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翻譯《神曲》只是一種偶然。一開始，我只是想通過英譯本研讀一下這部偉大作品，為了更好地把握，我把看過的部分對譯成中文。後來索性想試著把第一部《地獄篇》譯出來。而最終在朋友們的鼓勵下，完成了《神曲》的全部翻譯。這裡面也有必然：首先，《神曲》是我最喜愛的一部作品，其次，我感到與國外相比，目前《神曲》的中譯也實在太少，尤其是詩體譯本。今天我們讀《神曲》，不光是要了解它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體味和借鑒它高超的詩藝。對於文學作品的翻譯來説，除了在內容上準確外，忠實于原著的形式與風格也是十分必要的。
這一浩大的工程歷時三個寒暑，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即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神曲》的主題也許並不複雜，主要是探討人類的罪與贖問題。當然，這不是抽象的，而是摻雜了但丁的個人經歷和當時義大利的社會現實。但丁生在中世紀後期，但他是集中世紀（也包括古希臘）思想之大成。罪與贖是人類面臨的最普遍問題。《地獄篇》中寫的是面臨最嚴重懲罰的罪人，他們除了部分人外，都是罪不可赦，註定要面對永久的懲罰，直到最後的審判。因此，這一部分寫得陰鬱恐怖。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但丁是具有強烈感情的人（並不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只是在內心充滿了仇恨。他恨的不光是一些具體的人，更是人類的犯罪。如果沒有對人類強烈的愛，就不可能有這樣強烈的恨）。《煉獄篇》色調要明亮一些，寫一些罪人通過對自身罪惡的克服，最終凈化而得到救贖的過程。人們一向認為《神曲》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地獄篇》，但托馬斯卡萊爾、艾略特和博爾赫斯等人都認為《煉獄篇》同樣出色，或者可能更出色。我自己也這樣認為。同樣，這部分也更使我感動。人類的貪婪、妒忌、驕傲等罪行在這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而罪人們對自身的凈化表現了人類向上的決心。《天堂篇》則為人類最終的獲救提供了美好的前景。這裡涉及到很多神學和哲學問題，但一點也不乏詩意，是哲學入詩最好的範例。
説到人類的罪惡，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絕大部分人的罪是出於缺少道德和理想，即向上的願望。但我也確實看到了宗教或信仰犯罪。這類主題在文學上不多見，卻多集中在偵探或犯罪小説中。比如《七宗罪》或義大利的艾柯的《玫瑰之名》。犯罪動機並不是出於貪心或報復，而是出於信仰。現在世界上盛行的恐怖主義也正是這樣。信仰本來就與理性無關，但信仰一旦完全喪失了理性，或把信仰孤立起來，就很容易變得瘋狂。但一般説來，更多的罪行是由於人類慾望的膨脹而導致的墮落。人類正是因為有了欲求，才會向前發展的，但欲求超出了一定限度，就會最終導致災難，並毀滅人類自身。
我不是但丁學者，只是一位詩人。因此我在翻譯時更為注重的是語言。但丁的詩句簡樸有力，在翻譯時我力圖做到這一點。但同時我更願使用一些鮮活的語言。我一向反對在譯文中加入成語或文言。何況但丁在創作《神曲》時，他大膽地放棄了通用的拉丁語，而改用了鮮活的義大利俗語。
盡可能保持原有的句式也是我在翻譯時儘量做到的。香港學者黃國彬在論及《神曲》的翻譯時，稱其句法靈活多變，“環回反覆”，這些在英譯中可以得到保持，而漢語在“句法的彈性、變化、環回、反覆”上，無法與印歐語系相比。而這些正是原詩的魅力所在，我在翻譯中儘量照顧到原有的句法，亦步亦趨，心摹手追，目的也只有一個：為無法讀到原文或英譯的讀者最大限度地再現原著的風貌。
《神曲》原文采用了三韻句，韻腳是aba，bcb，cdc，我在翻譯時沒有押韻。原因是義大利文的音樂性在英譯中就很難保持，譯成中文就更無法實現了。我注重的是原詩的風格，並盡可能能準確地保持原有的詩意。我不想改變原來的句式去遷就韻腳。在準確地傳達作品風格和保留韻腳之間我寧願選擇前者。何況詩歌中的音樂性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節奏，悅耳的音律倒還在其次。
在《譯後記》中，我引用了桑塔耶納的話來為自己的重譯辯護。據説僅在二十世紀，美國就有上百個《神曲》的譯本。對名著的重譯並不見得就是一種浪費，而是試圖通過每位譯者對原著的不同體會，使讀者從不同的譯本中更好地把握原著的精神。
《文匯報》2002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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