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发简介】陈先发（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安徽桐城人。１９８９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有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4年）、《前世》（2005年），长篇小说《拉魂腔》（2006年）、诗集《写碑之心》（2011年）等。诗歌主张：“本土性在当代”与“诗哲学”。曾获奖项、被媒体和文学研究机构授予的荣誉有“十月诗歌奖”、“十月文学奖”、“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６年中国十大新锐诗人”、“２００８年中国年度诗人”、“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十大影响力诗人”、“首届中国海南诗歌双年奖”、复旦诗歌特殊贡献奖等数十种。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等多种文字传播。
陈先发：地方性是对个体写作资源更具体的、更深层的确认
（提问者为评论家程一身先生）
1、地方对于诗人有何意义？“对于那些我认为能够成为某个国家文学里程碑的作家来说，这两者都必不可缺：首先是一种鲜明的地域性，其次是与之相结合的一种无意识的普遍性。”“但丁毫无外省气，但是还必须加上一句：并不是说，他不属于一个地方，因而就变得‘最无外省气’。没有人比他更加属于一个地方。”结合艾略特的这两处论述，你认为如何处理地方才有可能成就诗人的伟大？
陈先发：最近看到霍金的一个观点，颇具意味。他先假设了一个鱼缸，里面的金鱼透过弧形的玻璃观察外面的世界，它将得出与我们正常人迥然而异的结论，比如我们眼中的直线运动体现为金鱼眼中的曲线运动。那么，置换一个设问者的位置，我们何以得知我们不是这金鱼？或我们有能力拥有真正的、没被歪曲的实在图像？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不存在与图像和理论无关的实在性。世界的实在性必须依赖某种模型。与他的名言“存在即是被感知”和《时间简史》、黑洞假说一样，霍金以科学的方式对存在之诗性揭示让我震惊。回到我们的问题上，就像霍金的物理学实践对世界的诗性揭示，地方性这个概念对我们所追逐的诗学理想而言，也是一种模型：它被提出并不意味着它对每一个人诗人是必须的，也不意味着对别的模型的否定。它不可被前置为一种诗歌写作的准则，而仅仅是许多个体写作经验的某种集纳。同时，它是一种限制，我们知道，越受限的东西越能明晰呈现。它被提出，不是要宣扬什么新的旗号，而是体现了诗人个体对当代诗风中存在的两个倾向（追逐大而无当的宏观叙述与被生活细节所吞噬的所谓口语诗）双重纠偏的美学冲动。对我而言，地方性既是个地域的概念，更是个时间的、史学气质的概念，是纵与横两种力量的交叉与纠缠。强调地方性，事实上是对写作者个体写作资源更具体的、更深层的一种确认。
2、 “本土性在当代”是你的一项诗歌主张，这和提倡艺术的本土性与当代性相结合的说法有无不同？你为何使用“本土性”而不是“地方性”，二者是何关系？可否这样理解：本土性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但最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当代形态。那么，你所说的“当代”指的是本土的当代现实，还是如何实现对本土性的当代转化？
陈先发：简而言之，地方性是时空两种维度的地域概念，而我所讲的本土性是更注重语种的、族种的、并且更倾向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我不使用所谓本土性与当代性相结合这一说法，它仿佛是在完成某种嫁接，勉力而为的一种强制性合成之意味。我讲本土性在当代，是一种生命力的延续与再生之意味。举个例，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收藏些古瓷器，一件古瓷，我们能迅速界定它是中国而非东瀛或西域的、某个特定窑口的、某个具体朝代的，为什么？因它特有的本土气质与时代信息完全地熔铸在它的表相中了。我们甚至能看清某个具体朝代瓷器在整体瓷器烧制史----这一美学链条上所承担的过渡性角色。同样道理，我想诗人们也能匿名而区分先秦、南北朝、唐、清代这些不同时代的汉诗吧，我们甚至可以精准到一首古诗的作者个人，比如李商隐。再比如，大家都能嗅出俄罗斯不同时代诗歌分别的、独特的韵味。越是契入时代的，越能完成对时间的超越；越是契入本土的，越能完成对整体的超越，我想从审美角度，这是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真正的难题在于，即使是地方性这个看上去有点小的概念，对个体写作者而言，也是个无限复杂的对象物。它应合着康德所谓“自由等于自律”中自律的美学范畴。无论是本土性还是地方性这样受限的概念，不仅不是违逆自由意志的，而且恰是它最好的延伸与开掘。
3、 对你而言，“本土气质”是个重要的诗学概念。你把写作的地方（域）性视为它的一个深刻变种，可否说“本土气质”是原生性的，你能否阐述“本土气质”与地方性的关系？“气质”似乎是你钟爱的词语。它朝向深度，更加抽象，可以体现你的“诗哲学”倾向。能否结合具体诗作，谈谈你所理解的语言气质与“本土气质”之间的关系？
陈先发：我说本土，其实还是特指汉文化主体区域。讲本土，就必须涉及对传统二字的认知。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资源或说是资源的总和，是一种文化的生长演变动力、各类表相和仪式的总和，是它有别于其它文化的区分和界限的总和。这么说，可能有点儿玄。换个说法，是一种文化“之所以如此”的全部内容之总和。汉文化，在现阶段竟然给人一种僵死与缺乏变化的坏印象，其实是当代人的责任，是当代人能力匮乏所致。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往往要以反传统的方式来完成，这样才能构成传统的生生不息。这种“反”，多数时候在方法论的层面，像黄宾虹这种人七十岁以后还有“衰年变法”呢，可见变法之于传统是一种主要因袭方式，而非相反。不澄清对传统的这种认知，本土二字就没法谈。我们都是在传统的喂养下长大的，传统也从未消失，甚至当我们遭遇荒凉渡口时，首先在心里涌出的，并非当下语言对它的描述，而仍是古诗中“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句。许多语境的延续力量仍在这里。我们对它的抵制与逆反不够，以至于不得不立身于它的阴影之下。对我个人而言，与已经形成的东西形成对立，这是写作的基本立场，不是要完全成为“另一种东西”，而是将“对立”植入母体内，形成时代特有方式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是母体中原有的，只是远不够强大。本土性不是个静止的概念，而是个不断纠偏与再生长的概念。我讲的本土性，遭受的一个重大误解是，仿佛要将本土化置为写作的一个目标。其实我只是让写作者唤醒自我成长的根本，而远非让你重复已经生成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应视本土气质为一个写作者语言能力的某种边界，这种边界用于确认自我。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文化及汉诗的本土气质？我在多个场合的论述，就不再啰嗦了。有一条过去讲得不多，东方的、建筑于魔幻现实与轮回理念基础上的神秘主义，而非宗教基础上的神秘主义。
诗哲学这个话题，此处限于篇幅难以展开，对我个人而言，我给传统诗歌与当代性诗歌划了一条小界线，如果诗歌的力量局限在情感范畴内，无论它的技艺多么新颖，它就是传统诗歌。而当一种诗与哲学相互发现与相互呼救时，它就是当代的，因为它的力量永远处在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它不像前者那样是固化的。诗与哲学的交相深入是它们都不致枯竭的根本。一个人的写作远非一种平面模型，它是一个立体的不断生长并偏离轨道再纠偏过程，这中间需要强大的生长动力。对我而言，生长动力是哲学与诗在相互补偿相互激活，哲学的本质是诗性的，而诗的本质既是情感的也是哲学的。一个伟大的当代诗人很难不是个哲学家。
我想起俄罗斯那批作家的流亡气质。曼德尔施塔姆、陀斯陀耶夫斯基、布罗茨基等人，他们的流亡气质在世界文学范畴内是个极度醒目的标志，但汉语作家面临同样的生存困境时却难以形成这种震撼人心的流亡气质，为什么，跟宗教背景有关，本质上跟本土性中批判力的匮乏与哲学层面的思考、追问能力有关。
4、你将现实区分成四个层面，如果仅限于地方现实，可否归纳为地方的客观现实，地方的主观现实，地方的文化现实（或超现实），地方的语言现实。在我看来，这四种现实包含着一个从客观世界向具体作品的转换过程。就此而言，地方的语言现实融合了前三种现实，是前三种现实的最终实现。同时，写作还意味着将方言转换为地方的语言现实。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综合的，也是独特的。你的《鱼篓令》就是一首融合四重现实的代表作。对于当代诗而言，可否这样认为：愈是综合的，愈是现实的？或者是否可以说，综合性已经成为区分真现实诗人与伪现实诗人的一个标志？
陈先发：我曾有个观点，对诗歌而言，存在四个层面的现实：一是感觉层面的现象界，即人的所见、所闻、所嗅、所触等五官知觉的综合体。二是被批判、再选择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即“各眼见各花”的现实。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中国本土文化，其实是一种包含着浓重超现实体的文化，其意味并不比拉美地区淡薄，这一点被忽略了，或说被挖掘得不够深入。每个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逝去的部分”。如梁祝活在我们捕捉的蝶翅上，诸神之迹及种种变异的特象符号，仍存留于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四是语言的现实。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主导的缺陷性过渡，在百年内又屡受政治话语范式的凌迫，迫使诗人必须面对如何恢复与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这个问题，这才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如果不对现实二字进行剥皮式的介入，当代汉诗之新境难免沦入空泛。一个现实的截面，是具体的、或说是地方的，但其中又蕴含着超越地方的因素，很难笼统地界定，要看个案才能确定。
5、按你的理解，诗人普遍生活在屈从与摆脱或超越的对抗状态中。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诗人与地方之间，也是诗人与现实的基本关系，甚至是诗歌的一个恒久主题。说到底，诗歌是对自由的谋求。生活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势必诉诸语言的自由。就此而言，诗人成就的高低是和他的语言自由度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自由诗的积极实践者，你觉得近体诗以来的自由趋势可否由此得到解释？
陈先发：写作不是追求自由意志，而是在表现自由意志，或者说是在描绘自由意志的各种显象。但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必然地在各种镣铐与限制之中，对立由此产生，在我看来，“对立的意愿”与“意愿的对立”是所有艺术的根源。我同时认为，艺术的本质不在于解决这种对立，有时，恰需深化这种对立，才能为我们提供更强的动力。文学不会死于它无力帮助人们摆脱精神困境，而恰会死于它不能发现、不能制造出新的、更深的困境。困境之存，诗性之魂魄也。伟大的写作者奔走于“困境接续”的途中，而不会长久陷于写作的技术性泥潭。此困境的巨大语言镜相，构成了文学史上的群峰连岳。我知道，对当代重要的一批汉语诗人来说，屈居于修辞之中的痛苦一课快结束了。
6、能够坚持批判立场的当代诗人并不多见，你就是一个。在《养鹤问题》中，你察觉自己“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从这句对自身角色转换的描述中，我仍能看出其中存在着一种自我批判精神。据我观察，你并非唯美派的信徒，而是忠于现实的赤子。那么，可否这样说，由于你自身的警醒，“旁观者的位置”并不能真正取代你的批判立场？或者说，你会一直处于赶往旁观者位置的途中？
陈先发：每个时代赋予写作者与思想者一个恰当的位置，站在什么位置上才最适于维持并深究自我的清醒？这是大家都须追问的一个问题。没有强制的标杆、没有必须的定位，因为每个人境遇的差异性如此之大，标准答案本身即是一个讽刺。好在本时代如此复杂多变，足以为每个人预留存放自我的空间。写作的失败之一种，就在于追求同一性、尤其是表层上的同一性，所以我从不认为“批判者”与“旁观者”哪一个才是更佳的位置，答案随时在变化，唯有变化本身是一动不动的。
7、“地方主义诗群”的提出是否刷新或强化了你的诗歌观念，地方在你诗歌写作中的位置是否会有所变化，在将地方融入诗歌方面，今后你有无整体构想或具体考虑？
陈先发：“地域因子”作为我写作的成长要素，一直处于较醒目的位置。陈仲义曾说，我的许多诗背后都有一个潜在的孔镇。孔镇是我家乡的小镇。长诗《姚鼐》、《写碑之心》都缠绕着我家乡的太多符码。并非我刻意地要将这些符号所谓“融入”我的写作，是我实在回避不了它们。回避意味着某种背离与不真实。我认可地方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我需要为它而去专门完成一种建构。在写作实践的上方高悬着某种先行的理念，无疑是一种危险现象，从不需要这么做，这么做的本质与写作的所有要义相悖。
8、当前的诗歌生态环境中存在着哪些有利或不利于诗歌运动的因素，你对推进地方主义诗歌运动的发展有何建议？
陈先发：诗歌生态得益于个体的深化，而非横向的联合，但在客观上存在着你讲的“诗歌运动”对个体的强大推动。如果说有什么不利于诗歌生态建设，那么我说，首要的是一些诗人对某种集体力量的过度迷恋。过度依附于集体行动，完全寄身于某种思潮而放弃个体的深度自省，既是中国文化人一向的毛病，更是个体自信心匮乏的体现。但我这么讲，也并不意味着诗人间的联合行动完全无益，正如这次“地方主义”的提出，确是很有眼光的，但须立足于彼此紧拥着在思想上完成新的发现、看清一个已在个体实践中实施已久但尚未在为命名意义被指出的新立足点。把这种集体性亮相建筑于尊重个体艺术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免于滑向社会学暴动，是诗歌生态中最紧要的一件事。（完）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明天诗歌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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