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模仿，谁都模仿过。特拉克尔也不例外。和很多青少年诗人一样，特拉克尔曾因兰波的影响而倾向于通灵。他21岁时就因酒精中毒倒在了雪地里，醒来后，写了一首散文诗《冬夜》，就是在模仿兰波。他的主题太多表现死亡、恐惧和坟墓的美学。这无疑也将导致诗人自己的人生充满黑色。
但是，模仿之后，就是自己的人生和诗了。
模仿本身并不是诗，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诗。历代的古文运动、复古主义、桐城派、九叶诗派等等，都不算是诗史的精髓，顶多是配角。
1979年后的每个中国诗人，在80年代初期，都受到过几个西方诗人的深刻影响，只是影响源一个与一个不同罢了。而有几首名篇，却是触到了大部分人的心灵的，如兰波的《醉舟》，波德莱尔的《露台》、帕斯捷尔纳克的《马堡》、曼捷斯塔姆的《世纪》、里尔克的《秋日》与《豹》或叶芝的《当你老了》等等，还有聂鲁达、艾略特、庞德、洛尔伽与博尔赫斯等人的一些诗。接着，每个诗人就会开始各奔东西，去寻找自己独辟蹊径的、个人化的阅读归宿，并找到各自的冷门、猎奇与变异。尽量去摆脱、回避大家曾共有的“影响的焦虑”，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也是必需经历的写作规律。
但这并不影响一些诗人或诗成为我们永远的感触。
那时候，很多重要的西方现代诗人还没被介绍进来，特拉克尔的作品也翻译得很少。如果说兰波的“通灵说”是存在的，那么特拉克尔的诗是继兰波和里尔克之后，在我19岁时的写作中，给了我很多通灵感应的。他让我写出了一些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抒情诗。蓝色野兽那种恐怖、残暴而又满是伤心的忧郁气质，那种蒙克式绚烂的彩绘风景，把我从后毛泽东时代那种意识形态的愤怒写作中带出来了，进入到一种更纯粹的诗学中。
当然，这要感谢林克，让我比很多人都提前一步，比较早地接触到了这个神秘伤感的天才。但《特拉克尔诗选》因为出版原因，至今一直搁浅。我到现在参阅的，都是林克在十几年前的译稿复印件。而大多数读者还没有完整地看到过特拉克尔诗歌的全貌。林克后来翻译的两卷本的“诺瓦利斯选集”：《夜颂中的革命与宗教》以及《大革命与诗化小说》，也给了我同样的启示。因为18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人及神秘主义思想家诺瓦利斯，原名叫哈登伯格，他与特拉克尔一样，是很晚才介绍到中国来的德语文学代表人物。他甚至是特拉克尔很多神秘诗句的意象源头，譬如他的“蓝花”。
当然，话说回来，我并不赞美太多的夭折。这毕竟太悲剧了。
中国古代诗学都忌讳太重的“才子气”，才子大多薄命，这不是什么好事。中国人忌讳过度的天才，犹如忌讳不吉利的诗谶。
我记得诺瓦利斯是29岁去世，比特拉克尔多活了两年。由此我想到济慈29岁，兰波33岁，洛特雷阿蒙24岁，拉迪盖20岁，普拉斯31岁，李贺27岁，海子25岁……短命文学天才的这个名单还可以开很长。如果你过早地释放了自己身上的光辉因子和灵感元气，你就活不长——而很多东西其实过于早熟，又不是作者能控制的。让天才的归天才。还活着的创作者还是都应该学着过日子，要有所平静和有所麻木。尽可能地保持激情，食欲和向往。多读书，少喝酒。在满大街的资本主义经济尾气和集权制度的玻璃瓶里，我们干净的空气本来就少，氧气更是稀薄。我们要懂得节约自己的呼吸，把最珍贵的金子般的元气和灵魂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无论是对生活、对爱、还是对穷其一生要完成的那首诗，那本书。
2008年10月 北京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