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就是这些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不仅要使策兰在汉语中存在，还要把他变成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是的，使这样一个诗歌的灵魂在汉语中“复活”，并开口对中国读者讲话，这就是我要做的一切。
江克平：现在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把你汉译里面的“屈身”再回译到英文之中！那就是我的事了。而在我看来，你所谈到的对策兰的翻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你2007年访美期间写下的诗。一种暗示性的悲剧的埋葬，拒绝，或者广大的遗忘，却依然存在于当下。其中还有那种对某种原初力量的敏锐辨认，诗人必须与之角力。每当我阅读你2007年间的那些诗，我会觉得那是你身在美国的写作，而不是关于美国的写作，它们体现了那种你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身在何处的持久的关注。是这样吗？
王家新：你的感觉很对，在我的翻译和创作之间的确有一种共鸣。我也在一个地方讲过了，我不是一个文类意义上的写作者，而是存在意义上的写作者。我全部的写作，无论写诗、写文章、或从事翻译，都是立足于我自身的存在的，或者说，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内核”的。我全部的写作就是这样一个整体。说到1997年冬我在美国哈密尔顿、也就是在你们柯盖特大学做驻校诗人期间写的诗，我在中国的朋友、大学同事余虹教授的自杀（他是从他家的楼顶上跳下来的），对我起了很强烈很深的作用。借用策兰的隐喻，“牛奶”就在那一刻为我变黑了！我记得那是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带着家人从纽约坐长途大巴冒雪回到哈密尔顿，回到家里一打开电脑收信，便是那令人震动的消息……一连好几天，我都悲痛地说不出话来，于是我写了《悼亡友》那首诗，在那首诗的结尾，不是我拖着行李箱，而是“我的行李箱拖着我/轰隆隆地走在异国十二月结冰的路上”了。
在我这一生我已经历了太多的死亡和磨难。孔子说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想我们不可能拥有那样明智的、线性演进的人生。不管怎么说，我这种“饱经沧桑”和困惑的人生在要求着一种与之相称的诗。许多读者和诗人朋友对我那首《和儿子一起喝酒》的结尾“然后，什么也不说/当儿子起身去要另一杯/父亲，则呆呆地看着杯沿的泡沫/流下杯底”印象很深刻，问我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回答说就那样写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不是我写的，而是我所经历的时间和岁月本身在通过一个诗人讲话。你知道我以及我在美国读书的儿子的经历，似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都在啤酒杯的泡沫沿着杯沿“流下杯底”的那一瞬间，对不对？请想想那样一种呆呆的凝视，那样一个缓缓流下的瞬间！我想，也许这就是你在我的那些诗中感到了某种“在场”的原因。你的感觉是对的，尽力确定出一种“现场感”，这也正是我写作的目标。我那首《晚来的献诗：给艾米莉·狄金森》，在书写一个诗人永恒的孤独后，结尾一句是“黑暗的某处，传来摇滚的咚咚声”，这不仅与艾米莉·狄金森的世界形成一种反讽性对照，也想传达出一种当下的现场感。诗歌经由想象，经由词语的探测和引导，又回到哲学家们所说的“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这个“当下”，正是我们存在的立足点。我的那首《在纽约州上部》也是这样：
在纽约州上部，
在一个叫汉密尔顿的小镇，
在门前这条雪泥迸溅、堆积的街上，
在下午四点，雪落下时带来的那一阵光，
一刹那间，隐身于黑暗。
这首只有五行的短诗，就是对“当下”的一步步确立，就像摄影的聚焦一样，但我想这比摄影的聚焦要困难得多，我想写出冰雪的力量（雪泥在门前“迸溅、堆积”，就像刀锋一样！），写出对雪落下时带来的那一阵光的艰辛辨认，写出我们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因此这会是一种对自身全部感受力的聚焦。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的最后一章这样宣称：“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在天色变暗之时，在一座僻静的教堂，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我写《在纽约州上部》时并没有想到艾略特的诗，但现在我也可以说：我自己的全部历史、全部存在也就在诗最后的那样一个瞬间——而那正是一个“永恒的当下”。
我想讲这些，也就回答了你最后的问题，那就是我在美国写的诗似乎并不是关于美国的，而是体现了我的另外一些持续的关注。似乎很多中国诗人都是这样，比如欧阳江河说一场成都的雨等他到了威尼斯才下。我想，诗歌并不是报道（我写的长篇随笔《驻校诗人札记》，你知道，很多就写到美国，包括在你们柯盖特大学的感受）。诗歌总是关切到个人最受困扰的内在现实。它可能会带上美国背景（比如说那一场场在中国很罕见的雪，古老的橡树，坐“灰狗”旅行，等等），也可能会带上中国背景，但它们仍不是关于美国或中国的，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的。诗在那一刻找到我们，我们就为她而工作，如果幸运，我们还会因此进入到我们自身存在的深处，如此而已。现在，我在精神上也更自由了。我没有那种民族或国家的观念。我不想给自己挂上“中国诗人”之类的标签，正像我不想给自己挂上任何别的标签一样。我当然关心世界上和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但作为一个诗人，一些别人没想到的事物或细节，似乎更能触发我的诗兴。比如离开哈密尔顿回国的前夜，我收拾我们的房间，在那燃烧过后的壁炉前，我停了下来（那炉膛里还燃烧过你给我们送来的劈柴呢）。在那清凉的壁炉前，我又一个人坐了好一会儿。这就是我对“美国”、对我们在这里度过的一段生命时光的告别吗？不管怎么说，只要生起火，就总有面对余烬的时候。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进入了一种“存在之诗”。
2011，1—2
注：江克平（John A.Crespi），美国柯盖特大学东亚系教授。该访谈的英文提问由史春波女士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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