没有弄得那么脏。话是这么说，有比没有还是要方便多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搬到克雷代伊（Créteil）去了，那栋公寓挺现代化，不过也有十几年了……
故事照这样继续下去，十分自然，其中穿插着干预性词语，要么以肯定或疑问语气重复一下前一个句子，简单地予以“确认接收”，要么表明对某个观点的兴趣或认可（“这可不容易，站着工作了一整天……”或者“我父母那儿也是一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加入交谈，而且借此也能促使对方参与。采访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了不偏不倚而排除一切个人介入，这种访谈有别于日常交谈和我们所实践的访谈。
这种催生的办法跟把议题强加于人有云泥之别，后者正是许多幻想能够“不偏不倚”的民意调查的方法。强人所难和人为拼凑的问题制造出大量被认为是照实记录的人工制品——何况是从受访者那儿榨取出自电视台的意见的电视采访。第一条区别是在了解所谓“公众舆论”实为变动不居的基础上具备防范意识：深层次的心态会有各种表达形式，这一点从预先准备好的答案（封闭式问卷的预定答案，或者现成的政治语言）和相对不同的说法里便可看出。这就意味着，把话题强加给对方最方便易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更“自然”的做法。举几个例证：民意调查以一无所知的天真面目出现，频繁地绑架公众舆论（从而理直气壮地当作煽情蛊惑的工具）；更常见的是，各怀不同信念的鼓动家总是匆忙肯定一些显而易见的期待，尽管人们并非总有办法确定什么是自己的真实需求。强加于人的意见一经发表就会得到巩固，同时被赋予一种社会存在。因此，在“不偏不倚”的幌子下，强人所难的危害更大，因为出版物造成一种民意调查机构已被认可的假象，使之显得更为可信和可靠。
可以看到，由于严谨的知识几乎总是意味着与广为接受的信念——即通常所说的常识——发生多少引人注目的决裂，而且显得立足于某种有待证实的理由或者立场，从而强化了学术的经验主义的表现方式。事实上，人们之所以会犯错误，恰恰是由于袖手旁观，避免做出任何干预和建构，因为这样就大大方便了前期建构和自动生效的社会机制——后者甚至影响到最基本的学术研究（构思和拟定问题，界定代码的种类，等等）。只有积极地揭示常识所蕴含的预设条件，才能抵制谈话双方始终得面对的所有那些社会现实的表现方式。我在这里特指新闻界的表现方式——文字的，尤其是电视的。它们有时作为现成说法被硬塞给弱势群体，以解释后者的亲身经验。
社会主体并非天生就拥有一门有关自己所是与所为的科学，更准确地说，并不一定清楚他们的不满或烦恼的根源。况且，尽管无意掩盖什么，那些最自然的宣称要表达的意思可能跟字面迥异。社会学确信（这一点有别于民意调查之类无学者参加的学术研究），从提问阶段开始，就必须掌握能够挑战谈话双方的全部预建构（pré-constructions）和预设条件的办法。建立调研关系往往全靠谈话双方在潜意识里就这些东西达成默契。
社会学同样确信，一些最自发的，因而看起来也最真实的意见可以满足调查机构的行事仓促的调研员及其委托方，但这些意见的背后却是一种心理分析学所阐明的逻辑关系。例如，在没有跟移民直接打过交道的农民和小店主那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种针对外国人的先入为主的敌视。与基于理解的解读方式相反，这种敌视以一种置换的形式，为这些收入堪比无产者的有产者的矛盾及其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认为后者必须对无法接受的再分配方式负责——提供了一条出路。看到这一层，我们就能超越这种敌视的阴暗和荒谬的外表。只有努力发掘埋藏在这些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以扭曲的形式呈现的不快和不满的真实基础才会进入意识，即明确的话语。他们虽然对这些东西有亲身体验，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也比谁都清楚。
社会学者犹如接生婆，能够协助他们做这个工作，但是必须深入了解使之成为今日之所是的生存条件和调研关系——包括自己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位置和基本构想——可能造成的社会效果。不过，作为研究意图的一部分，发现真相的愿望如果不以“工艺”的形式实现，仍然不会有任何实际效用，因为“工艺”是体现所有前期研究的产品，与抽象的和纯智能的知识无关。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求真的习性”（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说的hexis tou alètheuein）。在采访中的节点，无论是自荐策略，还是恰当的答辩，抑或是表示赞同或者适时提问，等等，它随时都能够现场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受访者道出真相——另一个更好的说法是，靠道出真相求得解脱。
写作的风险
在对录制的访谈进行建构时，这种构想仍然继续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较快地分析一下誊写和分析的程序。实际上，显而易见，即使逐字逐句地照抄原话（简单的标点符号，例如一个逗号往哪里摆，能够决定一句话的完整意义）也是一种移译，甚至可是说是一种解读。何况我们这里要提出一种誊写方式：跟话语“不言自明”的自发论的幻觉相反，这种誊写方式有意识地运用写作语用学（特别是把从采访录里直接提取的词语当作文章标题或副标题），以便引导读者注意一些因不经意或粗心而未能察觉的相关的社会学特征。
誊写员写出的访谈记录在两个方面受到制约，而且二者往往很难调和：一个是忠实性，即把采访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不光是录音磁带实录的内容，还要求还原话语中一切被书写过程和作为苍白无力的一般工具的标点符号所剥夺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赋予话语真正的意义和机趣。另一个是可读性，这种制约随着有不同期待和能力的潜在读者而变化，它意味着不可能出版一篇语音誊录，配上必要的脚注，以还原一切在从口到笔的过程中丢失的东西，包括声音、念法（尤其是有社会寓意的语音变体）、语调、节奏（每一场访谈都有跟阅读不同的特殊节奏）、手势和各种肢体方面的语言等等。
因此，誊写必定意味着书写，也就是重写。一如戏剧是从笔语到口语，由于介质改变，从口语到笔语要求作出一些不拘泥于原话的处理，这大概才能做到真正的忠实。通俗文学的一些著名的二律背反提醒我们，真切地传达话语并不是向不熟悉它的人“原封不动”地传达，原话里有犹豫和重复，有用手势打断或者接续的语句、眼神、慨叹、惊呼，也有大段的离题话，还有一些誊写时不得不放弃的含糊说法和具体的参指，例如某个市镇、工厂、家庭的特定历史事件（如果采访者认识受访者，比较熟悉他所熟悉的总体环境，后者会比较主动地提及这些情形）。
看似矛盾的是，有时候，出于对受访者的尊重，我们不得不从文本里去掉一些附加的成分、意思不清的语句、连接词，以及填充成分（“是啊”“哦”等等）。这些冗词赘语即便能够赋予口语某种特殊色彩，起到某种重要的沟通作用（防止述说因换气而中断，或者征求采访者对某一观点的支持），也会模糊誊写文本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听到过原话的人甚至根本读不下去。出于同样的道理，凡是可以纳入介绍性文字的纯信息性话语（社会出身、学业、职业等），我们都从誊写稿中自行剔除了。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用别的词替换任何一个词，也没有改变提问和访谈的展开顺序，而且凡遇中断之处都明确地标出。
通过举例、具体化和象征手段等，访谈的誊写文本有时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有一种类似文学篇章的情感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昭然若揭的效果。这一点在那些境遇与受访者相似的读者那里尤其明显。一如先知的演讲里运用的比喻，这些文本比复杂抽象的观念分析更简明易懂，包括通过一些貌似特殊的表述活动的特点（语调、发音等），使得研究工作所力图揭示的客观结构更为显豁。它们触动和感动读者，拨动他们的情愫，然而不会不顾一切地追求耸人听闻；它们促使有思想、有观察的对话逐步展开，而思想和观察往往恰是理解的先决条件。
不过，情感力量的反面是歧义，甚至是象征效果混乱。我们能做到既转达种族主义言论，使之得到理解，又不使种族主义变得合理合法吗？怎样做到公正地转达一种见解，但不接受和赞许其推理？再者，就更一般的情形而言，如何提到一个低级女职员的发型而不引起阶级歧视？如何既不表示赞同，又能够转达它不可避免地留给熟悉传统审美观的人的印象，即使这是她的绕不开的客观真相的一部分？
可见，分析者的介入活动既会带来困扰，又是必然的。这些话语如邦弗尼斯特所说，处于一个“多少有意地影响对话者的实用主义的局面”。分析者既然负责将其公之于众，就不仅是象征效果的传达者，更不得不听任每一位读者自由地解读，即读者必然对读物进行的自发的，甚至是肆意妄为的构建活动。这种游戏用于未形成文字的访谈尤其危险，因为无法预先防范人们忧虑或排斥的解读。用于那些不用书面语讲话的人的话语时，他们很可能得不到大多数哪怕是善意的读者的好感。正如所谓通俗文学，只有有学养的人才能看出其“纯朴”或“笨拙”的特点。
出于避免限制读者自由的顾虑而采取放任态度，无异于忘记，无论你做什么，任何阅读都要受一些解读模式的制约，至少是在其引导下进行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在一些情况下，未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把阅读受访者的证言当成倾听友人心声或关于第三者的说辞（或闲话）。这是一个自我证实和区别于他者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确认共同的价值观，对某种道德共识做出判断、谴责和重申的机会。出版这一特殊的政治行为将一些平时没有进入——总之从未以此种形式进入——公众领域的东西公之于众，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被扭曲的，完全丧失了本身的意义。
因此，刊行访谈录时，利用标题和副标题，特别是访谈录的导言进行干预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导言要为读者提供完整阅读的工具，体现产生文本的立场。吃透每一份证言独有的必要性要求持续的和包容的关注，通常我们把它留给伟大的文学和哲学文本，但是也可以通过某种解释学立场的民主化，将其赋予日常遭遇的一般记叙。福楼拜告诉我们，要学会用通常看待君士坦丁堡的眼光看待小村伊沃托。我们可以学着例如把对于有关身世悬殊的联姻的文学叙事的重视和兴趣同样赋予女教师和邮局员工的婚姻，像接受某种高雅诗歌或哲学的阅读传统那样接受钢铁工人的话语。
因此，对于读者即将开始的阅读，我们一直尽力把理解话语的工具交给他们，以凸显受访者的生存意义及其必然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帮助读者找到产生受访者的所有看法的那个社会空间中的点，一个使得受访者的特殊的世界观变得不言而喻、必然如此和理所当然的点。
不过，一个公众作家不得不对向他们表明的心迹做出评论，这对于写作活动无疑是最危险的。由于必须不断努力自觉地把握写作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把握隔开二者的距离，他必须力争保持“历史表述”的客观性。在邦弗尼斯特看来，这样做能够把事实在无叙述者介入的条件下客观化，同时避免临床病例记录的冷漠感。他一方面要为客观地看待受访者提供所需的所有要素，另一方面要调动一切语言资源（如自由的间接引语，或者福楼拜喜用的“貌似”如何如何），以避免与对象拉开的距离过大，因为那会把他置于被告席上，甚至是耻辱柱上。同时，所有这些都最决然地要求不可（也是“似乎”的另一个功能）不适当地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自我，因为，不论人们愿意与否，后者依然是一个对象。滥用会导致采访者把自己当成受访者的世界观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牢牢把握观点才能有严谨性。这种把握自始至终体现在写作的每一个细节上（例如，说“她的学校”如何，而不说“学校”如何，便可表明这所学校发生的事情是从受访者的角度，而非分析者的角度叙述的）。此类细节如果没有被忽略，就很可能显得只是一种考究的文笔或者报道语体，其实它们恰恰体现出罗兰·巴尔特所说的“个人的声音”和“科学的声音”的不同，以及拒绝在二者之间下意识地移动。
社会学者不可能不明白，自己的观点其实是针对某一观点的观点。要表达对象的观点，而且通过使之回归社会空间，实事求是地构建它，就必须以这个极个别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特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只有设身处地才能（从思想上）把握所有可能有的观点。社会学者虽然无法推卸地处在一个被社会指定的位置上，但只有将自身对象化，才能设身处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想（这个对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另一个自我）和采纳后者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此时才能够理解，假如处于他们的地位，自己无疑会跟他们一样，也会像他们那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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