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江健三郎致桑塔格的信

              （之一）：弄脏巢穴的作家
　　
　　大江健三郎的随笔集中收录有公开发表的写给桑塔格的两封信。落款日期分别是1999年4月25日和1999年6月25日。我想就这两封信展开谈一下，或可看到大江对桑塔格的某种态度，并一窥其文学思想以及时代精神。先想到哪说到哪，说到哪就算哪儿啦。
　　
　　首先，大江谈到桑塔格一本成功描写新女性形象的历史小说《热爱火山的人》（《火山情人》）。此书自由的叙述语调令人喜爱，“你将广岛、长崎两座城市的惨剧与死灰降临的庞贝这一情景、在历史之中而又超越了历史的情景叠印起来，你的想象力的质地是相当富有真实感的。”而桑塔格此种想象力质地的一个鲜明特征，按大江看来，便是把持续观察“初期怪物”的经验和“被巨大的灾难意向所迷惑”的事件相结合。联系到20世纪末期持续报道的灾难事件，人们自然会想起在萨拉热窝大灾难最严重的时刻，桑塔格一直从事的充满人的尊严与勇气的活动。
　　（一九九三年，波黑冲突，桑塔格来到萨拉热窝，在战火硝烟中导演了戏剧《等待戈多》。以此向世人表明，战火下的人民并未沦落为走兽，丧失生活的信念，他们始终抱有人的尊严。桑塔格写到：“演一出戏，对当地的戏剧界专业人士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使他们成为正常人，即是说，使他们可以做在战前所做的事情；而不只是成为运水者和人道援助的消极接受者。”不是同情，是参与，是共同的承付，守卫共同的良心与荣耀。）
　　而大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原子弹爆炸过后的广岛以及“广岛人”的持续考察，并写下《广岛札记》，无疑是与桑塔格相辉映的，充满人的尊严与勇气的活动。《广岛札记》中记述了形形色色的广岛人，那些在灾难阴影里沉默着度过余生的人，那些忍受不了辐射性原子病及其恐怖而丧失生命斗志的人，那些终生致力于原子病医疗的人，那些生命垂危之际留下宝贵诗行或手记的人，那些甫一出生就遭受白血病侵袭的人……大江描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描述了他们的企盼以及对外界的要求，将一个真实的广岛带到世人面前。《广岛札记》中，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是一个贯穿札记始终的人物，以他为首的人们，决不绝望，决不抱奢望，恰是想真正表达广岛思想的人。大江写道，“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大江记下“广岛人”所受灾难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欲求将自身身份切实恢复为一个普通人的愿望。在《广岛巡礼》一章中，大江描绘了一个隐瞒自身白血病的原子弹受害青年。在白血球数量被暂时控制的两年“假期”里，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而依然投身社会。同正常人一样生活。两年里，他是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并拥有了一名20岁的未婚妻。但两年之后，他终于没有逃脱死神的追捕，在难熬的疼痛中死去。而他的未婚妻，在向医护人员道谢后，竟也平静的自杀了。他们的死，被大江称作威严的死。男青年自是在心怀热情与克制下，度过了两年的正常生活，而后去世。他的恋人呢，随他而去，在大江看来，这既非殉情，亦非被逼绝境万不得已的自杀——“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一直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将自身的命运彻底投入恋人的命运之中，她以柔弱的牺牲姿态，无辜担下国家的恶 ，并“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
　　
　　引借桑塔格的评论，大江谈到了自己最为忧心的话题：日本的政治性制度及发生事件被非常露骨而又暧昧地赋予的方向性。日本为在亚洲全面参加美国的世界战略而出台的“周边事态法案”，让大江悲哀地感受到宪法被践踏，以及极端国家主义情绪的复苏。
　　桑塔格曾写道，“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二十世纪一个巨大的故事。据此，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真正巨大的故事，不过只是历史的一章，已经终结。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甚至可能被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在信中，大江复述了这段话，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那真正的“巨大故事”的当下忧虑：“（进步派的知识分子）正如在‘周边事态法案’出台时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面对宪法的被空洞化，他们也只是嘲讽一番了事。在极端国家主义伴随着悲惨的牺牲而毁灭之后，国民拥有了自己的民主主义宪法，但这宪法却成了被广泛嘲讽的对象。在这样的国家里，法西斯‘故事’地扮演准备不是很容易的吗？”
　　
　　大江所忧虑的日本社会，正是以有独立见解、坚持不懈的读者为基础的精英出版力量逐渐衰弱，广告作为超级畅销物的生产体制，媒体批判性被急剧削弱的时代浮浪下的社会。怀有此种危机感，大江想到桑塔格关于西方体制下资本主义使家庭、共同体及国家变得软弱无力的批判。不同的危机感，体现着的却都是人在社会中的异化，传统道德力量的沦陷。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渡过少年岁月，在日本二战失败后的混乱时期和追求民主国家的新生时代送走青春年华的小说家，面对时代的浮沉气息，体悟的特别敏锐。
　　四国的森林里，日本战败的夏天，少年大江通过广播，听到了曾是超国家主义的神——天皇，用人的声音说话，那是他少年时代对这世界感受最深的变化；被占领的日子里，读着《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成长的青年大江迷恋上了民主主义教育，那些思想带给他自我的觉醒，带给他对意识形态多样性的感觉，并成为他未来生活方式中的本质性东西和一惯的文学表现；成年大江多次赴广岛、冲绳调查原子弹爆炸的惨状，写下一组组札记。正是对广岛的书写，大江确认了自己作为日本小说家的身份；残疾人儿子大江光的出生，使得大江的现实生活与文学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从儿子身上体悟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以后，他开始把“残疾”的苦痛带入文学，并使其与关注“核时代”的主题一起成为大江文学表现的双生花。或许，就是这两个主题，才塑造了我们眼中的大江吧。正如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中所说，“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贯彻了大江作品的始终，形成了他的文学特色。而对“核”，对“残疾人儿子”，这些独特现实“模特儿”的关注，虽然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真正超越了语言与文化，让世界读者感到亲切。
　　
　　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曾参加了亚特兰大举办的和以前的获奖者们恳谈的会议。回途参加聚会，桑塔格与萨伊德也曾与会。桑塔格问起为何要出席那样无聊的聚会，大江作了如下答复：“帕斯来自墨西哥，索因卡来自尼日利亚，沃尔科特来自加勒比海，莫里森是美国黑人，还有布罗斯基，出身于解体的苏联，他们各自都将生活于二十世纪的伤痕刻入了灵魂，并予以普遍性的表现。而我自己，则是作为在极端国家主义的日本渡过少年时代、在战后民主主义辉煌与幻灭中渡过青春及其以后生活的典型，去参加那个会议的……”也许正因如此，大江才会怀有更多的幻灭感，体会到更多的伤痛，进行着更多令人敬佩而希望渺茫的努力。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对大江说，在德语里，把作家，像大江这样、像君特·格拉斯这样的作家，叫做用粪便弄脏自己巢穴的鸟。而大江面对这样的说法是骄傲的，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名字与同时代的格拉斯放在了一起，更多的，想必是他意识到，弄“脏”巢穴是必要的，这正是他所要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