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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东作品谈论的不是历史而是革命；不是政治，而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的绝对的权力。
安德烈·布勒东：一种知识的文学
米歇尔·福柯 / 文
约翰·约翰斯顿 / 英译
王立秋 / 中译
提问：对于一名在 1966 年探索语言和知识的哲学家来说，安德烈·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代表着什么？
福柯：在我看来存在两个伟大的奠基者家族。有建设，打下基石的奠基者，也有挖掘、开凿的奠基者。也许，在我们不确定的空间中，我们更接近于那些开凿的的人，更接近于尼采而不是胡塞尔，更接近克利而不是毕加索。布勒东就属于这个家族。当然，超现实主义的“制度”已经给这些开启他们面前的空间的伟大、沉默的姿势戴上了面具。也许超现实主义的“游戏”，超现实主义的神秘化，只在于此：借仪式来开启那看起来排除，看起来通过强加表面上专横的限制来使荒漠生长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就出在布勒东留在身后的那个凿空了的空间之中。
提问：它已经是古老的了？
福柯：很久以前我见过布勒东的影像，就像死人的一样：不是说他不再鲜活或不再与我们相关，而毋宁说是在他影像周围被创造除了他令人钦佩的存在并且从他的影像中发出了一种无限的空无，而今天我们就迷失在此空无之中。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我们在环绕着某个布勒东——它被勾勒了出来，静止不动，并穿着金色的服饰——的圣地的神圣空间中生活，行走，奔跑，舞蹈，作出符号和姿势。这不是说他远离我们，而是说我们，在他黑色的王座下离他更近。今天，布勒东的死，像是对我们自己的诞生的加倍。他的死是一种全能的死亡，离我们非常切近，就像阿伽门农的死亡对阿特柔斯家族（也即，对每个希腊人）来说一样。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布勒东的轮廓，就像我看到的那样。
提问：布勒东近似于神圣的存在和超现实主义留下的这种空无并非源自魔法或想象而对当代思想作出了一种本质性的贡献。后者（当代思想）对布勒东有何欠负？
福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布勒东使写作与知识这两个形象——长期以来对彼此来说对方都是陌生人——充分地交流。法国文学，在布勒东之前，可以轻易地交织观察，分析和观念，但它从来就不是——除了在狄德罗的作品中——一种知识的文学。我相信，这就是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使知识适应于表达（用精神分析，人类学，艺术史等等）方面，布勒东有点像歌德。我相信，我们应该消除这样的一种影像：即布勒东作为非理性的诗人的形象。我们不应反对这种影像，但我们必须在词影像之上叠加上作为知识的写作者的布勒东的影像。
但这作为一种有味的无知 (savorous ignorance) 而（以纪德的方式）给予文学的离开 (leave) 在布勒东的那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得到了确定。对德国人（歌德，托马斯·曼，赫尔曼·布洛赫）来说文学，在作为一种内在化和记忆的事业的时候，就是知识。问题在于作出一种冷静而彻底的，对知识 [connaissance] 的 重新收集，在于占有世界并联系人来对它作出衡量。对布勒东来说，被迫进入知识的写作（以及被迫进入写作的知识）相反是一种把世界推到它的界限之外，迫使它走向边缘，把它放到最接近于最远离它的东西的位置上的方式。这解释了布勒东对无意识，疯狂，和梦的兴趣。
▲ 安德烈·布勒东
提问：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一样？
福柯：是的，但德国浪漫主义者的梦是为觉醒 (awakening，认识) 的光芒所照彻的黑夜，而布勒东的梦则是处在白天中心的不可撼动的黑夜之核。在我看来，这种美妙的，对知识与写作之间的分野的抛弃对当代的表达来说最为重要。确切来说我们恰恰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写作与知识彼此纠缠，正如米歇尔·莱利斯，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米歇尔·比托尔和让-皮埃尔·皮耶的作品见证的那样。
提问：对布勒东来说，存在写作的力量么？
福柯：对布勒东来说，我相信，写作本身，以雪白肉体出现的书，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知道十九世纪末，语言和写作都一直是透明的工具，其中，世界得到反映，分解和改组；但不管怎么说语言和话语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但也许存在一种如此激进而至高无上/具有主权以至于直面世界，与世界抗衡，抵消世界甚至彻底地摧毁世界并在世界之外闪耀的写作。事实上，这种经验在《瞧！那个人》(Ecce Homo) 和在马拉美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清楚的表现。在布勒东那里我们会发现这种作为反-世界的书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对写作状态/身份/地位的改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两种方式：首先，布勒东以某种方式通过使写作彻底地去道德化而重新使它道德化。写作的伦理不再来自于那些人们不得不说的东西，来自人们表达的那些观念，而是来自写作这个事实本身。在这个粗野而暴露的行动中，作者的全部自由介入了，同时，一个言辞的反-宇宙诞生了。
而且，在写作被重新道德化的同时，它也开始在某种坚如磐石的团结 (solidarity) 中存在。它迫使自己出自通过它能够得到言说的东西之外。因此，无疑，也就有了布勒东对法国文学一直摆脱的整个想象王朝的再发现：想象，它与其说生于人晦暗的心灵不如说是在话语明亮的厚实中喷涌出来的。而布勒东，游弋于言辞，穿越了一个在他之前从未被人发现的想象的空间。
提问：但你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时期，布勒东沉迷于政治参与？
福柯：我一直为这样一个事实所震惊：即布勒东作品谈论的不是历史而是革命；不是政治，而是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的绝对的权力。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另一方面是布勒东，二者之间深刻的不兼容无疑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对马克思或萨特来说写作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对布勒东来说，一本书，一个句子，一个词——这些东西本身就构成了世界的反-物质并能够抵消整个宇宙。
▲ 安德烈·布勒东
提问：但布勒东难道没有给生命以同等于写作的重要性么？在《娜嘉》(Nadja, 1928)，《疯狂的爱》(Mad Love, L'Amour fou,1937) 以及《连通器》(The Communicating Vases, vases疑为vessels,法文名为Les Vases communicants, 1932) 中，难道不存在一种写作与生命，生命与写作之间的永恒的渗透么？
福柯：尽管布勒东的其他发现已经至少在歌德，尼采，马拉美和其他人那里得到了宣告，我们真正欠负于他的，我们应该特别归功于他的，是对一个既非哲学空间，亦非文学空间，亦非艺术空间而是“经验”空间的那个空间的发现。今天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其中，经验——以及作为经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的思想——以一种闻所未闻的丰富程度发展，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取消了过去确立的外部区域之边缘的统一和分散之中。
穿越布勒东，巴塔耶，莱利斯，布朗肖，纵横人类学，艺术史，宗教史，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整个网络，利落地扫清了古老的成规(rubrics)，其中，我们的文化自我分类并使关系，联系和不可见的关联出现在我们眼前。很可能，我们要把我们文化的这种新的分散和统一归功于安德烈·布勒东的人和作品。他同时拆散并引导现代经验的整个点状分布的表面。
这种对经验领域的发现允许布勒东完全地外在于“文学”并能够不但与一切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还与文学的存在本身对抗。但这也允许他对可能的语言领域开放，而在之前，这些领域都一直停留自沉默与边缘之中。
这篇访谈是由克洛德·博纳富瓦(Claude Bonnefoy)主持的，最早刊载于《艺术-娱乐》(Arts-Loisirs) 54，1966年 10 月 5 日，原题为《这是一个词语间的游泳者》(“C’était un nageur entre les mots”)。译自西尔维尔·罗特林奇(Sylvere Lotringer)编，丽莎·霍琪罗斯(Lysa Hochroth)和约翰·约翰斯顿(John Johnston)译：《福柯直播（1961-1984年访谈录）》(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1-1984]), Semiotext(e), 1996. p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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