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white 译
当我们自己试图去思的时候,我们开始明白思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尝试若要成功,我们必须准备学会思。
只要我们允许我们自己投入这样的学习,我们就已经承认,我们还不能够思。
但人被称为能够思的存在者,确实如此。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ratio,在思中演化。作为理性的动物而存在,人必须能够思,如果他真地想要思的话。但有可能人想要思,但他无法做到。或许当他想要思的时候,他想要得太多,以至于他所能做的寥寥无几。在人拥有思之可能性的意义上,他能够思。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向我们担保,我们能够思。因为我们只能够做我们倾向于去做的事情。而再一次,我们的确只倾向于那些反过来也倾向于我们,倾向于我们本质的存在的事物,它们通过呼唤我们本质的存在而倾向于我们,作为持守者,它们使我们持守于我们本质的存在。然而,使我们持守于我们根本之存在的东西,惟当我们就自身而言也持守于持守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才会如此长久地持守着我们。我们通过不让它淡出我们的记忆而持守着它。记忆是思想的聚集。关于什么的思想?关于什么持守着我们,我们给予它思想,恰恰是因为它保留着必须被思及的东西。思想拥有思的礼物,一个被赠予的礼物,因为我们倾向于它。惟当我们如此倾向于其本身要被思及的东西时,我们才能够思。
为了能够思,我们首先要学会思。但学是什么?当人安置他所做的一切,好让这一切在任一时刻去回答向他传达的不论什么样本质的东西时,他就在学习了。我们学习思,通过把我们的心灵给予那要被思及的东西。
例如,一位朋友身上本质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友好”。同样地,我们说,要被思及的东西本身是“引人深思”。一切引人深思的东西把思赠予我们。但只要引人深思的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是必须被思及的东西,它就总是赠予那个礼物。从现在起,我们把总要被思及的东西叫做“最引人深思的”,因为它处于起点,在其他一切之前。什么是最引人深思的?它又如何在我们那引人深思的时间中显露其自身?
最引人深思的事情是我们尚未在思——从来没有,纵然世界的状况正不断地变得愈发地引人深思。的确,事件的这一进程似乎要求人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行动,而不是在会议和国际商谈上发言,并且要超越关于应当是什么、应当如何做的提议。那么,缺乏的是行动,而不是思想。
但——有可能数个世纪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人行动得太多而思得太少。但今天,当到处都有一种活跃的、不断地更加可闻的对哲学的兴趣,当几乎所有人都宣称知道哲学是关于什么的时候,又有谁胆敢说我们尚未在思!哲学家乃卓越的思者。他们被称为思者,恰恰是因为思在哲学中恰如其分地发生了。
没有人会否认今天存在着一种对哲学的兴趣。但——在人所理解的“兴趣”的意义上,今天到底还有什么人对之不感兴趣的东西?
兴趣,interesse,意味着处于事物中间,或至少在一个事物的中心并和它待在一起。但今天的兴趣只接受有趣的事物。有趣的事物在下一刻就可被随意地视作无趣的东西,并被别的东西所取代,而取代它的东西和之前的东西一样对我们漠不关注。今天,许多人都以为,当他们发现某种东西有趣的时候,他们就是把巨大的荣耀赋予它。事实上,这样一种观点已经把有趣之物降低到了无趣的并很快就令人厌烦的东西的行列当中。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让我们乐于认为人们对哲学表示出兴趣。当然有一种无处不在的、严肃的、对哲学及其问题的专注。已知的世界正耗费着哲学史研究中令人惊叹的努力。这是有益的、富于价值的使命,并且只有天赋秉异者才足以胜任,尤其是当他们为我们呈现了伟大的思想模式时。但即便我们花费多年的时间来钻研伟大思者的论述和著作,事实上,这并不能担保我们自己正在思,甚或准备学会思。相反——唯有对哲学的专注会给我们制造一种错觉,即我们正在思只是因为我们正不断地“哲学化”。
即便如此,声称在我们的引人深思的时刻最引人深思的事情是我们尚未在思,依旧是古怪的,甚至冒昧的。为此,我们必须证明这个论断。但更为可取的做法是首先阐明它。因为一旦论断所说的东西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任何证明的要求就会立刻瓦解。它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的引人深思的时刻,最引人深思的事情是,我们尚未在思。
先前已经指出要如何理解“引人深思”这个概念。引人深思是赋予我们去思的东西。让我们更为切近地考察,并且从一开始就允许每个词语获得其固有的分量。某些事物自在地,固有地,可以说是天生地,就是思想的食物。某些事物召唤我们赋予它们思想,在思想当中转向它们:去思它们。
那么,引人深思的,赋予我们去思的东西,就不是我们决定的任何东西,不是只有我们创建、只有我们提出的任何东西。根据我们的论断,其本身赋予我们去最大程度地思及的东西,最引人深思的东西,就是:我们尚未在思。
这现在意味着:我们尚未来直面,我们尚未来经受那固有地渴望在本质的意义上被思及的东西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充分地伸展出来并转向那渴望被思及的东西。若是这样,我们尚未在思的事实将只是一种迟缓,一种思的延误,至多是人自己的疏忽。从而,这种人性的迟缓可以用人性的方法,通过合适的手段来治愈。人的疏忽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食物——但只是附带的食物。我们尚未在思的事实当然会是引人深思的,但作为现代人的一个暂时的、可以治愈的境况,它还不能被称为最引人深思的事情。但我们如此称谓它,我们因此暗示了:我们尚未在思绝不只是因为人还没有充分地转向那由于在其本质当中保留了必须被思及之物而本原地、天生地想要被思及的东西。我们尚未在思源于这个事实,即必须被思及的东西本身转身离人而去,它很久以前就已经转身离去了。
我们想要立即知道,那个事件发生于何时。甚至在这之前,我们会更加急迫地问,我们有可能知道任何这样的事件吗。最终,这里留待的问题开始冲向我们,如果我们进一步补充:那真正地赋予我们思想之食物的东西不曾在历史的某个或另一个可以固定的瞬间转身离人而去——不,真正必须被思及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在转身离人而去中持留自身。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人已经用某种方式思过了;事实上,人已经思过最深刻的思想,并将它们托付于记忆。通过这种方式的思,他曾经并且现在的确仍和那必须被思及的东西保持关系。但人还是无法真正地思,只要那必须被思及的东西撤离了。
如果我们,正如我们在此时此地,不会被空洞的言谈蒙蔽,那么,我们必须反驳,至今已说的一切是一连串未被打破的空洞的主张,并且宣布,这里已经呈现的东西和科学知识没有任何的关系。
要对已然说出之事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这样一种防范的姿势:只有在这样的姿态中,我们才保持了我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成功地跃向思所需要的快速冲刺的距离。因为至今已说的东西和随后的全部讨论的确和科学知识没有任何的关系,尤其是讨论本身要成为一种思的话。这样的情境根源于科学本身并不思,而且无法思的事实——这乃科学之幸,意即它确信自身被指定了的路程。科学并不思。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论断。让它骇人听闻吧,虽然我们很快就加上了补充的论断,即科学无论如何总已在其自身的姿态中和思有关了。但这种姿态,只有在思和科学之间横亘的深渊,在那里无可桥通地横亘着的深渊变得可见之后,才是真正的,最终丰饶的姿态。这里没有桥——只有跨越。因此,在人们今天借以建立思和科学之舒适交流的所有权宜的纽带和愚笨的桥梁当中,没有别的,只有恶作剧。因此,我们,那些从科学而来的人,必须容忍就思而言是骇人听闻并且怪异的事情——假如我们准备学会思。学意味着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既定的时刻回答任何向我们传达其自身的本质的事物。为了能够如此,我们必须起航。首要的是,在我们出发学习思的道路上,我们并不欺骗自己,轻率地忽视紧迫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允许自己融入问题,问题追索的东西是任何创造都找不到的。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只在总不学习的时候才能学习。把它运用到我们面前的问题上:我们只在根本地不学习思传统地是什么的时候才能学习思。为此,我们必须同时了解思。
我们说过:人尚未在思,因为必须被思及的东西转身离人而去;绝不只是因为人没有充分地伸展出来并转向要被思及的东西。
必须被思及的东西,转身离人而去。它从人那里撤离。但我们如何掌握某种从一开始就撤离了的东西的哪怕最少的知识,我们甚至如何给它一个名字?任何撤离之物都拒不抵达。但——撤离并非虚无。撤离是一个事件。事实上,撤离之物甚至比任何击中并触及人的在场之物还要本质地关注并宣称人。我们愿意把被现实性击中当作构成现实之现实性的东西。然而,人被现实之物击中的时候,他或许恰恰从关注并触及他的东西里被排除了——触及人的东西以一种通过撤离来逃避他的确然神秘的方式触及了他。撤离的事件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在场当中最在场的,因而无限地高于一切现实之物的现实性。
从我们当中撤离的东西,通过它的撤离拖引着我们,不论我们立即意识到了它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旦我们被拖进撤离,我们就引向那通过其撤离来拖引我们的东西。一旦我们被如此地吸引,被拖向那拖引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本质的天性就已经担负了“引向”的印记。由于我们引向撤离之物,我们自己就是指示撤离之物的指针。我们通过在那个方向上的指示而是我们之所是——这种“引向”不是一种附带的修饰,而是对撤离之物的一种自在地本质的,因而持续的指示。说“引向”就是说“指向撤离之物”。
就人正以那样的方式拖引而言,他指向了撤离之物。由于人以那样的方式指示,他就是指示者(指针)。这里的人并不首先是人,他偶尔还是某个指示的人。不:被拖进撤离之物,引向撤离之物并因此指向撤离之物,人首先就是人。其本质的天性就在于作为这样一个指示者而存在。某种依其本质的天性自在地指示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符号。当人引向撤离之物时,人就是一个符号。但既然这个符号指向了引离的东西,它就不像指示撤离之物那样指示引离者。符号未经阐释地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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