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生的方式死去

    1975年，桑塔格在体检中发现自己罹患乳腺癌，当时医生告诉她活下去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十，她选择了极端的治疗方案——霍尔斯德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奇迹般地幸存下来；1998年，第二次罹患癌症，这回是子宫癌，却又再次奇迹生还。一般人连一次幸免的可能也没有，她却接连两回从鬼门关逃了出来，这让她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凡事度得过是节，度不过则是劫。两回将劫变成节的桑塔格，第三回失掉了免死铁券——2004年，经诊断患上了特别严重的一种血癌。类似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才能求得生路，不过对已经七十一岁的桑塔格而言，“并非一条充满希望的途径”。不知是否巧合，多年前桑塔格为撰写《疾病的隐喻》时给“白血病”做了这样一条注释——癌症中唯一一种干净的死法、唯一一类能被浪漫化的死亡。“干净的死法”“被浪漫化的死亡”？一语成谶。

    被告知罹患血癌其实意味着被告知死亡。困难不在于人如何面对死亡，而在于人如何面对死亡前的存活。换句话说，如果活着的意义已然失去，如果自己的名字已然被列入勾决名单，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又该怎样将剩余时光打发掉？是讷讷无言地静候还是哀嚎啼哭地挣扎？是终于知道我们真的没什么与众不同还是仍旧盲信自己能死里逃生？生命的本质当此暴露无遗，而人性与人格的本质也随之无所遁形。在桑塔格的儿子，作家戴维·里夫记录母亲最后岁月的回忆录《死海搏击》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暴露也读到了这样的本质。

    “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这是当年的桑塔格吐出的顽强言辞。与其说她揭露了癌症的本质，毋宁说它凸显出这样一句潜台词——癌症只是一种病，而病是可以治愈的。但如果癌症成为死亡的别名呢？我们还能坦然认为这只是“一种病”吗？它真的没有“意义”吗？

    因此，戴维的《死海搏击》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那个早先视癌症不过为“一种病”而已的桑塔格，这回真的终于俯首确认自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亦如芸芸众生般恐惧死亡。

    我们看到她在身体检查前“一遍又一遍地说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戴维也空洞地重复着这句话，互相给予廉价的安慰；等到医生不加修饰地告诉真相时，她所能做的只是“沉默”，唯一的反应只是不断的叹气声；忽而极度狂躁地失眠、紧张，忽而蓬头垢面地昏昏欲睡，公寓里仿佛“有死产儿的鬼魂在凄厉地尖叫”；看医生的时候无比专注，可一旦离开，至多几分钟，她就坚持说自己任何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向来对体育赛事不感兴趣，但在诊断出血癌之前的某个时候，却对同样身患癌症濒临死亡边缘的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的故事热衷不已；咄咄逼人的桑塔格即便面对死亡也绝不坐以待毙，从不满足于仅仅接受提供给她的治疗方案，四处寻找能够改变状况、让她获得更大存活几率的专家，即便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徒劳，亦复如此；从不为任何事求人的她，这回“愿意为在世上争取到更多的时间而牺牲一切，除了尊严”，她虔诚地相信科学能多少给予她缓刑的可能。所有的这些，只是希望能多活一些日子。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对死亡的恐惧，不过我更愿意将其看做是对生活的眷恋——她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那么多事要做。

    在母亲死去几个月后，戴维终于鼓起勇气打开了母亲的日记。让他承受不了的是，她是如此频繁而深切地感到不幸福。然而，即便在最为凄楚的日记里，写着写着，她依旧会考虑自己日后的工作计划——开列出那些准备写的文章、准备看的书、准备去的地方、准备听的音乐。换句话说，如果疾病让她感到“不幸福”，那这不幸福的真正原因并非其它——而是它真的让她的这些工作永远沦为“准备”而已。

    “很快，很快我们就会知晓，没有我们星球照转，我们是否接受得了”，以色列诗人科夫纳如此描绘自己奄奄一息的感觉。是的，没有一条生命伟大到没了它星球停止。问题不在死亡的结果，而在死亡的方式，死亡的态度。桑塔格自始至终都未曾主动走向死亡，她不仅是恐惧死亡，更是以其全部的生命向死亡的反方向狂奔冲突，她以她的方式死去，而死亡对她而言，不过是一种活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