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文学“泛化”，即与图像、网络等结合所生成的新媒体文学形态，如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图说”形态的文学等等，无论从传播媒介与生产(写作)方式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内在特性来看，总的趋向显然也是转向图像化，更为突出描述性、纪实性和感官吸引力；从外部关系上看，也是充分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原则的。即便是传统语言文本形态的文学，虽然在语言思维与写作方式上仍保留传统文学的特性，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与上述文学“泛化”现象趋同的走向，比如突出“描述性”而淡化“表述性”，贴近“日常化”而远离想象超越性，强化身体快感而弱化精神美感，等等。如今文学艺术的总体趋向是回归日常生活，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就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就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打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化幸福生活，引人在虚幻的想入非非之中体验陶醉一把。至于那些不断出新出奇且大肆炒作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之类，更是把人吸引到窥探隐私、满足意淫的境地。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当今一些所谓文学写作，所追求的只有欲望生产、快乐原则和当下身体感，它们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很轻易地替换成了“美是欲望的感性显现”。在这里，文学艺术既彻底消除了过去的精神贵族气息，也完全消解了以往的精英价值取向，剩下的只有当下的欲望化与世俗性，成为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达，几乎与日常生活完全合流。
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性”与“距离感”的彻底丧失。首先从文学语言层面而言，如前所说，传统的文学讲究语言艺术与修辞技巧，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果，在语言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语言表达与意义世界之间、或者说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通过“陌生化”造成某种间离与阻隔，从而形成一定的“距离”，由这种“距离”便又形成相应的艺术张力，一切所谓艺术的象征、隐喻、反讽，以及阐释的多义性等等，都从这“距离”与“张力”中产生。正是有了这样充满艺术张力的语言文本，才吸引人们去阅读理解和感悟品味，甚至于需要人们去“细读”和揣摩解析；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所谓“文学性”，也往往要从这样的“细读”中去“发现”和领悟。而如今“泛化”或“日常生活化”的文学，首先在语言层面便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陌生化”没有了，语言修辞所带来的“距离”与“张力”消失了，当然“文学性”也就无从谈起。随之而来的阅读活动也必然是肤浅的消遣性娱乐性阅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更不可能是米勒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或者“细读”。当文学性阅读转变成了消费性阅读(更不必说由“阅读”转向“看图”)，那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读者死了”；而“读者之死”无疑加重了文学的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无论图像化转向，还是当今文学的泛化转向，很大程度上都是朝着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不断导向与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文学对现实的反思批判精神衰竭，文学的艺术想象力与审美超越性消解，文学曾经拥有的彼岸性与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力图消灭“距离”，把想象变成现实，把虚拟变成真实，把欲望变成享乐，那么艺术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将精神引向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如果文学艺术完全世俗化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也许正由于此，米勒曾引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什么呢？米勒接着解释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离，心灵或精神是应当超越现实世界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果这种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学便只有走向终结。
由此不难理解，德里达和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正如金惠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显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以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注：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他们一方面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又相信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有一个单向维度，人的心灵与精神生活不应当与外部世界没有距离，文学正是以这种“距离”为其存在的前提，同时也以此显示自身的意义。而我国一些学者怀疑文学终结论，相信文学不会消亡，甚至提出“文学救赎”的命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心灵情感的安顿之所，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大根据。可见彼此的理解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总之，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就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现实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
当今的文学“泛化”，即与图像、网络等结合所生成的新媒体文学形态，如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图说”形态的文学等等，无论从传播媒介与生产(写作)方式的变化来看，还是从它们的内在特性来看，总的趋向显然也是转向图像化，更为突出描述性、纪实性和感官吸引力；从外部关系上看，也是充分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原则的。即便是传统语言文本形态的文学，虽然在语言思维与写作方式上仍保留传统文学的特性，但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也呈现出与上述文学“泛化”现象趋同的走向，比如突出“描述性”而淡化“表述性”，贴近“日常化”而远离想象超越性，强化身体快感而弱化精神美感，等等。如今文学艺术的总体趋向是回归日常生活，理论观念上的表述就是“审美的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就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打造各种类型的世俗化幸福生活，引人在虚幻的想入非非之中体验陶醉一把。至于那些不断出新出奇且大肆炒作的“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之类，更是把人吸引到窥探隐私、满足意淫的境地。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当今一些所谓文学写作，所追求的只有欲望生产、快乐原则和当下身体感，它们把“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很轻易地替换成了“美是欲望的感性显现”。在这里，文学艺术既彻底消除了过去的精神贵族气息，也完全消解了以往的精英价值取向，剩下的只有当下的欲望化与世俗性，成为日常生活的直接表达，几乎与日常生活完全合流。
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性”与“距离感”的彻底丧失。首先从文学语言层面而言，如前所说，传统的文学讲究语言艺术与修辞技巧，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果，在语言描述与对象世界之间、语言表达与意义世界之间、或者说在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通过“陌生化”造成某种间离与阻隔，从而形成一定的“距离”，由这种“距离”便又形成相应的艺术张力，一切所谓艺术的象征、隐喻、反讽，以及阐释的多义性等等，都从这“距离”与“张力”中产生。正是有了这样充满艺术张力的语言文本，才吸引人们去阅读理解和感悟品味，甚至于需要人们去“细读”和揣摩解析；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所谓“文学性”，也往往要从这样的“细读”中去“发现”和领悟。而如今“泛化”或“日常生活化”的文学，首先在语言层面便日常化、世俗化乃至粗鄙化，“陌生化”没有了，语言修辞所带来的“距离”与“张力”消失了，当然“文学性”也就无从谈起。随之而来的阅读活动也必然是肤浅的消遣性娱乐性阅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阅读，更不可能是米勒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或者“细读”。当文学性阅读转变成了消费性阅读(更不必说由“阅读”转向“看图”)，那就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读者死了”；而“读者之死”无疑加重了文学的危机。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文学精神层面的问题。无论图像化转向，还是当今文学的泛化转向，很大程度上都是朝着世俗化和消费性转向，不断导向与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带来的便是文学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消失，文学对现实的反思批判精神衰竭，文学的艺术想象力与审美超越性消解，文学曾经拥有的彼岸性与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如果说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力图消灭“距离”，把想象变成现实，把虚拟变成真实，把欲望变成享乐，那么艺术的逻辑恰恰就是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将精神引向对现实的超越与升华。如果文学艺术完全世俗化了，它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消失了，那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也许正由于此，米勒曾引德里达的观点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这里所谓“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什么呢？米勒接着解释说：“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注：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我理解他们所说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分离，心灵或精神是应当超越现实世界的，这正是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果这种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学便只有走向终结。
由此不难理解，德里达和米勒所说的文学终结，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正如金惠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显然德里达并非要宣布电信时代一切文学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确实只是某一种文学：这种文学以‘距离’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学终结论之所以终结者就是以‘距离’为生存条件，进而以‘距离’为其本质特征的那一文学。”（注：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他们一方面预言了文学的终结，另一方面又相信文学还会继续存在，这一悖论式理论命题似乎传达出这样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有一个单向维度，人的心灵与精神生活不应当与外部世界没有距离，文学正是以这种“距离”为其存在的前提，同时也以此显示自身的意义。而我国一些学者怀疑文学终结论，相信文学不会消亡，甚至提出“文学救赎”的命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人的生存不能没有心灵情感的安顿之所，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是文学存在的最大根据。可见彼此的理解在根本上是相通的。
总之，如果说当前文学存在危机，就不只是图像转向或文学“泛化”所带来的危机，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离”消失所带来的危机；不只是“文学性”的危机，更是“文学质”即文学精神的危机。而从“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看，这种文学的危机，说到底还是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反映了人现实生存的片面性与精神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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