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
我不知道解构是否是某种东西，但如果它是某种东西，那它也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
——德里达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2004年10月9日，巴黎一个阴雨天，雅克·德里达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睿智不安的眼睛，享年74岁。
法国总统府于当地时间9日向外界公布了上述消息。法国总统希拉克对德里达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
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堪称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辞世也被认为是法国思想界继1980年让-保罗·萨特逝世后最大的损失。
德里达去世以后，法国的电视台和电台整个周末都在播放德里达的生平、他生前的演讲、生前的友人对他的回忆，还诵读他的作品。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都在大篇幅地报道德里达去世的消息。
曾担任德里达助手的张宁介绍，德里达是一个令人难懂的哲学家，他一直比较抵抗媒体，不愿意让媒体把他的思想简化，但还是有很多媒体在关注他的消息。很多人把德里达的去世跟1980年萨特的去世相比。但是他们还是不一样，萨特更直接地介入到公共生活，他去世的时候，巴黎很多民众自发涌到街头悼念；德里达则以作品难读为特征，他的葬礼时间和地点一直没有公布，家人希望给他做一个私人性的安葬仪式，他们要让德里达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9·11：灾难好像跟他有特别的关系
德里达在晚年引起世人注意是在2003年5月31日。
欧洲的几大重要报刊，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南德意志报》、法国《解放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等7家媒体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共同发表了欧洲七位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这七位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瑞士作家穆希格、意大利符号学家兼作家艾柯、西班牙作家萨瓦特、意大利理论家兼欧洲议会议员瓦蒂莫以及美国哲学家罗蒂。
七位知识分子共同主张多极世界的观念，要求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呼吁欧洲在政治上实现一体化，呼吁欧洲和世界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重建欧洲新秩序，抗衡美国霸权。他们对“核心欧洲”和“欧洲认同”的阐述具有纲领性，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回响。知识分子介入世界公共领域，与公共传媒联手发起的激辩的风暴，一时之间成为世界传媒聚焦的中心。
德里达和哈贝马斯有过理论上的纷争，他们抛开长达数十年的恩怨，联袂撰文，被视为“当代欧洲思想界的一次轰动之举”。德里达陈述他跟哈贝马斯等联合行动的初衷时说，不管他和哈贝马斯过去在哲学理论上有多大的分歧，现在都是共同发出声音的时候，因为他们共同担心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
虽然德里达学术生涯的顶峰很大程度是出现在美国，但他一直对于美国推行的国家政策持有异议。他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就是“美国霸权”。
“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德里达正在上海，那是他中国之行的第二站。当时陪同他到上海的工作人员都在准备第二天的讲稿，谁也没有顾得上看电视，但德里达看了。助手再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表情凝重，他说自己整夜没睡。在复旦大学讲课的时候，有学生问他“解构是否就是摧毁一切？”并请他发表对“9·11事件”的看法。德里达回答：“解构不是摧毁，解构不是在摧毁一切之后再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他说，美国是这次攻击的受害者，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里和那里的那些美国霸权政策的受害者。他预见美国的反击将要改变世界的秩序。
张宁回忆说：“在德里达与死亡搏斗的这些日子里，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没有停止过写作，从2002年以来发表的近十部作品中有解构‘流氓’和‘流氓国家’概念的《流氓》(2003)，也有反省9·11以后的国际格局的《9·11概念》(2003)。他呼吁另一种世界化进程，呼吁新国际思维。身为犹太人的德里达没有放弃过对以色列‘自杀性政治决策’的强烈批评，他认为以色列不再代表犹太精神，也不能代表多种形态且充满矛盾的世界犹太复国运动。他对欧洲建设充满期待，他心目中的欧洲是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模式的另一种世界主义的欧洲，这个欧洲将肩负着转化主权国家及国际法传统概念与实践的责任。在他眼中，欧洲也应当是能够更好思考非宗教性与社会公正的某些形态的理想之地。他还义无反顾地支持同性恋的结合，甚至主张从民法中消除结婚这个词。
“德里达的脸上带着一种深沉的忧虑，发生在世界的灾难好像跟他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的忧伤的表情让你看了非常感动。”张宁说。
德里达与夫人玛格丽特和两个孩子居住在巴黎南郊的里斯·奥兰吉斯区。跟其他法国文学家、思想家都喜欢住在热闹的左岸不同，德里达更中意这里的安静。
到晚年，德里达开始关注宽恕，关注友谊和爱，关注死刑，关注宗教。德里达晚年的重要著作就是一部命名为《宗教》的书。这是德里达和哈贝玛斯、费拉里斯、瓦蒂莫等五位哲学家在意大利一个叫卡普里的小岛上思想的结晶，在那里他们探讨宗教的问题，他们认为宗教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重大的问题。伊拉克战争、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都和宗教有关。人类的很多罪恶是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行使的。哲学家用《宗教》的写作，他们清理和解析影响到全球政治和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宗教现象。
1942：某种东西凝固了
1930年7月15日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艾尔毕阿尔的一个犹太家庭。
德里达在他的回忆文字《明信片》里说：“1942年，我11岁的时候，德国人还没占领阿尔及利亚，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得回家了，小朋友，你父母亲会收到一份通知。’1942年，对我来说，它标志着一次挫折或者心理创伤。它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沉淀。它使我心灰意冷。我当时对1942年正在发生的事不太了解。那时我是一个来自阿尔及尔的犹太小孩，遭遇到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者的攻击，被赶出学校，即使我那时不知道什么，经历了那次创伤，在我身上还是留下了某些无意识的意识方式，我以这些方式注视理智的事情——关注文化和语言的问题。”
德里达来自一个犹太家庭，身上拥有西班牙血统，在法国开始殖民统治之前就居住在阿尔及利亚。法语是德里达的母语，但是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就模糊地感觉到法语并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语言。被驱逐出学校那一刻加剧了德里达异类的感觉，没有归属的感觉。这样的暴力断裂在他内心留下了印记。他说：“我被驱逐出学校的头几个月很糟糕。我开始经历外部世界的反犹太主义，在大街上，在我朋友的圈子里。我旧时的玩伴对我就像对待一个‘肮脏的犹太佬’，不再和我说话。一种精神创伤，它不仅导致培育了我对法国文化和法国的非归属感，而且也以某种方式排斥我归属于犹太文化。1942年到1943年间的几个月，某种东西凝固了，变成了我身上永远的一部分。”
在阿尔及利亚，德里达已开始“进入文学和哲学”。1991年，德里达在接受资深记者埃瓦尔德的专访时说：在阿尔及利亚，我梦想着写作，而我的榜样们早已在指导这一梦想。德里达很早就读过尼采、瓦莱里，读纪德更早。巴黎在1943年至1944年间被占领，因此解放了的阿尔及尔就成了一个文学首都。纪德经常呆在北非，加缪也被谈论很多，新的文学杂志和新的出版商到处涌现。所有这一切都令德里达着迷，他写诗歌，发表在北非的杂志上，他还坚持写“私人日记”。与此同时还过着一种小流氓的生活，混迹于一帮对足球或田径运动比对学习更感兴趣的人中间。在公立中学的最后两年，德里达开始阅读柏格森和萨特，他们成为德里达早期的哲学训练。
在19岁以前，德里达从未离开过阿尔及尔郊区的埃尔比哈。19岁那年，他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预科班的学生。在预科班住读的生涯极其艰苦，他并不适应，一直生着病，总是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德里达在回忆那段时光时说：那是最困难、最可怕的岁月。因为背井离乡，也因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严酷竞争的巨大折磨。那是一种生与死的判决。失败就意味着以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回到阿尔及尔，而德里达永远不想再回到阿尔及利亚去，原因是他感到“住‘在家里’我永远不可能写作”。还有就是德里达已经不能忍受一个殖民地的社会。在巴黎预科班时期，德里达依然坚持写作，文学成为构筑他个人精神疆界的一个重要领地。他在回答为什么热爱文学的问题时说：“文学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
1968：不太合口味的狂欢
1965年，德里达在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之后，又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在巴黎高师的最初几年，德里达兴高采烈地沉醉于他自己的研究当中。但是很快德里达就暴露了他和哲学导师的裂痕。很快，德里达就显出他在巴黎高师的激进，他不仅是第一个激进者，而且是最为激进的人。那个时候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已经成熟，他试图解构一切。这既意味着破坏，又意味着建设。他拿结构主义开刀，因为他与结构主义者关系最为密切。
米歇尔·福柯是他决意解剖的一个偶像。其时，福柯正在巴黎高师做哲学讲师，讲解失语症、病理学，等等。福柯是德里达在乌尔姆大街的教授，德里达一度在索尔邦给他当助手。有人邀请德里达去哲学学院发表演讲，于是他选择以福柯的《疯狂史》为题。他对自己的老师亮出了解构的锋利的刀子。
这次演讲举办于1963年3月4日，福柯也坐在听众席中。“我不久前还接受米歇尔·福柯教诲的人，对它(《疯狂史》)保持着一种门生的敬意和感激之心。”但他话锋一转：“门生意识是一种不幸的意识。当师生开始对话，也就是(门生)开始去回答，总有当场被逮住的感觉，像孩子一样，其定义就意味着他不会说话，尤其不该回嘴。”这位以前的学生的攻击，使福柯大吃一惊。福柯并不特别赞赏他的弟子向他杀出的回马枪，但在作出回应之前他从容不迫，他坐在听众席中一言不发并认真倾听，即使德里达的论文于1967年收入《书写与差异》之后，也是如此。但是福柯1971年作出了回应，福柯称德里达的观点引人注目，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幼稚浅薄。在福柯看来，德里达成为最新的代表人物。福柯并没有把自己仅仅限于自卫，他还要像教师评价学生那样作出进一步的回应。他把德里达的著作简化为一种带有说教、炫耀色彩的辉煌的语体练习。
德里达没有停下他解构的手术刀。在福柯之前，他解构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现象学创始人海德格尔、胡塞尔；在福柯之后，他选择了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和同为精神分析大师的拉康，他永无休止地证明着他们命题的荒谬性。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观点在1960年代中期具有极强的颠覆性，德里达成为一个新锐而锋芒毕现的哲学新星。
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巴黎高师作为一个培育法兰西思想家的摇篮成为飓风的中心。
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个社会事件，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哲学事件。事实上它对一种社会性的或散漫的政体进行实质性的质疑，这一质疑是通过动摇这种政体或参与对它的改革进行的。在1968年5月的前进浪潮中，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改变了自己。
但是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德里达这个激进的哲学叛逆者和挑战者选择了退守和游离的立场。
他在回答埃瓦尔德“五月风暴对你是否重要”的问题时说：“我不是所谓的六八分子，尽管我参加了当时的示威，组织了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次大集会，但我很警惕，面对自发性的联合论者，反联合主义者狂欢的迷醉，面对最终‘自由了的’言语、恢复了的‘透明度’等等的热情，我甚至感到担忧，我从不相信这些东西。”
当埃瓦尔德问他：你当时是否认为这有点幼稚？他说：我并不反对这场运动，但我总是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激动。我并没感到我是在参与一个伟大的变革。但我现在相信，在这场不太合我口味的狂欢中发生了其他的事情。我无法为之命名；这是一种来自很远又传到很远的地震的震动。这些震动余波未平。当我看到保守、甚至是倒退势力的怨恨的公开展示，和对控制权的一再坚持这个事实以后，作为一个教师我正是在这样的后果中，才开始赋予我的作品一个明显的、更具‘战斗性’的形式。”
(本文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尚杰先生和中山大学哲学系夏可军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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