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11月
头条作品
蒋 蓝：
蒋 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中国西部文学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2016中国文艺年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四川散文学会副会长，锦江区作家协会主席，成都文学院终身特约作家。已出版《豹典》《极端动物笔记——动物美学卷》《极端动物笔记——动物哲学卷》《媚骨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梼杌之书》《倒读与反写》《爱与欲望》专著四十部。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
1.朱自清散文奖对蒋蓝的授奖词如下：“当今诗人涉足散文者众多，但作为诗人蒋蓝的散文，个性鲜明，辨识度高，而且是博物散文、博学散文与博识散文。博识固然重要，但常常匮乏的是识见。蒋蓝的散文以其饱满的博识呈现他的识见，在风格上又精工细密，仿佛敦煌壁画般重彩复色。他是复色的，既为蓝，亦为青，甚是缤纷。”你如何看待散文写作？
答：21世纪散文的核心就是真诚，这才是散文的最高精神，这跟当下倡导的非虚构写作有一脉相承之处。非虚构写作散文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近十年写作非常主要的方向。近几年我出版了十几本书，涉及历史、思想、文学，包括历史、地理和人物，我用新闻记者的眼光走到一些文学家还没有走到的现场，用在场的方式再反馈到文学领域。我希望以余生的力量，继续在散文上取得成绩。到那个时候，我希望对朱自清先生说一句话：“你看你的晚辈写得如何？”
2.你的写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中蕴含的深刻哲思与精妙的文笔。正如2012年“人民文学奖”授奖词中提到的，蒋蓝的“笔法老到，比喻精准而动人，文字洗练跳脱，充满细枝末节中的繁茂与绽放。”
答：我是写诗出身，由于出道晚，自谓是“后知后觉”。持续不断的阅读就是最好的老师。文学把一个“好汉”劝化了，训化成一个喜欢文学中人，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散文一般被认为是作者的日常随笔，写些喝茶、吃饭或者生活中的琐事，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去不远。这很容易让读者发生误解，以为散文写作就该如此，但事实并非如此。
散文的“散文性”是唯一的，但同时也应该是思想的承载体，但在当下的散文写作中，拥有独立思想的散文极度缺失，也意味着当前的散文写作其实是有愧于这个时代的。
分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民族性，不擅长思想，加之大陆并没有几个真正有使命感的散文家。我提到最常见的现状是，小说家会在写小说的空隙中写散文，诗人会在写诗之余写散文，很少有真正独立的将生命与散文结合在一起的散文写作者，大多数流于“借道而行”，借散文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而已。目前的“非虚构写作”就为散文注入了奶与蜜。
我认为当下散文的写作问题上不了台面，除去思想之外，还有文本和散文家自己的原因。一些散文家的写作多年来都是在重复自己，可能现在的散文跟他80年代写作的散文是一样的，文本一塌糊涂，没有任何可取性。
3、您的创作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分别有些什么特点或故事？
答：三个阶段。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那不过是写诗过程的摸索、试错阶段；1990年代到1999年，诗歌与散文、随笔交替而行。由于阅读量持续增大，注意力开始由向文学向思想领域蔓延。家乡一个牛逼编辑教育我：“你的文章应该交给《中华读书报》《书屋》《读书》发表啊，不应该为难我们……”这样，我逐渐向外发稿，就此形成习惯。我在外省已有了一些名气，本地乃至四川的文豪们，既不认识我，也不以为然。第三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的，思想写作、诗性写作成为工作，形成了我持续至今的横跨历史人物传记、散文、随笔、非虚构写作、诗歌、思想断片的一种“超级写作”。
4、你的阅读不同于常人。对于这一点（博识及识见）可否举一两个具体例子或概述一下？请问您的博识以及丰富、深刻的识见是怎样形成的？是否与您酷爱读书、随时思考以及多年的记者生涯有关？
答：谈不上什么“博学”，我是杂家而已，这更准确。我是久走夜路常遇野人与野鬼，我也厕身于体制底层。但久处民间，我在自己的屈辱与遭受的白眼里体察出很多况味……读书之道，如果要算段位，我应该符合“黑腰带八段”级别。仅仅是我记录的读书笔记字数就超过了400万字，且30年不辍……两者杂糅，这些经历予以心证，就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经验。这方面例证太多，《媚骨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豹典》《寸铁摭录》里，有大量特殊考证，我对“朱提”“甪端”“蜀”“峨眉”“犍为”“桐花凤”等等的考释，就不是蹈袭旧说。重要的是，这些学术还要返回到文学叙述，这恐怕才是最难之处。
我侧身新闻界已逾十载，接触的全是牛人，社科界一流的学者、作家我采访了近百位，洋人也有十几位。他们学问牛，目光如炬，少数也很牛逼、很牛皮，口念我弥陀，眼睛在喷火，一心三用，我均受益匪浅。
5.作为中国新散文的代表，您对目前的中国散文现状有什么看法？
答：真挚、真实、真理、真在，就是中国散文应该秉承的大纛。汉语诗歌之外，中国散文毫无疑问是世界文学中的一流水准，这两项是中国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文体，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具有汉语如此磅礴、深厚的诗性传统与散文追求。张承志、张炜、杨显惠、王鼎钧等人的文本，也只有东欧部分文本可以相提并论。至于宏大叙事的大散文、市井生活散文、《读者》体的哲理散文、鸡汤式散文，我不反对，你要认为这就是散文，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这些与一流的汉语写作无关。尽管理想的生活就像一场盘盘都要“自摸”的麻将，但我提倡有难度的写作，建议大家也要进行有难度的阅读。读得懂书，比写作更难。
6、您所定义的非虚构写作是什么？它的意义何在？
答：2008年以来，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一再强调，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精神和态度。很多人一直质疑这种文体，直到2015年白俄罗斯女记者兼散文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质疑声立即烟消云散。这也证明了李敬泽的前瞻眼光。这是时代向作家提出的复杂课题，我们就必须应对。
我从2006年开始从事非虚构写作，我理解的非虚构散文写作有四个原则：是否做到了全副身、心地在场；是否做到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正义记录；是否做到了个人独特文本的文学写作；是否采用了跨文体写作来处理历史、思想与现实、地理等寻常散文处理不了的问题。这也是我多年来坚持非虚构散文写作的价值向度。
7、您的非虚构写作起源于哪部作品？在“田野考察”中有些什么故事或感受？
答：我的非虚构写作起于2006年写作《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断代史》，4万字。前后7次去宜宾。采访到很多匪夷所思之人，遇到奇特的事情。一次到宜宾宗场镇采访，汽车无法驶入机耕道，我打摩托车十几里才到达大椦子村，拍摄完凌君如的老房子后，天就黑尽了。几天后我再次从成都前来，房子就拆除了，房主正在翻盖新房，贴满了光丽的瓷砖……一次走在小道上，一个浑身褴褛的少妇一把将我抱住，大喊“我日你先人！”
我说：“日后再说！”
回过神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疯子，为摆脱她缠绵的纠缠，费了不少事。这些“文学田野”经历，构成了我写作背后的很多故事。
8、荣获四川文学奖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主要讲的什么？为什么以四川提督唐友耕的行踪来构成整本书的脉络？写作这本书，有些什么难度？做过哪些“田野”考察，其间有些什么故事或感受？
答：《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是自我挑战的实例。人性极度复杂的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等晚清搅动四川风云的大人物均有交往，我考虑用他的两种踪迹（自然空间踪迹、交往感情踪迹）来盘活1850——1900年的四川断代史。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守城与攻城、拯救与毁灭、人性与兽性，几十件历史细节均有出处。难度在于史料太少，我采用历史还原法（回到事情原点），做了大量踏探，记录了这一段铁血历史。著名作家、“茅奖”得主王火老师勉力我：“做一名文学的福尔摩斯。”
9、您的新作《豹典》有着什么样的特点？这是否又是您的一个突破？您为什么对豹这种动物情有独钟？近期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答：名物之学是伟大的传统学问，也是后起的“注释学”之先兆。我费了很大的劲，搜集了很多材料来进行文学化证明，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散文事情描述空洞、拼命抒情的态势。我近十年做名物之学，从《诗经》名物到《尔雅》，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到现在这个程度，就不止是名物之学，已经深入到巴蜀地缘的深处，思考在汉语尚未进入巴蜀之前的词与物情况。今天的普遍学风主要是使用网络检索，但具有质量的考据与对此的思考，不是网络搜索可以应对的。在现在这样的学风之下，能够完成《豹典》这样的著作，甘苦有谁知？！
我是东方出版社为期10年的签约作家，《豹典》是我系列著作的第六部，20万字，100幅美术图。就题材而论，中国从未出版过豹子的汉语文化专著，翻译作品也未见过。这本书梳理了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豹子西方镜像，同时关注了自《山海经》以来的豹子东方造像，神话学、民族学、诗学、历史学、文学、美术、民俗学、生物学、语言学、装饰学的互嵌，构成了《豹典》斑斓、诡异、独一的言路。我大约动用了近一千种参考资料，很多插图来自大英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的图书馆等，国内从未刊布。
我的精神气质，可能最接近豹。我只能渴望“豹变”，不敢奢望“虎变”——那是“大人”的干活，八格牙路。
我目前已经完成《踪迹史》的第八次修订，补充了10万字，准备在2017年出版；明年内可能还要出版3本随笔、散文集。无他，这就是西西弗斯式的工作。
10.你一再强调“我在蜀地的言路”，可以详细阐释吗？
答：近代画家们感慨，大凡游历过蜀中山水者皆，感蜀地之山少见山石，往往一片葱茏，既有的古人皴法皆无可用。而黄宾虹悟出积墨山画，陈子庄则皴无定法，以花鸟之笔法点染山水，气韵成章。
多年来，我的随笔写作偏重思想言路。是置身个人生活深处的回顾与探幽，我在个体的、碎裂的、独木难支的思考中，写下的文字，如果它们是一地的碎片，拼合起来的光，注定要大于一块镜子的光学时空。
但博尔赫斯好像这样说过：“左右相反的鸟在镜中离去”。
有时，看看周围风起云涌的文学党人，还在忘情修造一些走向空中的巴别塔，但他们的装修策略过于简单，一些取自海德格尔麾下的诸种词句，墙体的瓷砖拼贴，塔身在低云的掩护下，得到了遁词般的呵护。想起来，他们既然无法向叶芝那样独守巴利利塔，把头颅埋入星群和回忆，那就不妨听听诗人杨炼的话，可能更接近现实：他的塔是向下修筑的，一级级通向地心深处。
2009年5月中旬的某个上午，突降暴雨，我在诗人、收藏家钟鸣家听他谈蜀玉文化。雷鸣电闪中，他高亢的语流擦亮一屋子的古物，硬玉闪出诡异之光。镌刻在玉刀、玉斧上的古蜀文字，张开翅膀。
我注意到，蜀人的祖先鱼凫，以打鱼为生，后来杜宇教会老百姓耕作种桑，古蜀国进入农耕社会。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延伸到5000年前。
请注意《韩非子·说林》的一段话：“鳝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然而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为贲诸。”蚕是益虫，蜀是毒虫；蚕、鳝鱼是善良的，蜀、蛇则是恶毒的；蚕代表中原主流的农耕性、编织性的主流文化，蜀则是西南一翼特立独行的祭祀性、消解性文化。
孔颖达疏《尔雅》说：“虫之孤独者蜀，山之孤独者亦名蜀也。”这里的“虫”并非指蚕，而是指与蚕相似的一种毒野虫。其意由《尔雅·释山》引申而来：“大山山亘，属者峄，独者蜀。”意为孤独之山谓之蜀山。蜀人呼“一”为“蜀”，汉代蜀地大学者扬雄《方言》说：“一，蜀也，南雄谓之独。”所谓“一者，道也。”想到这里，我有点开悟了。
蜀地古来就是与中原相对峙的吗？就像一个人在对峙一个积累深厚的奥吉亚斯牛圈，就像蚩尤的脑袋被主流者砍下来，球一样踢！
思想必须在具体时空当中进行，“发生”一词在英文里作take place，意思就是“找一处地方”。是的，我只是在几千年之后的蜀地之上工作、生活、写作，但是我逐渐清晰地意识到，放弃全部的个性，让一个人面容模糊，成为一个思想者，让思想成为了自己的影子内阁，如同一棵树，回到了火柴盒，它只能想象、只能预测自己举起火的时刻。
我想到了汉语当代文学里的一种命名现象：文学人总是喜欢从西方哲学那里借鉴术语，然后予以翻新处理。其实，无论加入了怎样的修饰，甚至与原初定义南辕北辙，但总难以摆脱错位的宿命。1955年8月海德格尔在法国诺曼底所作的《什么是哲学》的讲演中，老海指出：“如果我们用希腊耳朵听到一个希腊词语，我们就会追踪它的Legein（它的说话），它所说的直接的、当下的显现。它所显现的乃是当下存在于我们面前的东西。通过可以听见的希腊词语，我们直接处在事物本身的在场之中，而不是首先处在纯粹的词语——符号的在场之中。”这还进一步意味着，你用汉语文学的耳朵贴近海德格尔的贝壳，存在贝壳、在场贝壳、诗意贝壳、栖居贝壳，听到的未必是大海的涛声，而多半是自己耳朵里的嗡嗡声——记得几年前，美尼尔是综合症就这样困扰我的耳朵。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穆齐尔那样，从文学现实、而非通过异己的耳朵来厘定自己的思想向度？所以，对我而言，远没有诗人雪莱《西风颂》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昂扬乐观，因为，有很多人（比如我）是没有春天的；我也没有像波伏娃在《人总是要死的》当中体现出来的那种生死观，那个得到永生的、经历了欧洲六百年风云的人物——雷蒙·福斯卡，他在漫长的生涯中明白了永生乃是一种天罚。既然如此，死固然是一种解脱，那么活着，活着思考，就是我热爱的工作。
最后一点，如果一个巨大的意外命令我终止自己的工作的话，因无法抗拒，我也会终止。我会想起“和光同尘”的气息。
“一代儒宗”马一浮号湛翁，又号蠲叟。说起“蠲叟”这个号，马一浮这样解释：“余生于蜀，长于蜀……‘蠲’左‘益’右‘蜀’，以示‘蜀’之我有‘益’，这里就不作‘蠲免’之‘蠲’也。”
使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能够让熟悉的事物再度陌生。就如同我向落日举行柔术一般的鞠躬，然后从胯下看出去，就发现那些巍然的巴别塔，顶着一个球，塔居然是向下修筑的，一级级通向大地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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