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分析用陈述的个体性和稀少性来取代观念史的陈述总体性和过剩性。因为观念史把不同的文本关联成一个与规则和实践相结合的并且具有整个时代共同意义的唯一宏大文本,单个文本作为部分,只是这个作为宏大文本的总体性的表现而已,并被它所超越。“这样,人们就用一个统一的从未被说出的宏大文本来取代那些被说出的事物的多样性,而这个宏大文本首次阐明了那些人们不仅在其言语和文本、话语和叙事中,而且在其所创造的制度、实践、技术和对象中曾‘想要说’的一切”[1—p155]。于是,福柯认为,陈述在激增中变得过剩了。而福柯对话语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则表明全部(tout)从未被说出过,陈述总是断缺的和支离破碎的。由于每个陈述都占据着只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只说出某个关系或关系群的某个方面,各个特殊陈述并不形成一个沉默的具有共同意义的宏大文本,而是各自都处于散布之中,因此,话语构成并不构成一个发展中的总体性。 话语的构成是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话语史之所以真实,乃是因为它表明像精神病理学、医学、语法、经济学这样一些巨大的陈述家族建立在“有间隙并且相互缠绕的系列、差别、间距、替换、转换”的对象域之上,建立在“那些层次极其不同、功能极其相异”以至不能“伪造一种不间断的宏大文本”的表达之上,建立在“那些其结构和使用规则都有所不同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对那些不相容的主题进行激活或把同一个主题包含在不同整体中”这样的策略可能性之上[1—p52]。总之,它们都是建立在这些散布(dispersions)本身之上的。话语形成于某些数量的陈述之间所存在的散布体系。
话语实践早已确定了陈述功能的实施条件。福柯把陈述看作一个功能,这意味着福柯要否定陈述主体的唯一性、不变性和总体性。陈述主体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被不同个体填补的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具有可变性、散布性和可替换性。主体在陈述过程中并不能起任何综合和统一的作用,因为主体所处位置同样是由它相关于对象的各种不同领域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境遇所确定,如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受制于相关对象领域的境遇,而成为提问主体,倾听主体,目视主体和记录主体。当一个主体作出话语时,各种陈述方式就“诉诸于主体所能占据或接受的各种身份、各种场所和各种立场”[1—p74],诉诸于主体所言及的关系体系的不连续性。这些关系体系是由话语实践的特殊性确定的,而无关于意识的综合活动。主体的散布以及主体与自身的断离反而能在这个话语整体中得到确定。
福柯—萨特争论
福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屈从和先验的自恋,要在任何一个先验构成都不能强加以主体形式的匿名中来展开思想史。话语具有作为事件的实在性,话语无需参照任何主体性,也并无任何中心可参照。相反,主体却是处于知识范围之内并依赖于知识,福柯想弄清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所占据的各种位置和功能。福柯把无意识的规则(而非意识)当作话语研究的出发点,用话语实践史来反对观念史关于精神、理性的认识、观念或意见的历史。
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思维的我(即意识)等同起来,试图用基础主体(sujetfondateur)来取消话语的实在性,把话语变成为仅仅是能指的符号。萨特所讲的“自为的存在”实是一种基础的主体,一种能对对象进行虚无化的“意识”,对象世界(“自在的存在”)是因意识(“自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的。基础主体在时间之外创立了历史只是随后加以阐明的并且最终作为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之基础的那些意义域。福柯认为萨特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上了。而福柯倡导的却是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无身份的理论。20世纪主宰法国哲学舞台的两大哲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了。
萨特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旨在使人能成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的意识主体。福柯也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却否认存在着自由和作为存在之主体的人。福柯的《词与物》嘲笑了萨特的主体哲学:“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相反地,对所有那些使全部认识都依赖于人本身之种种真理的人们……对所有这些有偏见和扭曲的反思形式,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即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的一笑”[3—pp353～354]。人的自由、真理、存在先于本质等话题正是萨特存在主义所津津乐道和誓死加以捍卫的。福柯从知识史的断裂、科学话语体系的转换和知识构型的更迭,断定从康德以来直至萨特的至高无上的意识主体也将随着认识型的转换而消失。针对萨特把存在主义看作一种人本主义,福柯呼吁我们现在该明确摆脱“人本主义”这个得自19世纪的沉重遗产。因为人本主义用道德、价值等调和的术语,设法解决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福柯在《词与物》宣告“人的消解”和“人之死”,就是大写的主体之死,具有本质、自由的存在主体的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也就是伴随主体哲学而来的人本主义的终结。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借助于话语事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来强调历史间断性的可能性,也旨在抑止主体的先验构造作用,因为主体散布的地位和身份也都是在话语的规则性中得以确定的。
萨特对福柯的批评非常敏感,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词与物》,指责福柯拒斥历史:“人们赋予给《词与物》的成功就是有特征的。我们在《词与物》中能发现什么呢?并非人文科学考古学。考古学家应该探索一个已逝去的文明的痕迹,以便设法重建这个文明……福柯向我们表明的,如同康泰(Kanters)所明确指出的,就是一个谱系学:构成为我们的‘土壤’的连续层面的系列。每一个这样的层面都定义了在某个时期获胜的某类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但福柯没有告诉我们使人感兴趣的,即每个思想如何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人们如何能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另一个思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让实践、历史介入进来,但实践、历史恰恰就是他所拒斥的。的确,他的视角仍然就是历史的。他区分了有前有后的几个时代。但他用幻灯来取代电影,用静止不动的系列来代替运动”[5—pp87～88]。萨特指责福柯拒绝让实践和历史介入到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过渡,取消了思想的连续性和运动。萨特还断言福柯的思想并不具有独创性,因为福柯是把罗布—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泰凯尔》综合起来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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