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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吉拉·卡特:一份日本的纪念

我走到外面看他回来了没,角落空地上有几个穿棉布连身睡衣的孩子在玩仙女棒。火花流泻而下像缀满星星的胡须,孩子们面带微笑,轻声发出喃喃惊叹。他们的快乐是如此克制,因此非常之纯。一名老妇说:“他们吵着要烟火,他们父亲烦得不行,只好买了。”日语中,烟火叫做はなび,意思是“花火”。整个夏季,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各式各样烟火,从最简单普通到最繁复华丽的,有次我们还从新宿搭了一个小时火车去看一场烟火大会,烟火都在河边施放,好让黑暗的河水倒映得更加缤纷缭乱。

那次我们抵达目的地时天已经黑了,那里是郊区,路上有许多人携家带眷正要去看烟火。做母亲的把小小孩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小女孩尤其整洁无瑕,穿着粉红白色相间的棉布和服[1],系着毛茸茸的腰带像一团团棉花糖,头发也美美地梳成一对包包头,装饰着金银线。因为场合特殊,孩子难得有这样可以晚睡的机会,个个都表现得乖巧非凡,牵着父母的手带着一种可爱的占有姿态。我们跟着一群群全家出动的行人来到河边空地,看见烟火已经在高空绽放,像五光十色的阳伞,大老远就看得到。我们沿着步道穿过空地,愈往烟火的来源走,烟火就愈是占满天空。

步道旁有路边摊,小贩打赤膊,绑头带,卖着炭烤玉米和花枝。我们买了两串烤花枝边走边吃,花枝涂满酱油,非常美味。另外有些摊子卖的是装在塑料袋里的金鱼,或者兔耳朵大气球。这里就像个游乐园——可是实在太井然有序了!就连巡逻警察手里拿的都是彩色纸灯笼,代替平常用的手电筒。一切都有种安静的节庆味道。卖冰淇淋的穿梭在人群间,手里摇铃,箱子冒着冷烟,用恳求的声音喊道:“冰,冰,冰淇淋!”当年轻情侣悄悄避开人群,走进草丛小径,这些影影绰绰、不知疲倦为何物的小贩仍摇着铃提着灯追过去,用哀愁的声音叫卖。

此时已有大量群众朝烟火走去,但他们的步伐那么轻,闲谈的声音那么细,所以没有嘈杂,只有一片温暖、持续、喃喃低语的嗡鸣,是共享快乐的舒适声响,夜色中因而充满一种缄默的、资产阶级的、如假包换的魔力。在我们头上,烟火为夜色挂上逐渐消融的耳环。不久我们找到一片留下收割后残株的空地,躺下来看烟火,但如我所料的,他很快就变得坐立不安。

“你快乐吗?”他问。“你确定你快乐吗?”我正看着烟火,起初并没回答,尽管我知道他觉得很无聊,如果他享受到任何乐趣,也只是因为我高兴他就高兴——或者说,因为他认为只要我高兴他就高兴,因为那便证明他爱我。我感到内疚,于是建议回市中心,两人沉默地打了一场“谁更能为情人牺牲自己”的仗,我赢了,因为我个性比较强,然而我一点也不想离开那荡漾的河水与温和的人群。但我知道他其实很想回市中心,我们便回去了,尽管如今我不知道这场表示自己多么无私的小小胜利是否值得,值得我承受他由于使我无法好好享受烟火而感到的悔憾,虽然在某个潜在层面上,构筑这份悔憾根本就是这趟出游的重点所在。

不过,随着火车慢慢驶入霓虹灯丛,他活泼的本性也逐渐恢复。他有个改不掉的旧习,走在街上总有一种期待感,仿佛随时转个弯就会碰上命中注定的邂逅遭逢;只要在外面待得愈久,发生特殊事件的机会就愈大,而就算什么都没发生,那种有事可能发生的感觉也能暂时缓解他甜闷无聊的人生。何况今晚他对我的职责已尽,已经带我出游过了,现在只想摆脱我。至少这是我当时的看法。妻子在日文里叫おくさん,指的是住在内室,几乎足不出户的人。因为我常被当成他妻子,便常面对此种态度,尽管我死命抗拒这处境。

但通常我仍处于在家等门的状态,心中不无怨恨,知道他不会回来,而且连告诉我他将迟归的电话都不会打一通,因为他太内疚了。我无事可做,只有看着邻居小孩嘻笑着点燃仙女棒。老妇站在我身旁,我知道她对我不满。这整条街都礼貌地对我不满。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带坏青年,因为他显然比我年轻。老妇的背因为背小孩驼得几乎成圆形,那小孩就是现在正看孩子们玩烟火的父亲,他穿着晚间居家便装,也就是只有一条宽松白色四角裤,光着上身。老妇是这国家老者的典型模样,满脸皱纹,态度含蓄保留。这一带老太太特别多。

街角那家店每天早上都搬出一位老太太,坐在反扣过来的啤酒箱上吹风透气。我想她一定是那家的老祖母,老得几乎已完全进入休眠般的植物状态。她对自己,对这世界并不比身旁那盆盛开的牵牛花更有意义,说不定那在午餐之前就会凋谢的花比她还有意义。他们将她保持得非常干净,用缀有粗花边、一尘不染的围兜盖在她浅色和服上,她也从不会弄脏围兜,因为她根本不动。不时会有个孩子出来替她梳头发。她的意识已经因年迈而模糊,每当我走过,她浑浊的眼睛总是以同样朦胧而不感兴趣的惊奇眼神看着我,仿佛爱斯基摩人看火车。有时她会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也就是店家欢迎客人光临的句子,声音轻得有如鬼魂缥缈,像纸袋微微窸窣,这时我会看见她的金牙。

鼠灰天空下,孩子们点亮仙女棒;由于空气污染,月亮呈现淡紫色。后院里,阵阵蝉鸣尖声不休。如今当我想到那城市,永远都会记得响彻夏夜长鸣不歇的蝉声,在微暗黎明逼近刺耳的高潮。就连在最繁忙的街上我也听到过蝉声,尽管蝉在小巷里繁殖得最多,发出没完没了让人几乎无法忍受的嗡鸣,仿佛由酷热浓缩而成的刺耳尖响。

一年前,在这样一个搏动的、肉感的、平凡无奇的亚热带夜晚,我们一同走过充满树荫的小巷,在柳影中穿进又穿出,想找地方做爱。低矮木造平房外的花架爬满牵牛花,但黑夜掩去了花朵柔和的色彩,日本人非常欣赏这种花,因为它凋谢得很快。不久他便找到了一家旅社,因为城市对情人是友善的。我们被领进一间纸盒般的房间,除了一张床垫之外空无一物。我们立刻躺下,开始亲吻。然后一名女侍无声无息拉开纸门,脱下拖鞋,穿着袜子的脚轻悄悄挪进来,细声说着道歉的话。她将放有两杯茶和一盘糖果的托盘搁在我们身旁的榻榻米地板上,边鞠躬边道歉地倒退出房,而我们的亲吻始终不曾稍停。他动手解我的裙子,此时女侍又回来了,这次抱来一堆毛巾。第三次她送来发票,我已经被脱得一丝不挂。她显然是个规矩正派女人,但就算当时她感到尴尬,也没有半个字或手势泄漏出来。

我得知他名叫太郎。在一间玩具店里我看到设计精巧的童书,一翻开,纸雕图形就会站起来,背景是立体化的歌舞伎风格。那本书说的是桃太郎的故事,他是从桃子里生出来的,纸雕桃子在我眼前裂开,原该有果核的地方出现了婴儿。而他也有那种非人的甜美,像是由非人类母亲的其他东西生出来的孩子,一种被动、残忍的甜美,我当下无法了解,因为那是压抑的被虐狂,在我的国家通常只出现在女人身上。

有时他蹲坐在床垫上,膝盖缩在下巴下,模样像个敲门环上的小妖精,似乎带着不属于这个尘世的奇妙特质。在这种时候,他的脸会莫名显得太平,太大,不适合那具带有雌雄同体般奇妙情致的优雅身体,滑顺的长长脊梁、宽肩,还有出奇发达的胸肌,几乎像接近青春期的女孩乳房。脸和身体之间有某种微妙的不协调,让他看来几乎像个哥布尔[2],仿佛借了别人的头(这是日本哥布尔的习性)要施行什么诡计。这种有如怪异访客的印象为时很短,但却挥之不去。有时我甚至可能相信他像这个国家的狐狸那样对我下了咒语,因为这里的狐狸是可以假扮成人的,而时机对的时候,他那高高的颧骨让他的脸看来就有面具的味道。

他的头发太浓密,压得脖子都为之垂坠,发色之黑之深在阳光下会变成紫色。他的嘴也有点带紫,如遭蜂螫的厚唇像高更笔下的大溪地人。他的皮肤摸来平滑,仿佛水流过指间。他的眼皮像猫那样可以缩回,有时候完全看不见。我真想把他施以防腐处理,装进玻璃棺材留在身边,这样我就随时都可以看着他,他也没办法离开我了。

人说日本是男人至上的国家,确实如此。我刚到东京时正值一年一度的“男儿节”,有幸生下男孩的家庭院子里都竖起长竿,飘着鲤鱼旗。至少他们不掩饰这种情况,至少这样你知道自己位置何在。男与女的两极差别受到公开承认以及社会规范。比方说,ごは这个词有时表示“在”(至少就我能理解的程度是这样),课本上的一个例句翻译起来是这样:“在男人主导的社会里,女人的价值只在身为男人激情的对象。”如果我们唯一可能的连接词是那违抗死亡的爱之双人特技,那么,只具身为激情对象的价值也许比什么价值都没有来得好。在这之前,我从不曾是如此彻底神秘的他者。我变成了某种凤凰,某种神话中的兽,是一颗来自遥远异地的宝石。我想,他一定觉得我充满无可言喻的异国情调。但我常觉得自己只是个假扮的女人。

百货公司里有一架洋装,标签写着:“仅限年轻可爱女孩”。看着那些洋装,我觉得自己丑怪粗鄙一如格鲁达克立齐[3]。我穿男用凉鞋,因为只有男用凉鞋合我的脚,而且我还得穿最大号。在这个城市的视觉交响乐中,所有人头都是黑发,所有眼睛都是深棕,所有皮肤都是一个颜色,我的蓝眼、粉红脸颊和黄得明目张胆的头发让我成为一把弹奏陌异旋律的乐器。在轻轻拨弹的乐器和幽幽笛声组成的沉静和弦中,我像大剌剌的喇叭,永远响亮宣告自己的存在。他的体态是那么细致,我想他的骨骼一定像鸟类那样轻盈优雅,有时候很怕自己压坏他。他告诉我,与我同床共枕感觉像一艘小船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我们在最不搭轧的环境安营扎寨,住在家徒四壁、仅有激情的房间里,左邻右舍却都正派规矩得惊人。四周尽是扫把扫在榻榻米上的沙沙声和日语家常对话,每一处窗台上都有盆景规规矩矩开着花。每天早上七点,每户阳台挂起洗好的衣物,有天一大清早,我还看见一个男人擦洗他家树上的叶子。棉被和床垫则是八点拿出来晒。巷道没有铺路,强烈的阳光足以使尘埃落定,不知哪家有人在练弹肖邦。这些不堪一击的房子好似夹板沾胶黏组而成,似乎全靠意志力撑住。然而只要我在家,感觉就仿佛我住在内室而他不希望我出门,尽管房租是我在付。

然而,不在我身旁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独尝强烈得足以歼灭一切的悔憾。但这份悔憾、这份后悔是他的维生必需品,于是明晚他又会在外流连不归,或者,如果我大发脾气的话,他就会隔一天晚上再出去。就算他完全有心要早点回来,也答应我会早点回来,但总会受到什么环境因素阻碍,于是他又一次成功地错过最后一班火车。他和朋友结伴四处夜游,从咖啡馆到酒吧到小钢珠店再到咖啡馆,彻头彻尾散发着纯正存在主义英雄的漫无目的。他们是鉴赏无聊的名家。经过漫长虚度的好几个小时,来到夜的死巷尽头,每次出现的无聊风味总是会有些微妙不同,供他们品尝欣赏。到了早上第一班车的时间,他会回到车站那神秘地空无一人、在晨光中苍白褪色的皮拉内希式景色[4],饱受一个念头的折磨——而其中八成也包含了受潮黯淡的一星希望之火——不知自己这次是否终于造成了无法修复的伤害。

此刻我这样谈来,仿佛对他一切都了然于胸。哪,你要明白,当时我正深受爱恋之苦,对他的了解亲密一如自己的镜中映影。换句话说,我对他的了解仅止于与自己有关联的层面。但在这些层面上,我确实十分了解他。然而有些时候我会以为他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所以关于我们是否真正存在,你也只能相信我的片面之词。但我并不想加入环境细节,画出我们立体又清晰的画像,好让你不得不相信我。我并不想耍这种招数。你只能满足于我们大致轮廓的惊鸿数瞥,仿佛你走过人家窗口,在屋里镜中偶尔瞥见我们的影像。他的名字并不是太郎,我叫他太郎只为了要用那个桃子男孩的譬喻,因为那譬喻似乎颇为恰当。

说到镜子,日本人对镜子非常尊敬,在老式旅馆里,常可看到镜子不用时盖上一层布罩。他说:“镜子让房间看起来不亲近。”我相信实情远不只如此,尽管他们确实很喜爱亲近。如果大家得住得那么近,你非得喜爱亲近不可。但是,仿佛在礼赞他们所畏惧的东西,他们似乎将整座城市都变成一间冷冷的镜室,不停衍生出整批不断变幻的影像,全都奇妙美好但无一实质可触。要是他们不把真正的镜子锁住,就很难分辨何者为真何者为幻了。就连你习于认为牢固的建筑都会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隔壁房子只剩下一堆木条,和一叠用绳子绑得整整齐齐的报纸,等着收垃圾的来收。

我倒不会说他在我看来也有那种虚幻不实的特性,尽管他似乎永远都快要离开。后来我终于明白,他尽管跟天气一样难以预料,却也跟天气一样无可避免。如果你打算来日本定居,你必须确定自己够坚忍,受得了这里的天气。不,问题不在于虚幻不实,而是它那套修辞只在自己的逻辑上成立。听他表示抗辩时,我能够相信他相信自己说的话,尽管我完全知道那些话毫无意义。而且此时这样讲并不公平。话说出口时,他心里是相信的,在那个当下完全确信不疑。但他主要相信的是自己正在恋爱,这概念在他看来多么壮丽,甚至无比崇高。他愿意为之而死,就像波德莱尔笔下的纨绔公子会愿意当场自杀,以维持自己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地位,因为他想让这段经历成为经历中的杰作,绝对超越日常平庸。这样就能消灭那种令他上瘾的残酷毒品——无聊——的药效,尽管一段如此与世隔绝的恋情必然带有无聊因子,可能也正是他受到吸引的主要原因。但我无法得知他究竟确信到什么地步,不时会在脑海中自问:用绝对的确信维持假装的感情,能弄假成真到什么程度?

这个国家已经将伪善发扬光大到最高层级,比方你看不出武士其实是杀人凶手,艺妓其实是妓女。这些对象是如此高妙,几乎与人间无涉,只住在一个充满象征的世界,参与各种仪式,将人生本身变成一连串堂皇姿态,荒谬却也动人。仿佛他们全都认为,只要我们够相信某样事物,那事物就会成真,结果可不是吗?他们确实够相信,而事物也成真了。我们住的这条街基本上是贫民区,但表面看来充满和谐宁静,于是,说来神奇[5],表象果然成为现实,因为他们全都循规蹈矩,把所有东西保持得干干净净,活得那么卖力有礼。和谐生活需要多可怕的纪律呀。为了和谐生活,他们狠狠压住自己所有的活力,于是有一种缥缈的美,就像夹在厚重大书里的干燥花。

但压抑并不只会产生严苛之美。在一切井井有条的缝隙中,猛兽般的激情蓬勃生长。他们折磨树木,让树木看来像是树木的抽象概念。他们用尖锥和凿子在身上绘制惊人的图画,边绘边拭去血滴:身上刺青的男人便是疼痛记忆的活生生杰作。他们有全世界最激情的偶戏,以形式化的风格模仿殉情,因为这里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种简易公式。那时,当我想起偶戏悲剧的结局,想起木偶情侣一同刎颈,便感到有些不安,仿佛这国家象形文字般的意象会吞没我,因为他已经无聊到与一切绝缘的地步,只有痛苦能烦扰到他。若说我在他眼中的价值是身为激情对象,那么他已将激情(passion)一词化约到最基础,其拉丁文字根patior就是“我受苦”的意思。我在他眼中的价值是身为带给他痛苦的工具。

于是我们活在一轮迷失方向的月亮下,那月亮是愤怒的紫,仿佛天空的眼睛淤血,而就算我们有过真正的交集,也只在黑暗之中。他深信我们的爱是独一无二又绝望的,我也因之传染了焦虑不安的病;不久后我们便学会以温柔规避的态度互相对待,仿佛两人同是截肢病患,因为我们身旁满是稍纵即逝的动人意象,烟火、牵牛花、老人、孩童。但最动人的意象是我们在彼此眼中虚幻的倒影,映现的只有表象,在一个全心全意追求表象的城市。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想占有对方身为他者的本质,都无可避免会失败。

[1] 译注:西方人常误以kimono(きもの,“着物”)指所有日式服装,此文亦然;但“着物”其实是昂贵繁复的正式服装,这里出现的显然应是夏季的单件轻便“浴衣”(ゆかた)。

[2] 译注:西方传说中的丑怪妖精。

[3] 译注:典出《格列佛游记》,格鲁达克立齐(Glumdalclitch)是大人国与格列佛为友的九岁小女孩,身高四十英尺。

[4] 译注: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艺术家,以版画与蚀刻画著名。

[5] 译注:原文为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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