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不断僭越语言边界的人，王家新一再深入词语的夹缝，加深词语在尘世的刻痕，撒下沉默的声音的种子，那与命运的呼吸具有一致节奏的种子。在1990年代，王家新就写过：“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诗歌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那在黑暗中发光的声音的种子。”（《词语》）
如今，在与现实不断的搏斗中，王家新的诗成为从意义的灰烬中燃起的火焰，即使在事物被毁灭之后，仍在继续燃烧。沉默成为意义的保持者。诗歌，永恒的再生物质，拒绝被消费、被耗竭，于是，它要求阅读诗歌的人们必须不断更新自己，必须具有面对空白的勇气。因为相对于总是敞露意义的闲谈、辩论、聒噪，诗歌喜欢封闭自身，诗人则是那些自我保存的意义守护人。王家新在《牡蛎》一诗中所写的那只掰不开的牡蛎就承担着这项使命。
当然，诗人的沉默并不是为了拒绝语言，恰恰相反，诗人一生劳作的场地就在语言之中，他通过不断耕作语言而创造更丰富的意义。诗歌的沉默渴望结束所有语言的体制对意义的垄断，在沉默的语言空间里，另一种生命借用另一张嘴在诉说。但它又在说着一个唯一的声音。诗歌是一个充满歧义的完整体和实现物，它像一棵自我完成的树一样可以触摸、具有内在的纹理，却不是对现实的抄袭。诗歌是史蒂文斯所谓的最高的虚构，自我圆满，又比自身还多。
三
1990年代的历史诗学为汉语诗歌极大地开拓了视野，不过，它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历史想象力，也缺少相应的真诚和勇气，它更像是一种历史犬儒主义，具有难以摆脱的贫乏和了无生气。作为1990年代历史诗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王家新并不曾被历史绑架，未屈就于历史的现状，也不屑于成为历史细节的亦步亦趋的描摹者，和精神上的垂死者，相反，他总是处在一个不断溢出时代的微妙位置之上，也许，他从来无法忘却诗人的使命：将自己的时代从噩梦中解救出来：“你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另一种风景》）正是这样的道路的偏移，使王家新贡献了一种独特的具有历史真实性和想象力的诗学，使历史经验获得了深刻而坚实的根基。
在寻找抵达喉咙的那个绝对声音之路上，王家新对自己时代的处境并非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对时代巨大的伤痛与罪孽了然于心，他明白时间的摧枯拉朽的和残暴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深悉，瞬息万变的经常以谎言装点门面的时代需要用一根通往虚无的发烫的鞭子狠狠抽打。毕竟这是一位生活于后奥斯维辛时代的诗人，他对这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诞具有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承担的勇气。
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一文中写过：“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在王家新的诗歌中，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个形单影只的内心流亡者、沉思者和游荡者。比如，《冰钓者》中水库堤坝上无比沉痛而又转身离去的散步者，《那一年》中在去公社参加批斗会的路上看见流星雨的孤独少年。诗人是那个通过断裂与时代错误把握时代的人。在王家新涉及历史的诗中，那个主体的“我”总是沉默，但我们分明可以看清渺小个体在面对庞然大物时的手足无措，以及悲剧式的见证，尽管这常常是匿名的见证。在王家新诗歌中，见证与虚无这两种力量奇异地交织在一起，
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就说过，“在伟大的时代，匿名一直盛行。而如今，我们越来越感到有此必要。”诗人写的每一首诗都是对时代之恶的目击和见证，不过，他并不是通过控诉、抗辩、反唇相讥，而是通过匿名，通过降低自己，将自己放置在那些被欺凌的人和事之中，一起承受、见证并克服历史，从而完成史蒂文斯所谓的诗歌作为最高的虚构，以此对抗现实的暴力。从表面上看，诗歌不会让事实发生任何改变，但在未来与希望的维度上，诗歌将是胜利者，因为人类还有记忆。忠实于最真实、最残酷的记忆，是对过去的变更和对未来的塑形。这是《在那些俄国电影中》一诗里那个“惊恐得连一张纸片也拿不住”的妹妹给予我们的震撼。如果我们的心灵还能够上演一场悲剧的话，我们将得以救赎。
王家新近期的诗中经常会写到“岛屿”，这是诗人与时代关系的真切隐喻。岛屿的孤立、漂泊感与流亡感，与王家新近期的诗在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通过“岛屿”，王家新再一次确立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历史责任感。岛屿就像一个被颠倒的望远镜，通过它，人世才变成了一个狭小的充满吉光片羽的剧场，而岛屿却成了那个永恒的乌托邦。在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塞瑟岛之旅》中，岛屿显然也是一种隐喻，通过对胜利者历史的剥离，岛屿将自己抛入黑暗的历史、苦难的历史，漂浮在历史的空白处。
岛屿，是对历史之虚无的证明。王家新一再表示过需要“向虚无致敬”。但是，虚无并不自行产生意义，只有在对人世的怀疑、对抗、消解中，虚无才使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人获得了启示。或者说，只有出于“对时代的艰难克服”（王家新，《在伟大的诗歌中》），一个诗人的精神超越才能获得其意义。这是王家新诗歌中最真实感人的力量之所在。正是在人的忧虑之中，人才能迫于压力而弯腰，去谦逊地面对世界。他在《黎明时分的诗》中就这样写一只小野兔：
真对不起
看来它的一生
不只是忙于搬运食粮
它也有从黑暗的庄稼地里出来
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
黎明的第一道光线，既是事物的秘密，也是诗人留给我们的希望。希望与绝望总是形如孪生兄弟，王家新在最绝望的诗歌中，却开启了我们探寻希望的本能。希望的到来出其不意。人类的言说也许过于喧嚣，我们常常尚未准备好去迎接希望，以致于希望一旦出现就立即变得讳莫如深。《船上的故事》中那只跳上船的小土狗在人群的噪音中显得那么悲哀。对现实法则亦步亦趋的人，只能遭遇一种错位的希望，我们自以为是的得救其实是对真理和本源的远离，犹如《船上的故事》中那座远去的岛屿。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奥斯维辛这样的苦难历史中，还是在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盛行的后奥斯维辛时代，诗人已不能对着天使呐喊，而只能倾听“对一只空罐子的隔世敲打”（王家新，《给凯尔泰斯》）传来的回声。微弱的希望隐匿于空气之中，无形、不可触摸，但它并不遥远。也许，它就盘亘于我们的耳畔，等待我们在一次奥德修斯之旅一般艰难而漫长的精神漫游中测听它的回声。而所谓希望，不过是“一阵伟大的，更伟大的风”，“来到这里，你只能把自己/献给虚无”（王家新，《昨夜》）。希望，是短暂的停靠，虚无，是苦难的永恒。请不要误会，这样的虚无并不是赞颂犬儒，更不提倡价值的颠覆，而是要求我们深入存在那无言的狂野，持续不断地揭示真理，“每天提着一桶／比他本身还要重的水来”（王家新，《塔可夫斯基的树》），去浇灌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语言之树。这正是王家新近期诗中最耀眼的秘密。幸好，诗歌犹如火焰中的水杯一样可以被我们真切地触摸，只要我们有勇气和能力，就可以举起它，那来自忧患重重的历史深处的声音正在里面回荡。
2013年1月28日 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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