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恨太阳，恨鼎沸的人声和咯嚼声。那密麻麻、急匆匆的马蹄嘚嚼声。我怕人们，怕得无以复加，只要晚上一听到过道里有陌生人的脚步声或说话声，我就会大声叫喊。所以连我的病房也是特殊的、无人打扰的最好的一间，在走廊的最尽头，27号。谁也不可能来找我。但为了更牢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我一直在央求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他面前落泪），让他发给我打字的证明文件。他同意了，给了我一纸证明，上写我受他保护，任何人都无权逮捕我。不过说实话，我并不十分相信他的署名能有多大效力。于是他强迫一位教授也签上名，在文件上还盖了个圆圆的蓝色印章。这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能活下来，就是由于在他们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盖有圆印的字条。诚然，那个脸上抹了烟油子的工人，被吊死在别尔江斯克的街灯上，也正是在发现他靴子里有张揉成团的盖了章的字条之后。但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是布尔什维克罪犯，蓝色印章也是个犯罪印章。是它把他送上了街灯，而街灯就成了我的病因（别费神了，我很清楚：我是害了病啦）。
说起来，在看见柯利亚之前，我就有些不大对劲了。我走开了，免得看见吊人的现场。可恐怖感也随我两条发抖的腿而去。那时候我当然不可能有所作为，若是现在，我就要大着胆子说了：
“将军老爷，您是野兽！不准把人吊死！”
就凭这一点，你们也可看出我不是个胆小鬼吧，我谈印章之事也不是为了排遣死亡恐惧。哦，不，死我不怕。我可以自毙于枪下，而且这也快了，因为柯利亚都闹得我走投无路了。但我要亲自枪毙自己，免得看到和听到柯利亚再来折腾。可一想到别的人可能来……真是太可恶了。
我整日躺在卧榻上，睁眼望着窗户。我们那绿草如茵的花园上面是茫茫一片空白。望过去，那座黄色的七层庞然大物，正把它那堵没窗没门的高墙对着我，从屋顶往下——整个是赤褐色的大方块。一块招牌。镶牙实验室。几个白色大字。起初我对它恨之入骨。后来就适应了，甚至哪一天招牌要是给摘掉了，我兴许还会闷得慌呢。它整日价竖在那儿，我就对着它集中注意力，思索着许许多多重大事情。只见那夜幕降临，楼顶变暗了，白色的招牌字从眼前消失。我变成灰蒙蒙的一团，消失在漆黑的昏暗中，我的思想也一样消失在其中了。朦胧暮色——这是一天里恐怖而又重要的时刻。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棕红毛公猫开始踱起它那柔软的碎步，在走廊上徘徊游荡，所以我偶尔还会大喊大叫。但我不让点灯，因为要是灯突然亮起来了，我这一晚上都要大哭大闹，坐立不安。最好还是顺其自然地等待那一时刻——让氤氲黑暗中焕然现出那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场景。
我的老母亲对我说：
“我活不多久了。我看现在到处是疯狂。你是做哥哥的，我知道你爱他。把柯利亚弄回来。弄回来。你是老大呀。”
我默然以对。
于是，她的话里倾注了全部渴望和全部苦楚。
“去找到他！你总是装作这是很有必要的样子。但我了解你。你很聪明，早就明白这一切都是疯狂。把他领回来见我一天。只一天。我还会放他走的。”
她在撒谎。难道她还可能再放他走？
我默然以对。
“我不过想亲亲他的眼睛。反正他早晚会被打死的。难道不可怜吗？他是我的孩子呀。我还能求谁？你是老大。去把他领回来。”
我坚持不住了，侧过脸去说：
“好吧。”
但她拉过我的袖子，让我转过去，好直看我的脸：
“不，你要发誓，一定把他活着带回来。”
怎么能发这种誓呢？
但我这个毫无理智的疯人还是发了誓：
“我发誓。”
母亲真胆小怕事。带着这个想法我上路了。可是我在别尔江斯克看到了那个歪斜的街灯。将军老爷，我同意说我的罪过不下于您，为那个被涂上烟油子的人我正受到可怕的惩罚，但是我的兄弟跟这完全搭不上边。他才十九岁。
走出别尔江斯克，我还硬是完成了这个誓言，把他找到了，就在离小河边二十俄里的地方。这是格外晴朗的一天。混浊不清的滚滚尘烟中，一支骑兵队沿着那条通向散发着焦糊味的村庄的大路缓缓奔来。他就在前排边上，还把遮阳的帽舌盖在眼睛上方。我至今难忘：右边的马刺垂于鞋跟，制帽上的细皮带沿着两颊紧勒在下巴上。
“柯利亚！柯利亚！”我大叫着跑到路边的界沟前。
他打了个哆嗦。队伍前排脸色阴沉、汗流满面的士兵都转过头来。
“噢，哥哥！”这声呼喊就是他的回答。不知为什么他从来不称我的名字，而总是叫哥哥②。我大他十岁，所以他从来都是用心听我的话的。“站住，就地站住，”他继续说，“停在林子边。我们马上就过来。我不能离开骑兵连。”
骑兵连下了马，我们站在林子边上猛劲抽烟。我心平气和，态度坚定。这一切都是疯狂。母亲说得完全对。
我低声对他说：
“一从村里回来，你就跟我回城去。赶快离开这儿，永远离开。”
“你说什么，哥哥？”
“别吱声，”我说，“别吱声。我知道。”
骑兵连已登鞍上马，徐徐向前进发了，小跑步的马蹄踏起团团黑烟。鳴嚼声一直踏向远方，那密麻麻、急匆匆的马蹄嘚嘚声。
在一个小时当中会出什么事儿呢？他们会回来的。于是我在有红十字标记的帐篷旁边等。
一小时后，我看到他了。他回来了，他的马仍然小跑着。但没见骑兵连。只见他两边坐骑上是两个带长矛的骑兵，其中一个（右边的那个）还时不时地向我兄弟倾过身去，好像在对他说什么悄悄话。太阳直射得我眯缝着眼睛，瞅着他那身令人生疑的装扮：去时戴的是灰色制帽，回来时却戴着一顶红帽。白日已尽。他成了个黑色盾牌，顶上是彩色头饰。看不到头发也看不到前额。只见一顶带有一片片黄色齿状物的红色冠冕。
骑马人——我的兄弟，戴着这不规整的红色冠冕，在汗水淋漓的马上正襟危坐，如果不是有右边那个人在小心扶着他，还可能以为他在参加检阅哩。
骑马人在马鞍上威风凛凛，然而，他又瞎又哑。一小时前明亮的双眼炯炯闪光的地方，现在却是两个带着水迹的红色斑点……
左边的骑兵跨下马来，左手抓着缰绳，右手轻搀柯利亚的手，后者摇晃了一下。
只听有个声音在说：
“唉，我们的后备军士官生……被弹片炸伤了。卫生兵，去叫医生……”
另一个唉了一声应答道：
“卫——卫……什么，老兄，叫医生？还是找个牧师吧。”
此时那黑黑的雾霭越来越浓，把一切都淹没了，连头饰也看不清了……
我对一切都适应了：对我们那白色的房子，对苍茫暮色，对那只在门边蹭背的棕红毛公猫。但对他的时常到来我就是适应不了。第一次还是在楼下63号，他从墙里走出来。头戴红色冠冕。这还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这种样子我梦中见过。但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了：既然他戴上冠冕，那必定是死人无疑。可瞧他竟开口说话了，两片凝上血污的嘴唇在微微翕动。他好不容易把两唇撑开，两脚并在一处，一只手举到冠冕上，说：
“哥哥，我不能离开骑兵连。”
从此，就永远、永远都是同样的情景：来时他身穿军便服，肩挎皮带，一把弯曲的马刀，还有不出声的马刺，而且说的总是那么一句话。敬礼。然后说：
“哥哥，我不能离开骑兵连。”
他第一次出现就把我整成什么样儿了！他把整个医院都惊动了。我的事儿就算定了案。我推断得精确无误：既然戴着桂冠，那就是被打死了，而如果一个被打死了的人能够走来并开口说话，那不正说明是我疯了。
是啊。这就是黄昏时分．受惩罚的重要时刻。但有一次我沉沉入睡的时候，看见一间摆有红绒面旧家具的客厅。舒适的圈椅还有条腿吱咯作响。墙上那个蒙上灰尘的黑色框架里有张肖像画。花架上放着花。钢琴盖打开着，琴上放有《浮士德》总谱。门槛上站着的是他，一阵不可遏制的快乐使我激动不已。他不是骑兵，他仍然是这些可诅咒的日子之前的那个他：身着黑色学生服，一只袖肘上还蹭有粉笔灰，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调皮地笑着，一绺头发垂在额头上。他向我点着头：
“哥哥，到我房间来，看我给你什么好看的！……”
客厅光芒四射，而这束光来自他的眼睛；受折磨的重负在我心中荡然无存。从来没有过那个不祥的日子，那一天是我打发了他，跟他说：“去吧！”从来没有马蹄嘚嘚和浓烟滚滚。他从来不曾离开过家，也没当过骑兵。他弹着钢琴，白色的琴键发出悦耳的声响，强烈表现出来的永远是幸福欢乐，嗓音那么有朝气，还充满了笑意。
后来我醒了。什么都没了。没有光，没有眼睛。从此就再也没做过这个梦了。可是，就在那同一个夜里，为了给我地狱般的苦难火上加油，那个骑兵依旧来了，踏着悄无声息的步伐，一身戎装，他说他决心对我讲一辈子话。
我打定主意了结此事，厉声对他说：
“我的长年累月的催命鬼，你打算干什么？为什么你总来这里？我一切都意识到了。因为是我打发你去干死亡勾当，我替你承担罪过。被吊死的那个人的苦难我也担在身上。既然我这样说了，你就原谅我，放过我吧。”
将军老爷，他沉默不语，但也不走。
于是痛苦的折磨使我变得冷酷起来，我全部意志都祈望他哪怕只到您那儿去一次，把手举到冠冕上。我会教您相信：您也会完蛋的，就像我一样。而且更快些。不过，或许您在深夜时分也并非孤身独处吧？谁知道别尔江斯克的街灯上那个污秽的被抹上烟油子的人是不是常来找您？如果是，那我们的承受才算扯平了。打发柯利亚去帮您吊死人的是我，实际上吊死人的却是您。按照口头命令，没有编号，随意处死人。
总之，他没有走。于是我放声大叫吓唬他。大家都惊醒了。女医士跑来了，人们还叫醒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可不愿意再多活一天，但他们不让我自尽，拿粗麻布捆住我，从我手上夺走玻璃片，绑上绷带。从此我就住进了27号病房。服了一剂药后我开始家眬入睡，还听到女医土在过道上说了一句：
“无可救药。”
这是确实的。我没有指望了。黄昏时分，我在炙烈的思念中徒然地等待进入梦乡——希冀梦见那间熟悉的旧房舍，还有那熠熠闪亮的眼睛中那平和的光。这一切都没有了，永远也不会出现了。
重负并未消释。我在长夜里乖乖地等着失明的骑兵常客再次走来，用沙哑的嗓子对我说：
“我不能离开骑兵连。”
是啊，我没有希望了。他会把我折磨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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