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什么？关于谁？”沃兰德止住笑，又问，“当今现在？这太惊人了！您就找不到别的题材吗？拿出来让我看看。”说罢手掌朝上伸出一只手。“很遗憾，我拿不出来，””大师道，“我把它扔进火炉烧掉了。”“对不起，我不相信，”沃兰德道，“这不可能。手稿是烧不掉的。”他转身命令别格莫特：“喂，别格莫特，把小说拿过来吧。”黑猫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大家看见，它是坐在厚厚的一叠文稿上。黑猫拿起最上面的一本，躬身呈给沃兰德。玛格丽特浑身哆嗦，激动得眼泪汪汪，叫喊道：“是手稿！是手稿！”——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塔》中，魔鬼沃兰德把被毁的小说还给了大师。（高惠群译，上海文艺果麦版本）1989年2月15日凌晨，他不安地躺在床上，身旁是熟睡的妻子。早晨，他会被一位来自伦敦警察厅特别分局“A”小队的高级警官拜访，该小队负责英国的所有人身保护（除了王室，这是皇家保护小队的工作）。这个特别分队最初是爱尔兰特别分队，成立于1883年，目的是打击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直到最近，它保护个人的人身安全，首相、国防大臣、外交大臣、北爱尔兰大臣和各种直言不讳的国会议员，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兄弟会的后代，即临时爱尔兰共和军。但是恐怖主义已经多样化了，它的对手不得不面对新的敌人。在收到可信的伊斯兰威胁后，犹太社区领袖不时需要保护。现在还有这位小说家，失眠地躺在朗斯代尔广场的黑暗中。一个长臂毛拉正从世界的另一端伸出手来想要掐死他。那是警察的事。 分局的人将由一名情报官员陪同，他们将告诉他针对这一威胁作出了哪些安全决定。威胁是一个技术术语，和风险是不一样的。威胁级别是普遍的，但风险级别是具体的。对个人的威胁程度可能很高———这要由情报部门来确定——但个人特定行动的风险水平可能要低得多，例如，如果没有人知道他计划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做。风险评估是警察保护小组的工作。这些都是他必须掌握的概念，因为从现在开始，威胁和风险评估将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他还在想着毛里求斯。（省略两段。他几乎是和玛丽安同时完成自己的新小说的，玛丽安管自己的小说“John Dollar”，讲述了被困在荒岛上的人物之间的同类相食，叫“女权版本的《蝇王》”，还在布克奖晚宴上对《蝇王》的作者这么说。他觉得这很傻。之后他们与玛丽安的女儿劳拉一同飞往毛里求斯度假。劳拉是达特茅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也是一名崭露头角的摄影师。他被创作《撒旦诗篇》搞得精疲力尽，他决定好好享受。与此同时，出版业的齿轮开始转动，他内心急切想知道出版社的反应。但在那些被印度洋环绕的田园般的日子里，他不可能相信会出什么岔子。）（省略两段记录毛里求斯的鸟类。这里曾有45种鸟类，但最终其中24种都灭绝了，包括渡渡鸟，还有以前数量众多的陆龟和其他生物。毛里求斯是鸟类的灭绝营和集体墓地。）（简化几句记录毛里求斯的黑暗历史。荷兰人和跟随他们的法国殖民者都输入非洲奴隶来种植甘蔗。这些奴隶受到了虐待，包括截肢和处决。英国于1810年征服了毛里求斯，1835年废除了奴隶制。几乎所有的奴隶都立即逃离了这个岛屿。为了取代他们，英国人从印度运来了一批新的契约劳工。1988年，大多数生活在毛里求斯的印度人从未见过印度，但许多人仍然说着当地化的印度方言Bhojpuri，他们仍然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这里遇到一个来自印度的印度人，一个走过真正的印度街道，吃过真正的印度鲳鱼而不是毛里求斯的假鲳鱼，曾被印度的太阳晒得暖暖的，被季风雨淋得湿湿的，在印度海岸外真正的阿拉伯海游泳的印度人，是一种奇迹。他是一个来自古老神话国度的访客，他们向他敞开了家门。毛里求斯一位著名的印地语诗人最近平生第一次去印度参加一个诗歌大会，诗人告诉他，自己的朗诵让印度观众感到困惑，因为其朗诵是为了传达意思，用对自己来说很“正常”的方式，而不是按照印度印地语诗人惯用的方式，有节奏地朗诵诗句。这是“常态”中的一个小小的文化转变，是他那些身负契约的祖先移民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副作用，但却对这位杰出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诗人明白，尽管他精通印度最大的语言，但他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社会。移居海外的印度作家听完故事，明白了归属感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重大话题。他们必须回答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一种语言、一种文化的作家没有回答的问题，他们必须说服自己，答案是真实的。他们是谁，属于什么，属于谁？或者，归属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一个他们有幸逃脱的牢笼？他的结论是，这些问题需要重新措辞。他知道如何回答的问题不是关于地方或根源的，而是关于爱的。你爱谁？什么是你可以舍弃的，什么是你需要坚持的？在哪里你觉得内心充实？（简化一段，他在切尔滕纳姆文学节为当年受邀的众多印度作家举办的晚宴上，印度小说家Githa Hariharan莫名其妙对他说，关于他在印度文学中的地位，这个问题很严重。他有点震惊，又有点伤心，傻乎乎地问真的吗。对方义正言辞地说，对，很严重。）（简化一段，毛里求斯酒店门口的热情小贩邀请他一起庆祝侯丽节，Holi，这是正宗的印度节日，毛里求斯也过。在这个节日里，人们用彩色的水互泼，扔彩色的粉末。欢笑声让他和玛丽安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得到了一些缓解。在这段持续了五周的婚姻中，已经出现紧张迹象。矛盾的火花一直在噼里啪啦作响，玛丽安和劳拉之间，他和劳拉之间，他和玛丽安之间。温暖的印度洋无法洗去这一事实，节日的鲜艳色彩也无法掩盖。“我在你的阴影下，”玛丽安对他说，他看到她脸上的怨恨。安德鲁·怀利和吉伦·艾特肯也是她的经纪人。他介绍了她，他们就接受了她。但现在《撒旦诗篇》版权正在出售，她的小说不得不排队等候。）当他们从庆祝活动中回来，浑身湿漉漉的，脸又红又绿的时候，有一条安德鲁的信息在等着他。他从酒店的酒吧里给纽约打了个电话。夕阳的色彩在天空中爆炸。投标开始了。出价很高，在他看来，几乎高得惊人，比他之前的最高出价高出十倍以上。但这笔巨款是有代价的。两段美好的友谊被严重破坏。丽兹·卡尔德是他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编辑，也是他15年的密友，那年早些时候从Jonathan Cape出版社辞职，成为新的Bloomsbury出版社的创始人之一。因为他们的友谊，大家都以为他会换出版社。当时，安德鲁·怀利只有美国代表权；他的英国经纪人仍然是德高望重的黛博拉·罗杰斯，也是卡尔德的密友。黛博拉同意接受适度费用，让鲁西迪的新书转投Bloomsbury出版，因为这个新出版社付不起高额预付款。这是英国出版界常见的那种私下交易，他不喜欢这种交易。安德鲁·怀利告诉他，如果他在英国接受一个较低的数字，那将毁了这本书在美国的前景。在再三犹豫之后，他同意让安德鲁和他的英国同行吉伦·艾特肯作为他的全球代表。这笔亲切的交易被取消了，丽兹和黛博拉都深受伤害，版权拍卖随之而来。他突然想到要向丽兹指出，事实上，是她离开了Cape出版社，离开了他，去了Bloomsbury，但她不愿意听这样的争论。他对黛布也没什么可说的。她不再是他的经纪人了。药丸是披不上糖衣的。友谊对他来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离家万里，在情感上也远离家人。朋友就是他所选择的家人。歌德用科学术语“选择性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提出，人类之间的爱情、婚姻和友谊的联系类似于化学反应。人们会在化学上相互吸引，形成稳定的化合物——婚姻——或者，当受到其他影响时，他们会彼此分离;化合物的一部分被一种新元素取代，也许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化合物。他自己不太喜欢用化学来比喻。这似乎过于决定论，留给人类意志的行动的空间太少。对他来说，选择性意味着被选择，不是被一个人无意识的生理本性所选择，而是被一个人有意识的自我所选择。他对他所选择的朋友和那些选择他的人的爱，支撑和滋养了他；他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尽管从商业角度来说合理，但给人感觉不近人情。（简化几段对丽兹的描写。他是通过克拉丽莎的好友认识的丽兹。克拉丽莎的母亲移居到了西班牙南部的米哈斯小镇，这是佛朗哥将军最喜欢的安达卢西亚旅游胜地，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极端保守人士，最终，这里成为了《摩尔人的最后叹息》中虚构的贝南黑利村的原型。她把伦敦的房子卖了，曾经在《午夜之子》创作期间，他和克拉丽莎就住在那里，当时丽兹是他们的房客。）丽兹是个漂亮的女人，她给他的工作之一是，当男人们开车送她从各种图书活动回家时（男人们经常这么做），他不得不兴致高昂地熬夜和他们聊天，直到他们回家。“永远不要让我单独和他们在一起，”她命令他，好像她无法完美应付对她有任何兴趣的男人。作家Roald Dahl就是这些夜间访客中的一个，Dahl身形高大，面容不善，有一双能把人掐死的大手，看他的眼神充满了仇恨，让他下定决心寸步不让。最后，Dahl怒气冲冲地消失在夜色中，连一句晚安都没说，甚至连对丽兹也没说。另一位拜访她的绅士是《新政治家》杂志的影评人John Coleman，据说他已经戒酒了，他打开公文包，拿出两瓶烈酒，宣布:“这是我喝的。”Coleman呆到很晚，最后他背叛了她的信任，去睡觉了，他走的时候丽兹用刀子般的眼神盯着他。第二天早上，她透露 Coleman在客厅里撕掉了他所有的衣服，并哭着说:“拿走我，我是你的。”她温柔地让这位著名的评论家重新穿上衣服，并把他送到门口。（省略几段丽兹生平。总之她是个聪明漂亮拥有冒险精神的女士。）他和黛博拉·罗杰斯的关系没有他和丽兹的友谊那么久远，但也很亲密。她是一个在情感上宽容与慷慨，慈母般的女人，她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既亲切又务实。早在《午夜之子》出版后，获得布克奖和国际畅销之前，他就在她的办公室里琢磨，如果他非常小心，或许可以靠写书生活。她的鼓励给了他勇气，让他回家告诉克拉丽莎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而后克拉丽莎的信任使他的信心倍增，使他得以从广告公司辞职。他和克拉丽莎在威尔士的Middle Pitts农场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这是黛布和她的作曲家丈夫迈克尔·伯克利拥有的农场。这段裂痕也留下了一种内疚的痛苦。但是，当风暴从他头顶袭来时，黛博拉和丽兹都立即摒弃前嫌，对他表现出了惊人的忠诚和慷慨。是朋友们的爱和忠诚使他熬过了那些岁月，是的，还有他们的宽恕。 丽兹开始觉得自己躲过了一劫。如果她出版了《撒旦诗篇》，随之而来的危机，包括炸弹威胁、死亡威胁、安保费用、大楼疏散和恐惧，很可能会让她全新的出版事业立刻陷入困境，Bloomsbury也不可能幸存下来，发现一个未发表过作品的无名儿童文学作家，乔·罗琳。还有一件事。在《撒旦诗篇》之战中，没有哪个作家能找到比安德鲁·怀利和吉隆·艾特肯更无畏，更坚定的盟友了。当他给予他们授权时，当然不知道后来大家会一起上战场，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前面会有什么。但当战争来临时，他很高兴他们和他站在一起。 《撒旦诗篇》英文出版权的最高价并不是维京企鹅的。另一个报价高出整整10万美元，但安德鲁和吉隆都强烈建议他不要接受。他不习惯这么大的数目，更不习惯拒绝。他问安德鲁:“你能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不应该同意多拿10万美元吗?”安德鲁态度坚决。“他们不是适合你的出版商。”后来，风暴爆发后，《纽约客》刊登了一篇对鲁珀特·默多克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强调说，“我认为你不应该冒犯人们的宗教信仰。例如，我希望我的人永远不会出版萨尔曼·鲁西迪的书。”鲁珀特·默多克可能不知道“他的一些人”对这部小说如此热衷，以至于他们的出价远远超过了对手，但根据《纽约客》的这篇报道，如果默多克发现自己出版了《撒旦诗篇》，他很可能会在麻烦开始的那一刻就撤下这本书。安德鲁·怀利的建议非常有先见之明。默多克确实不适合出版这本书。没有所谓的“平凡生活”。他一直很喜欢超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非凡的体验世界的能力会因为习惯化而变得迟钝。我们渐渐习惯了事物的本来面貌，习惯了生活的平淡无奇，就像我们的视野被尘埃或薄膜所模糊，错过了地球生命真实、神奇的本质。艺术家的任务就是拂去这层蒙蔽，恢复我们的好奇心。他觉得这是对的，但问题不仅在于习惯。人们还患上了一种选择性失明。人们假装有一种东西叫普通，有一种东西叫正常，那就是公众的幻想，远比最逃避现实的小说更逃避现实，他们在幻想中作茧自缚。人们躲在门后，躲进他们私人的、家庭世界的隐秘地带，当外人问起过得怎么样时，他们回答说，哦，一切都很好，没什么可说的，一切正常。但暗地里每个人都知道，在那扇门后面，事情很少是平淡的。更典型的情况是，当人们面对愤怒的父亲、酗酒的母亲、怨恨的兄弟姐妹、发疯的阿姨、好色的叔叔和摇摇欲坠的祖父母时，一切都变得一团糟。家庭并不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坚实基础，而是一切困扰我们的黑暗与混乱的核心。这不是正常，而是超现实；不是单调，而是曲折；不是平凡，而是离奇。他还记得，20岁时，他听过埃德蒙·利奇在BBC电台发表的“里斯讲座”(Reith Lectures)，利奇是伟大的人类学家，也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诠释者，在那一年前，他接替Noel Annan担任国王学院的教务长。讲座让他心潮澎湃。利奇曾说:“家庭绝不是美好社会的基础，它狭隘的隐私和肮脏的秘密，是我们所有不满的根源。”是的！他想。是的！这一点我也知道。他后来写的小说里的家庭，是爆炸性的、戏剧性的、激动惊叹的、狂野放荡的。不喜欢他的书的人有时会批评这些虚构的家庭不切实际——不够“普通”。然而，喜欢他的书的读者却对他说:“那些家庭和我家一模一样。” 《撒旦诗篇》的英文出版权于1988年3月15日卖给了维京企鹅出版社。9月26日，该书在伦敦出版。那是他“平凡生活”的最后六个月，在这之后，习惯化和自欺欺人的外衣被粗暴地撕去，映入眼帘的不是世界的超现实之美，而是其野兽般的畸形。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任务就是像“美女”一样，重新发现野兽身上的美。（省略几段对二婚生活的描写。总之就是两人性格上的不合。）（省略几段他的读书感想以及关于《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的引子。好话省略，总之他喜欢格雷厄姆·格林的《密使》，狄更斯的《小杜丽》，谷崎润一郎的《钥匙》等。坏话摘抄：他读了无数遍《赫索格》，这一次，书中对女性的态度让他非常不满。为什么贝娄笔下那么多男性角色都幻想着，如果自己更暴力一些，在性方面就会更成功？）5月，他飞往里斯本待了几天。20世纪80年代末，Wheatland基金会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奢华的文学会议。（省略几句介绍，与会者是从上文1986年的纽约国际笔会以来他所见过最杰出的作家，桑塔格，塔布其，沃尔科特，恩岑斯贝格得）。他和马丁·艾米斯和伊恩·麦克尤恩一道出席。在他们的“英式”小组讨论之后，意大利人抱怨说，他们对政治谈得太多了，而文学是关于“句子”的。魏登菲尔德勋爵则抱怨他们批评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觉得他们欠她太多。当他在台上的时候，杰出的黑山作家丹尼洛·契斯在会议记事本上为他花了一张画，并在会议结束时交给了他，契斯原来是一位熟练的漫画家。在纽约笔会上，才华横溢、风趣机敏的作家丹尼洛曾为“国家可以拥有想象力”这一观点进行了辩护。“事实上，”他说，“国家也有幽默感，我给你们举一个国家开的玩笑的例子。”当时他住在巴黎，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南斯拉夫朋友的来信。当他打开信时，发现第一页上盖着一个公章。上面写着，此信未经审查。契斯看起来像汤姆·贝克饰演的神秘博士，而且不会说英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是一个选择，于是他们成为了说法语的朋友。里斯本会议召开时，契斯身患疾病——他于1989年死于肺癌——他的声带受到严重影响，很难开口说话。这幅漫画代替了谈话，并成为了他的珍宝。关于“英式小组”言论的小争论不过是一道开胃小点。主要事件是发生在俄罗斯作家和那些来自他们坚持认为应该被称为“中欧”地区的作家之间的尖锐对立——契斯本人，匈牙利人康拉德·哲尔吉和埃施特哈齐·彼得，加拿大捷克移民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伟大的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和切斯瓦夫・米沃什。当时正值“苏联开放（glasnost）”时期，这是苏联第一次让“真正的”作家出国——不是作协的走狗，而是像塔季扬娜·托尔斯塔娅这样的作家。以约瑟夫·布罗茨基为首的主要俄罗斯移民作家也在那里，所以这次活动提供了一种俄罗斯文学的统一，这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布罗茨基拒绝用英语说话，他说，他希望成为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然而，当中欧作家无视意大利人的观点，即文学是关于句子的，对俄国霸权发起了激烈的谴责时，俄罗斯人的反应很糟糕。他们中有几个人声称，他们从未听说过有独立的中欧文化。托尔斯塔娅补充说，如果作家们担心红军，他们总可以像她一样退回到自己的想象中，在那里他们将完全自由。这种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布罗茨基以一种近乎滑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断言，俄罗斯正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旦它解决了自己的问题，所有中欧的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正是这个布罗茨基，在追杀令事件后，加入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故意的”派。）米沃什从地板上站起身，用激昂的语言与布罗茨基争论，房间里的70多名作家目睹了文学巨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老朋友）——怒目相向的场面，这让所有听者都确信，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东方酝酿。这就像是在观看共产主义垮台的预告片，历史的辩证法跃然纸上，由该地区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在其国际同行面前表达和演绎：有幸在场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时刻。如果历史像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辩证地发展，那么共产主义的衰落和伊斯兰革命的兴起就表明，辩证唯物主义，即卡尔·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再创造，阶级斗争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奎鲁兹宫的中欧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权力增长如此迅速的激进伊斯兰的截然不同的哲学，都蔑视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经济是首要的，经济冲突表现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对事物运行方式的最佳解释。在这个新世界，在超越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对峙的辩证世界中，显而易见，文化也可以是首要的。中欧文化主张反对俄罗斯性，以瓦解苏联。而正如阿亚图拉·霍梅尼和他的同伙所坚持的那样，意识形态当然也可以是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战争正走向舞台中央。而对他来说很不幸的是，他的小说将成为战场。 他应邀参加了电台节目《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在英国，这是一个比任何文学奖都更大的荣誉。他带着八首歌来到他想象中的荒岛，其中一首是一首乌尔都语抒情诗ghazal，作者是Faiz Ahmed Faiz。Faiz是他的家族好友，也是他认识的第一位伟大作家，他是一位公众诗人，其关于印巴分治的诗篇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也是一位有点刻薄的情诗作者，深受人们喜爱。他从Faiz那里学到，作家的任务是既要面向公众，又要保持私密，既是社会的仲裁者，也是人心的仲裁者。他的另一个选择，或许正如他创造新小说时播放的音乐，滚石乐队的Sympathy for the D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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