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语言观及其文学批评价值研究
（指导老师：李志艳教授）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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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阿甘本语言观为本位，揭橥阿甘本语言观与其法哲学、生命政治学原理的异质同构性，勾连语言——法律——政治的自洽逻辑，根据元语言哲学重思阿甘本语言哲学、法哲学和生命政治学思想，并进一步归纳和总结语言观视域下阿甘本思想体系中关键词的文学批评价值，并初步将其关键词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为今后的文学批评发展提供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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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主要从西方文论史的宏观维度简明扼要地论述选题缘由，介绍阿甘本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锚定阿甘本的理论对西方文论史和当代中国学术的探究意义，综述与论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国内外对阿甘本语言观及其文学批评价值的忽略，在客观评价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可以继续拓深的论域。第一章探明语言观视野下阿甘本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黑格尔、福柯和本雅明等哲学家的继承与批判关系，便于从西方哲学史定位阿甘本语言哲学的贡献。第二章深入阿甘本语言哲学的两组关系——语音与语言、语言与存在，显示语音的空域、语言通过字母文字占据语音的位置，但又丧失语言纯粹自指的能力，在占位与缺位的关系中语言与存在形成断裂。第三章钩沉作为基质的语言建构法律和权力的运作机制，按照阿甘本对法哲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关键词如“誓言”、“例外状态”、“神圣人”的内涵与外延揭示从先验到经验的过程中被权力征用的语言以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异化人的本己存在的历史进程。第四章探微拯救非本真存在之人的出路，从阿甘本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提炼并阐释“救赎论”的两个关键词——“潜能”和“渎神”。第五章将阿甘本语言哲学的思想运用于文学批评当中，分别从“赤裸生命”和“例外状态”两个维度朗照阿甘本语言观的文学批评价值。在结论中，从西方文论史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烛幽阿甘本的语言观与文学批评价值，揭示阿甘本语言哲学理论建构的学术意义与内在缺陷，提出发展阿甘本语言观及其文学批评的可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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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甘本；语言观；文学批评；语音；“赤裸生命”
研究目的和意义
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形成了“语言学”转向，语言的意指关系和语言游戏成了语言哲学的研究目标。阿甘本另辟蹊径，从语言本身重新反思语义学与语用学，从词源学考究语言的流变，结合哲学、文学、艺术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资源，吸收黑格尔、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和维特根斯坦等诸多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延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批判，反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本真性存在的异化，探索赤裸生命的救赎之路。
阿甘本（1942— ）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对哲学、文学、政治学和神学等多个学科产生重大影响。阿甘本的哲学体系以语言哲学为基底，逐渐辐射至文学和美学，后期（1990年以后）转向法哲学和生命政治学。语言哲学、文学和美学的主要著作有《无内容的人》(The Man without Content,1970)、《诗节：西方文化中的词和幻觉》(Stanzas: Words and Phantasm in western Culture,1977 )、《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Infancy and History: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1978)、《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1982)、《散文的理念》(Idea of Prose,1985)、《来临中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1990)、《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Sacrament of Language: An Archaeology of the Oath,2008)、《万物的签名》(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2008)；生命政治学的主要著作有《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5)、《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1996)、《奥斯维辛的残余：证据与档案》(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1998)、《潜能：哲学论文集》(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1999)、《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The Time That Remains: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2000)、《敞开：人与动物》(The Open: Man and Animal,2002)、《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2003)、《亵渎》(Profanations,2005)、《何为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2006)、《王国与荣耀：经济与政府的神学谱系学》(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 For a Theological Genealogy of Economy and Government,2007)、《裸体》(Nudities,2009)、《最高的贫困：统治与生命的形式》(The Highest Poverty: Monastic Rules and Form-of-life,2010)、《主业：圣职考古学》(Opus Dei, An Archaeology of Duty,2012)、《身体之用》(The Use of the Body,2014)等，其中法理学思想散见于上述著作中。阿甘本由对语言和形而上学的反思转向法政治学理论的批判，关照人类生命本己始终是他构序理论世界的主线。
从现实问题指向来说，阿甘本延续福柯反思与批判自纳粹主义以来的生命政治问题，他提出了震惊整个思想界的政治哲学命题——现代政治的治理典范在于制造集约赤裸生命的集中营，纳粹主义屠杀某个种族的阴影仍未远去，而且以隐性的方式扩大到整个人类群体的宰制当中，每个人都有被主权者弃置于集中营、变成赤裸生命任意屠杀的可能，并分析了诸多文学与现实政治中生命被权力宰割的案例。关于这一生命政治问题，已有不少政治学与哲学学者关注到并进行深入研究，但是制造赤裸生命的权力根基在于何处？阿甘本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以来的“语言学转向”，延续马克思思考“人的解放”的深刻命题，认为生命政治的暴力宰制在于语言的生成机制、本体及其转向法律与权力的历史演化，提出了人类的救赎在于语言等论断。其语言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并不像分析哲学一般着重探讨语言系统内部的哲学问题，而是具有欧陆哲学关怀语言与存在、世界等语言外部对象的关系问题，从语言的基底烛幽戕害生命的结构，但这一问题还未有许多学者进行语言—法律—权力逻辑上的贯连。因此，探讨阿甘本的语言观问题，对认清语言结构性生成统治生命的法律与权力牢笼，思考全人类在语言、法律与权力的宰割下的解放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文论史意义来说，回首当代西方文论，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语义学、新批评派、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解构主义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等诸多流派都从不同维度确立了语言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核心地位，但他们中有的将文学文本视为语言封闭的帝国，割裂了语言与社会的联系；有的将文学作品先验化和中立化，剪断了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有的将文学著作视为语言无限播撒与增殖的游戏场域，抹平了阅读与写作的差异；有的将文艺作品视为批判社会和拯救人类的工具，消解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审美性。上述文学理论均可用“向内转”或“向外转”两种倾向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唯独缺少反思内与外之间的“门槛”的文艺思想。而阿甘本的语言哲学重思语音、语言与人的存在，返回语言的先验处考古作为誓言的语词，拓展至法哲学原理，稽古逻各斯身后的权力机制，延伸至生命政治学，完成了从语言的本体—“门槛”—社会历史的思维进路，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上述文艺理论的弊端，对西方文论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同时，阿甘本作为一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我国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乃至新中国回避西方的法律、政治体制的弊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极大的探索价值。
该论文拟从阿甘本的语言观出发，根据关键词锚定其理论的支点，运用语文学的方法考据关键词的源流和社会历史背景，勾勒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的脉络，延伸至法理学和生命政治学，描摹出语言哲学视域下的阿甘本思想谱系，再依据关键词的内涵和外延，结合阿甘本的理论背景和文学文本的社会批判意义，用于透析文本语言与社会的内在肌理，揭示文学作品的深刻意涵，提炼出阿甘本语言观及其文学批评价值。
第一章 阿甘本语言观的来源
阿甘本语言观的诸多论点均归基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黑格尔、福柯和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阿甘本在吸收上述哲学家思想资源的同时，以语音和语言为构境原点，重构和发展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语言论题，延展至法哲学和生命政治学，形成从语言——法律——政治三维关怀人的本真存在的三位一体的哲学体系，是当代影响力最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第一节 海德格尔：语言与存在
“人是拥有语言的存在”影响了阿甘本继续对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论说。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提出了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产生巨大影响的命题：“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1]将这三个命题关联起来就是，存在的敞开须经由思想者和作诗者运用语言这一媒介道说才能达致。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的交互性研究深深地影响了年轻的阿甘本。1966年，时值24岁的阿甘本参加了海德格尔的勒·托尔讨论班。海德格尔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楔入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语言论域：“现在，关于λόγος[逻各斯]，关于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人们从未对之有所理解。在这里被道出的东西，乃是λόγος[逻各斯]与ἐόν[存在着<的东西>]的同一性（Selbigkeit）。”[2]海德格尔在肯定逻各斯与存在者的同一性关系的同时，否认了将语言与存在者等同的可能。海德格尔运用词源学的方法指认了λόγος的话语含义：“λόγος这个词的含义的历史，特别是后世哲学的形形色色随心所欲的阐释，不断掩蔽着话语的本真含义。”[3]相比λόγος的其他翻译如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和关系，话语才是λόγος的基本含义和本真含义，在传统哲学的诠释中被遮蔽了。海德格尔进一步强调，λόγος“在具体的话语过程中，话语（让人看）具有说的性质——以语词方式付诸音声。λόγος就是φωυη〔发出语音〕，而且是φωυη μεταφαυτασιαζ——向来已有所见的发出语音。”[4]海德格尔稽古出逻各斯所蕴含的形而上学的大音思想，但却放弃了从语音论说存在的角度。阿甘本在重思语言与存在的关系上返回了逻各斯话语语义的源头——语音，根据语音——语言——存在的思维进路筑模其语言论。
海德格尔以语言与死亡区分人与动物，而阿甘本则以有“死”的语音区分人与动物。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有言：“终有一死者乃是那些能够经验死亡本身的人们。动物做不到这一点。而动物也不能说话。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闪现出来，但还是未经思索的。”[5]面对海德格尔关于人与动物区分标志的思考，阿甘本认为语音的建构分隔了人与动物，即人类语音以恒久的字母表征了一旦言说便死亡的语音，而包容性排斥了动物的自然声音。人与动物的区隔是人类自身在语音产生机制中建构的，形塑成政治生命钳压自然生命的原初架构。
海德格尔“此在”向死亡的绽露启示了阿甘本从代词的“移指”揭示语音指向存在言说的原初发生和其“无”的本体。海德格尔存在论的首要命题是“发现那个复现的原初问题的思想追问的位置，亦即首先为此—在建基”[6]。“此在”（Dasein）即是“存在于此”，是存在的绽露最本己的存在论本质的空间性显现。“此在”在迎向死亡时会最大程度地展现最本己的实存，消解此在之中对此在的所有联结，“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7]阿甘本则认为“此在”在“被抛状态”的自我否定中面向死亡，在不可能的极点——死亡中绽开最本真的存在，“此在”与死亡联结成了一个具有“不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共同体。海德格尔的语词“此在”在否定性的力量中趋近于“无”，人欲栖居于最本真的存在之所，必须使人成为“'无’的守卫者”。无独有偶，在阿甘本的大音（Voce）思想中，代词的移指指向语音本己的纯粹发生，语音一旦言说，就会被语言的否定性力量浸染，语言又被存在的否定性质素所浸透，语音本体是不在场的在场——“空域”。“正是在声音（Voce）和死亡之中，语言获得了自身的位置。西方语言概念中关于指示与意义的双重本质就这样确证了其源初的本体论意义。”[8]阿甘本认为，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权力本体也是“无”，是在场的“空王座”，能将人的生命包容性排斥于人类的语言共同体中，使之沦为赤裸生命，其发言变成于人类语音之外的动物性声音，人类共同体中的任意一人可以随意侵犯赤裸生命的合法权利而不被法律惩罚。阿甘本从海德格尔的人类学的语言哲学思想转向了语言——生命政治学。
海德格尔主张思考不可说的先验语言经验，阿甘本则从反思考可说的语言经验，发现前语言的自我指涉与人类语言他指后语言与存在分裂的历史。阿甘本批判康德的先验理念掩蔽了语言的预设，主张“'先验’必须表示只有在语言内部才能获得的经验，即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实验，其经验的对象是语言本身”[9]，在语言实验中发掘了预设的强大功能。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的语言哲学问题回到了康德的纯粹理性经验，海德格尔偏向于思考不可说的语言经验——“词语崩解处，一个'存在’出现。”[10]意即语言经验的断裂、无声的道说才能重返世界整体的存在之思，阿甘本将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的思考理解为存在在占据语言的位置后才能在语言经验中指示。相比海德格尔对不可说的语言经验的执迷，阿甘本更偏向于可说的语言经验——“语言的界限不在语言之外，不是所指的方向，而在语言本身的经验之中，在其纯粹的自我指涉之中。”[11]在这里，阿甘本将人类语言的先验形式视为人类幼年时的前语言状态，其表意是直接性的，无法以命题的形式言说意义。幼年是人的本质的分界线，也是语言和存在、语言与言语由同一走向差异的分水岭。
语言和存在的分化标志着先验的语言降维到了经验层面，由此铺陈开语言的历史。阿甘本对语言历史性的思考与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历史性的沉思有异曲同工之妙。海德格尔强调，此在的历史性是存在时间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命题。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和阿甘本的语言哲学思想均回到康德的先验的理性形式，叩问本有的语言经验，海德格尔侧重于非话语性的语言经验、存在与时间的现象学研究。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阿甘本既模仿海德格尔又另起炉灶，探微语言纯粹指涉自指、语言他指后语言与存在分裂的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对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论的补充，也是自身语言哲学话语体系的重构。
语言与存在的分裂促逼阿甘本回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追寻语言与存在之间未发生间断的情绪。阿甘本在《什么是哲学？》中指出：“尤其在20世纪哲学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人向世界的最初的敞开，并不是通过理性知识和语言发生，而是通过情绪（Stimmung）发生的，情绪一词可以回溯到声音上（Stimme意思就是声音）。缪斯女神——音乐——标着人与他的语言之间，声音和言说之间的分裂。人向世界最初的敞开不是言说性的，而是音乐性的。”[12]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下，阿甘本重返人与对象化的语言、声音与言说分裂前的情绪（Stimmung），反思生命该如何本真性存在深刻命题，并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潜能，指出语言的潜能在于纯粹自指。
海德格尔对语言本己之思的执迷诱使阿甘本意欲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语言观。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提出了筑建纯粹语言本体论的想望：“我们要沉思的是语言本身，而且只是语言本身。语言本身就是语言，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语言本身就是语言。”[13]海德格尔主张从语言本身道说其本真，排斥以非语言的外在存在言说语言，以本真性语言为旨归。阿甘本延续了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的思考，并以语言观为基点反思人类的法律和政治结构，与海德格尔不同，海德格尔更倾向于将语言结构延及经济构架：“人们把表达看作人类各种活动中的一种，并把它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14]从这里来看，阿甘本更多地是思及海德格尔未竟或遮蔽的语言命题，在构筑语言论的基础上转向法理学与生命政治学，将人的存在问题由语言延展至更广袤的学科领域。
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西方哲学史的语音问题，但为了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掩埋了声音这一维度，阿甘本接续了海德格尔语言观的空白，建构语音——语言——存在的语言哲学体系，揭示了人类语音对动物赤裸声音的包容性排除，语音——语言——存在之间的断裂，从语言哲学拓展至法理学和生命政治学领域。同时，阿甘本根据海德格尔对语言、死亡和存在本体的推敲，提出“无”的语音本体，推及至高权力和赤裸生命在生命共同体的空位本质。此外，二者均回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海德格尔组构成以非话语性经验为最终要义的存在与时间论，深刻影响了阿甘本以元语言哲学为对象的文论话语系统和以词源学方法考据关键词的方式，对西方哲学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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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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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88.
[8] （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与死亡：否定之地[M].张羽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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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13.
[11] （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M].尹星译，陈永国校.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6.
[12] （意）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哲学？[M].蓝江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174.
[13] （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14] （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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