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杨典《禁诗》阅读印象
作者：辛泊平
风水尺
从我到世界
只有一尺长
22.5° 八
67.5° 条
112.5° 游
157.5° 魂
202.5° 线
247.5° 的
292.5° 幅
337.5° 度
偏离者做鬼
宛在水中央
大空亡
人主忙
锅炉灶
向西方
二十四山将我围绕
罗盘的中心是法场
门要对谁
窗有月光
十里长安街也不过是
一截集权时代的盲肠
有句怪诗对我猛追猛打（谁没有房屋，就不必再建筑）
它是风水灭亡的真相（谁孤独，就永远孤独）
对不起
谁再让我搬家
我就让谁脑袋搬家
恨十分
爱三寸
伤心五米
愤怒一丈
站在50.4cm之外看：
从我到世界
只有一尺长
我相信，读过这首诗的人肯定会过目难忘的，因为它的异质，因为它的怪诞，因为它的诙谐，因为它的智慧，因为它里面的固执和“恶毒的禅意”。这是当代诗人杨典的作品，是其众多异质诗歌里的一首。不是所谓的代表作，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然而，这一个就足以给习惯了传统诗歌阅读的人当头一棒。
在今天论坛，杨典给我的印象就是金庸笔下的东邪黄药师，恃才傲物，亦正亦邪，但那一手弹指神功，端的出手不凡，所向披靡。杨典的诗歌不好读，因为，他的诗歌没有流行元素，没有当下娱乐至死的花哨，而是踏过禁忌，纵横捭阖，无所不及，再加上他自身的综合素养，故而，他的诗歌不是单一的艺术向度，而是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很难用单一的阅读习惯打开他诗歌的众多法门。所以，拿到他的新作《禁诗》之后，我没有一口气读完，而是读读停停，停停想想，想想读读，断断续续的阅读，但印象却一点点清晰。读杨典，我想说才子，我想说斗士，我想说学人，我想说侠客，但最终落实到他诗歌里的一句话——“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洒家行书》）。
是的，杨典是狂狷的，虽然没有魏晋士人竹林聚啸的生活，但有那种睥睨俗世红尘的精神和想像。虽然他也调侃“我这个人很懒、很狭隘”（《清酒》），但那是基于“我看森林，也大不过一点芥末”的高度和通达，因为，面对奶酪一样的人情世故，他已经冷眼看过，“今日方知我是我/以后，洒家就用一口朴刀写诗/再不管啥后生、女流与前辈/杀出一条血路，砍入境界/狂狷是爷们儿的美学”（《洒家行书》）。在杨典的辞典里，没有那些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他摒弃那种庸俗的社会哲学，而是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和个性，该出手时就出手，快意恩仇。因为，一切意义都有可能，革命和爱情都是容易让荷尔蒙泛滥成灾的理想，“一个流氓社会，文人最凶”（《馅饼》），而诗人追寻不是这些被打上带有神圣光环的符号，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可能，是灵魂渴望上路的永恒状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北回归线是我的道德底线”（《魏志蠡测》）。
一个被当代诗人忽略的词汇——想像，一个当代作品中几近绝种的品质——想像，我却在杨典的诗中读了出来。那种旁若无人、天马行空式的想像，那种“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自信，那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反传统、反定式，那种意象的集装箱，典故的航母，斑驳和光怪陆离的语言，让我想起了屈原，想起了李贺，想起了当下被誉为精神骑士的王小波。可以这样说，超拔的想像成就了杨典的诗歌，也成就了杨典的自信。在杨典的诗歌里，所有的意象和掌故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道具，想像才是诗中的灵魂和血脉。杨典的许多诗歌都有注释，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掉书袋，但我知道，如果没有这些注释，你就无法理解诗人想像的半径有多大，你就无法理解诗人的想像是如何超越了这个被物化的时代，思接千里，游刃有余。
大战前的紧张和凝固，杨典诗歌的写作前奏，那种令人窒息的状态，被杨典词语的狂轰乱炸掩埋了，但我知道，那种近乎空白的辽阔状态，杨典曾经有过。在那段秘密的艺术准备中，杨典发现“大雨落幽燕时：铁锅与勺二士争功/社会主义被烧得比赤壁还红/而士大夫、蝗灾与月光互不买账”（《魏志蠡测》），所以，诗人杨典，学者杨典，斗士杨典，画家杨典，琴师杨典，嬉皮士杨典，背叛者杨典，思想者杨典曾经紧张地对峙，紧张的周旋，紧张地谈判，紧张地设置障碍又紧张地厘定边界，他们无情地批判，又无间地交流，愤怒地融合，无奈地妥协，宿命地敌视，互相撕裂时的握手，握手言欢中的发飙，那种撕心裂肺的矛盾和无处不在的怀疑，挟裹着一个鲜活的肉体、一个清醒的灵魂、一处活跃的时空，在历史和当下的缝隙里奋力突围。
也许，具体到某一首，杨典的诗歌在不同的读者心中会有不同的微言大义，但就整体的峥嵘而言，杨典一直站在权力的对面，在完成解构权力的任务。他熟谙“这世界只有两种人/制度，就是骗子和傻子开会/讨论如何分配排骨”（《排骨》），他了解“中国的事，从大内到街道办事处/全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推你下火坑是他，救你也是他/你分不清路灯、蟋蟀和居委会的关系/你的脑袋就像失控的电表”（《春捂秋冻诗》），“举孝廉，几乎等于玩蹦极”（《坐隐碁谱》），一切权力都是阴谋的操纵者，一切所谓的意义都是谎言的集散地，骨子里，诗人杨典与那种伤害公平、正义、自由的集权不共戴天，因为他精神的先人是清楚了骈拇不过是人的悬浮赘疣的庄子，他的精神故乡是功利的反面，自由的极致。 也正因如此，杨典才像那位怪诞的八大山人一样，睁着他使世界惊恐、恍然的眼睛，警惕地打量着这个由人构成又由人弄得面目全非的世界，由爱生恨，由恨生讽，用恶毒戏谑的言语扫荡一切披着羊皮的狼，扫荡伪装的权谋和以神圣之名肆虐的阉割。在“在这稀里糊涂的世界中”，诗人崇尚另一种意义上革命，那就是“颠覆你们的脂肪/哗变你们的毛发/推翻你们的乳房/打倒你们的目光”（《酒狂》）在这个过程中，杨典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怒目金刚，但他是犬儒主义的死对头。他是一切异化的行刑者。当然，他的武器不是刀，而是笔，而且，杨典显然不满足那种一刀下去人头落地的痛快，而是醉心行刑过程的细致，用剃须刀片一样的语言，一片片割下那些肮脏的肉，让它们重新组合，组成莲花，组成梅花，组成曼陀罗，组成罂粟，绚烂夺目，异彩纷呈，犹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我还认识一个学特工的和尚/他曾教我如何用筷子/杀人：即将筷子折断后/迅速插入别人的/耳朵，然后往里一拍……”（《箸学》）恐怖的手段，但因为对象的荒诞，这样的报复便成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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