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我觉得老于将“如何写”和“写什么”搞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循环论证。探讨两个相互对立的问题说明这是个假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将问题解释得更清晰,而是更混乱。我将“如何写”和“写什么”看做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首先是“写什么”,然后再解决“如何写”。“写什么”关乎个人的视野、眼光、判断力、道德状况,有什么样的识断,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现场和时代状况。不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是自欺欺人的写作,游戏、巫性、复古、返魅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诗人绝非“无中生有”的通灵者,诗人本身即是一个“有”,只需考虑写作的实践经验即可得出此结论。很多“学院派”的写作信条上写满了“如何写”,而“写什么”往往被享乐主义的技术狂欢所淹没、消解。一首诗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拐了十八道漂亮的弯,而在于它最终抵达了哪里,并在此抵达之途中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心灵、境遇、精神、混沌、以及一个诗人的手艺。“手艺”是“如何写”的必要保证,没有这一层保证,写作变成现实的工具、无难度的口水、娱乐的对象、集体主义的抒情是很自然的事情。
　　于坚说现在“诗歌被冷落,是因为它坚持了‘无用’”,在我看来,并非是“坚持”,而是彻底“沦为”了无用。当然,此“用”非彼“用”。也就是说,诗歌被冷落是诗人自找的,而不是他真的坚持了什么。曾有学者发问:“中国还有值得尊敬的作家吗?”(丁东)这个发问的逻辑起点是:作家应该向社会提供点什么。你说你提供了“无用”,明显的不合时宜。诗人真的提供了手艺的、审美的“无用性”了吗?其实也未必。读读当下的诗歌作品,人情冷暖、入世情怀、守雌守默、民胞物与,似乎都不缺少,诗人们普遍是“用世”的,但令人沮丧的是,大部分诗歌读上去都显得那么平庸,无力感,像这秋后收割一空的大地,没有一点清新的气象,独缺一种澡雪的精神。“写什么”的问题立不住,精神的路径不得解决,难免满脸烟火之色,在生活的世界或取或予,与时俯仰,皆有失分寸。
　　没有人向诗歌要答案,诗人所能提供的也许只是一堆质疑、迷惑、困难、叹息、矛盾或绝望,但诗人不应提供虚假的光荣、表面的正义、深沉的谬误、精美的垃圾。诗人不是手提斧子的人,他提着自己的头,惯于走夜路。浅唱低吟不是现代诗人的典型形象,波西米亚不是,垮掉的一代也不是,我们必须重塑汉语诗人自己的形象。在现代社会的文化结构里,诗人的身份危机已不言自明。这是一场美学危机还是一种道德危机?诗歌自身的美学理想能够挽救这一切吗?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诸多疑问指向诗人自身。简单的道德主义不可能挽救一首诗,美学的浅尝低吟则会加剧诗人身份的合法性危机。关于诗歌,有两个古老的争论:诗与宗教,诗与哲学。诗担当不起现代人的宗教,上帝已死,诗人是否也要跟着一起死去?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曾将哲学引向对诗的投降,这不是对诗歌的救赎,是在返魅意义上的利用。如今,我们面临同一问题的不同面相:道德与美。道德压倒审美,会导致集体主义的义愤感;而审美压倒道德,则会使诗人从时代的现场中消失,成为不义的一群。诗人作为独立的审美的个体,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不必自诩为“比你较为神圣”的一群,诗人必须不断自问:如何表达现代性,如何从精神上把握这个时代,并在诗歌上开创一个黄金时代?除了审美之维外,还有伦理之维,诗人必须回到时代的现场中,而不是自我边缘化,才不会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诗人必须领受一项道德义务——去感受自我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团结感”,在有限之中而与无限相关联。
　　
　　向来就有两类作家,在道德与美的双刃上跳不同的舞蹈。理查德·罗蒂曾援引纳博科夫和乔治·奥威尔的例子来说明这两类作家。纳博科夫对道德主义的奥威尔充满鄙夷,而对自己那种不顾大难当前、对于芝麻小事产生惊讶好奇的能力、对生命中的儿戏般的小注脚满怀得意之情。“凡是只能在入世情怀方面而无法在风格方面提供教诲的作家,都不能获得不朽。”罗蒂基本上做了持平之论:“我要强调,在若干重要的目的上,例如引起愤怒的颤栗和激发反感与羞耻,奥威尔与狄更斯有志一同;而在其他若干目的上,例如引起肩胛骨之间的激荡和美感的喜乐,纳博科夫与狄更斯不谋而合。”“不同的作家想做不同的事情,普鲁斯特想要自律和美;尼采和海德格尔想要自律和雄伟;纳博科夫想要美和自卫自保,奥威尔想对受苦受难的人们有用。他们都成功了,每个人都获得了杰出而同等的成功。”(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
　　前些时间,曾和朋友谈起了“我们的精神”问题。我们的核心价值何在?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方向上创造自己的传统?什么才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我觉得我们的出路还是在于精神。这精神关乎我们的良知、视野、识断、创造力和行动力,而其指向首先便是这“满目滔滔”的时代现场。诸神缺失的时代,如果连诗人们都心志凋零,成为思想史上的缺席者、失踪者,谁又能来安慰这小小的灰暗的人生世界?一个诗人能够承担什么呢?天地良心,承担你该承担的一切,再也没人向你下命令。但我不相信“别裁别趣”是一种承担,我也不相信“文化复古”是一种方向。看不清“现场的事物”,看不清个体的实存和语言的现实,总归是一个问题。诗人们忙于接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而我们时代的现实却远未与世界接轨。在这个技术统治的同质化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恶的质素四处蔓延的国度,诗人可谓“天降大任”,平庸即是一种罪。朱夫子当年论“人才之坏”,曾感慨“如今士大夫,但说据我逐时恁地做,也做得事业;说道学,说正心,修身,都是闲说话”。总之我们现在也是闲说话有余,出世或闲适有余,复古或后退有余,先锋或愤怒有余,与时俯仰以就功名有余,而清洁不足,自省不足,格局不足,廉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