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多数哲学家不去触及世界本身,而是对它做出发现,不加介入,让这个世界保持完好,以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对另外一些哲学家——尼采就是其中一员——来说,“皆大欢喜的结局”根本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真理和生活相互敌对,因为真理总不免分裂人格,真理自身的死亡是正是真理自身所坚持的真理。本文节选自保罗·韦纳《福柯:其思其人》,原文标题《福柯与政治》,译者赵文。
不要冷漠地看待新生的未来——这是福柯脾性的第一原则,这一原则也使他将《性史》视为朝向新曙光的一种努力。这部恢宏的著作缘起于一种与普遍潮流相悖的思想(性与其说是压抑所指向的目标——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执念),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风格一直是福柯所钟爱的。在开始进行这项工作时,福柯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古代作家。他让自己成为了苏格拉底式“心灵关照”以及主体自我建构或审美化的分析者;最终他本人指出,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在这部大部头著作中看到争取某种未来的努力,这个未来在当代道德化的“话语”的垂死挣扎中放出了曙光。而且福柯也在内心中感受到了一种学者的满足。毕竟,他做的这项工作正是一名知识分子的道德任务的题中之义。
引述他的这样一段话就足够了:
从古代进入基督教时代,我们也就离开了本质上作为个人伦理探索的那种道德,而进入了对规则体系的服从的一种道德。如果说我过去对古代是如此感兴趣,那是因为,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我认为遵守规则体系的道德如今正在消亡之中或已经消亡了。道德的缺席需要——必然需要——一种生存美学。
请注意“必然”这个措辞:它意在表达一种客观可能性,难道不是吗?人类主体如果厌恶空白,那么这个空白恐怕很快就会被填补上。然而这项填补空白的工作正是哲学家的职责所在,难道不是吗(正如福柯所构想的那样)?福柯并不是要推行他所发明的某种道德秩序;毋宁说,他是在努力地促成这个自发的过程。
他的脾性的第二个原则促使他在1979年支持反对伊朗国王沙阿的伊斯兰革命。人们也都还记得,霍梅尼的支持者取得胜利之前,这位阿亚图拉一直在法国避难,并从法国遥控着这场反抗。在法国,至少在万塞纳,伊朗革命在那些放眼世界的心灵中、在第三世界主义者和帝国主义之敌中引起了极大的热情。我和许多人都可以作证,福柯并不是那些天真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他从个人角度总是支持一切反抗的,他也将伊朗的这场反抗视为追求自由的人民起义。他想对此有更多了解(他还为《解放报》做过新闻报导);另外,霍梅尼强烈的个性也让他着迷。
福柯有着向新事物、向未知保持开放的心灵,本着怀疑论对教条有着天然的厌恶。未来(avenir)不可预计、不可想见,福柯对将来(devenir)的庄严性极其敏感。他不愿教条地用西方观念简化这种未来,也不愿把妇女的头巾说成是“最终的手段”(ultima ratio)……所以他才前往法国政府为霍梅尼安排的位于诺夫勒堡的住所去面见霍梅尼。福柯回来后,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去那儿:这个人啊,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能在千里之外号召起千百万人对抗德黑兰街头的坦克”,然后福柯又说道:“他向我谈了他的施政计划;如果他掌了权,人们就有的哭了(福柯这时候抬眼望天,眼中充满了怜悯)。这就是我的所见所闻。
无疑福柯认为伊朗革命应该是一场人民解放斗争。同样,他曾在波兰目睹过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是由苏联坦克所强加的外国专制。“若不是俄国占领,共产主义持续不了两天”,他这样说过。但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福柯也不认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有关民主和人权的信仰,更不用说性别平等了,所有这些观念已经是我们中许多人头脑中的教条。他或许感到这些观念全都是文明中易于消逝的战果,与世上所有东西一样不可能永世长存。更重要的是,他将判断悬置起来:出于他反教条主义的理由,福柯不支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他在一个伟大的高度俯瞰着普遍的历史。
与此同时,出于其原则,他似乎特别欢迎历史学所无法呈现的那些新事物。世界上首次爆发了伊斯兰革命,而这样一种现象的种种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未知的。福柯说自己“对在政治中打开一个宗教维度的这场尝试印象深刻”。虽然宗教只是他全部关切中的极小一部分,但他确乎对这些伊朗人感兴趣,因为他们“在寻求着,甚至是以生命代价寻求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对我们——对我们自身——而言也意味着一种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已被遗忘了的可能性:那就是政治的灵性”。随即他补充说:“我可以听到法国人报以嗤笑,但我知道他们是错误的”。
让我们直说吧。大体而言,福柯反对一切教条,也有着卓然不群的视角,因而他不可能对这场历史发明加以拒绝,也不可能给它背书。他本来至少可以采取一种善意的中立立场,避免成为这种政治灵性的积极支持者,他可以理解它并对这种未来所蕴含的庄严性保持尊敬。然而事实却是,当伊朗群众站出来对抗政府和军队的时候,福柯在自己内心之中深深地被这些伊朗人民的英雄主义震撼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越过了中立的限度,站到了革命的一方,而没来得及仔细审视这种伊斯兰主义是否也将引起招致反抗的义愤。无疑,面对这种极端情况时,福柯立即在理智上受到触动,急于表露他对我们西方“真理”所持的那种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毕竟,人无完人。
福柯支持霍梅尼的立场激起了反对伊斯兰主义和反蒙昧主义的伊朗移民的愤怒,他们来到福柯在巴黎的公寓,决心要在门口将他殴打一番。福柯并不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法国报纸上出现的对他立场的批评文字。对后面的事,我不忍心说下去了。
但还是要面对批评:人们也许会说,“嗯,未来之庄严性,这证明了怀疑论是错的呀,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不能教会人们该去做什么!”但是何尝有过能教导人的哲学或宗教呢——无论何种类型的哲学或宗教无非是让人在某种幻觉之中欣然称信,只是因为这幻觉是合适于我们的?你——除非你是传道者——何尝见过这世界被建造得井然有序,其真理可以根据对人的有用性得到把握?这个世界并不是既成的,更谈不上好与坏:它不是创造好了的,至少不是为我们创造好了的。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做出决断和选择:根本没有从天国或从超验世界降临到我们世界的真理。
福柯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若假以时日,他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在当时,福柯的确认为伊朗“在政治中打开一个宗教维度”。撇开事情的枝节不谈,福柯的全部行动引发了一个根本难题,或者说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必须要怀疑——在逻辑上来说,凡是怀疑论者或任何不自欺的人都会有这种怀疑态度。若不怀疑,那简直就是自毁。一个怀疑论者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可能未来的时候他应采取何种立场呢:在这个未来之中,没有丝毫余地可以容得下怀疑论者的思考?承认这个庄严未来的谱系学家会将会如何呢—如果这个未来让他必须接受这样一种社会:其中宗教、意识形态——或干脆就是文化荒芜——将使他不再是谱系学家?谱系学、怀疑论和思想自由——所有这些都是西方人和接受西化的人们的奢侈品。
别担心,我不会下任何道德命令去禁止充满怀疑的思考者去怀疑使他们成为怀疑者的文化,也不会为了维护怀疑自由而呼吁他们停止怀疑。我唯一希望的只是指出,某些怀疑态度是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Impavidum ferientruinae——灾祸造就勇者(贺拉斯语)……无所畏惧地看着我们运思方式的毁灭,并目睹此运思方式之毁灭乃是对我们所思的确证,所以,我们不得不有一种分裂的人格,在精神中,让自我出离我们的时代和身体。
我们的多数哲学家不去触及世界本身,而是对它做出发现,不加介入,让这个世界保持完好,以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对另外一些哲学家——尼采就是其中一员——来说,“皆大欢喜的结局”根本是不存在的。更糟糕的是,真理和生活相互敌对,因为真理总不免分裂人格,真理自身的死亡是正是真理自身所坚持的真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智者已经宣称怀疑论学说总是自掘坟墓;从另一方面来说,持这种学说之人到头来必然会自食其言,因为毕竟他还要继续生活。但是,至少我们的这位怀疑论者不会用思想给他的政治选择赋予“真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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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Veyne
保罗·韦纳(Paul Veyne, 1930—),巴黎高师毕业,法兰西公学院荣誉教授,法国当代最出色的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古希腊人是否相信他们的神话》《古罗马的性与权力》《我们如何书写历史》等,并主编《私人生活史》第一卷《从罗马到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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