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是相对于一个时代的诗人。“需要怎样抑制自己，我们才能平静地走向阳台，并在那里观看史？”（《反向·那一年》），诗人在扪心自问，但是，这何尝不是在询问我们这些目击过历史而肉体尚且“活着”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自己在读到他在那时写下的《反向》时的复杂心情。但我预感到，一个真正从心灵上趋向伟大诗人气质的人，将会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中。这显然不是某一个词所能“给出”，它将我们引向一种心境。或者说，这也不是“悲凉”、“痛苦”、“反抗”、“思索”这些经常使用的词汇所能涵括的。不妨说，这是一种时代的心境。时代对我们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时代其实意味着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压力。它表面上看，只是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其实后者无时不在操纵着它。我们的一切，都来自历史这个渊薮。时代不过是说话者。“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王家新是在替我们这个时代说话。替时代说话，也即替历史说话。
他们锻打了自己的灵魂，等于锻打了自己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对于王家新创作的“彻底转变”，具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们之间的命运太相似了。在放弃了对本土文化无望的寻求之后，惟有帕氏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撑，只有在孤傲、沉思、痛楚和坚定的氛围当中，他才可能“静下心来”，认真刻画自己的灵魂。组诗《反向》和《瓦雷金诺叙事曲》所以有一种震撼人整个心灵的东西，不可能不与王家新那时找到了“个人命运”与“诗歌命运”之间最高的和谐有关。他将时代的遽变融入个人的思考过程，然后又将个人命运的苦难置于时代这个特殊的历史空间，从而成为真正有勇气承担起历史重量的诗人。王家新赴英国、比利时后的创作，使他变得日渐宽阔、深远和宏大起来。他正趋于一种类似“群峰之上”那种高远的境界。地理距离所提供的有意味的审美距离，使他壮怀激烈的批判态度渐趋缓和，同时又在他对故国的思念中铺上了一层肖邦式的忧伤色调。他从一个民族的命运出发，来到世界背景下的大命运当中，因此，他的思考已远远越出了个人、国别和民族的界线，开始具有了中国作家通常缺乏的那种开阔的视野和心理素质。这就是长诗《词语》和《临海孤独的房子》。这种类似多幕戏剧，又穿插了现实、历史、梦幻、神话及诗人内心独白的“大诗”，在王家新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创作中实乃罕见。它使我意识到，赋予这个时代以一种恰如其分的戏剧结构，应该成为对今天诗歌的新的特殊的要求。
——程光炜《王家新论》
这几年间，诗人王家新为我们写下了因强烈地释放着内心尊严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诗人置身在生存的裂隙、边缘和差异处，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和沉静于思考的身影，因闪烁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和锋芒而显得格外的清晰动人。我想说，王家新这几年的诗文，是我所能读到的诗人之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和警示之一。近年王家新的写作总是逸出既有的言说罗网之外，由他自己命名为“诗片断系列”的那些诗作，往往很难找到一张现成的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们的确切位置。像这些远离诗歌特定文体的写作，却又有着对诗境异乎寻常的深入，其内在的强烈诗意，反倒是我们在通常的诗作中难得遇见的。透过这些包容了众多向度而界域一时变得模糊未明的写作，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整体承当气魄、一种拒绝分类的综合性写作精神正在王家新身上悄然生长。90年代的王家新得以成为有力应对和处理当代现实，直入事物核心的写作者之一。
——李振声《回复诗性的众多向度》
面对王家新的创作，会感到传统的对诗的分类是多么困难。人们认为80年代的诗是政治性的，90年代的诗纯粹的艺术化；80年代的诗人经历过“文革”，有一种责任感，90年代的诗人更个人化。王家新可以划归到“第三代”诗人中去，但他恰恰反对要么政治化要么个人化这种二元对立。王家新和他的同行如欧阳江河一样，虽然强调个人写作，但他并不仅仅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纯粹的诗歌艺术的代表。在中国，这种个人写作是与主流艺术相对立、冲突的，因而具有了政治性。但是，王家新的政治性和北岛的政治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王家新的诗里说话的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一代人的声音。王家新更接近于第三代诗人，他们拒绝北岛、扬炼的高调的抒情语言，用的是更为日常的生活语言。但是王家新的这种朴实的散文式表述方式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诗中有一种强烈感人的戏剧性。“尴尬”对于创作者是一个很典型的词。在一个不断流失的世界里，诗人们已不能胜任使命，他们期望为某一个人讲话，并和某一个人讲话，但他们没有说话的对象，他们希望用一种崭新的语言讲话，但是这种语言并没有被他们所掌握，他们想出版他们的诗，但出版社不愿为此赔钱。很多诗人对此不知所措，他们逃避这种困境，不再写作了。王家新属于少数一批坚持下来的诗人之一，他从来没有让步退缩。他的诗能够代表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歌创作。从他的诗中，读者可以直接进入他的个人生活，同时可以看到诗人从困境中带来了多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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