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于一”到“杂于一”

  在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发生了创造力型态的“转形”,西川是少数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诗向着“包容”、“反讽”、“对话”、“悖论”、“综合创造力”敞开,并有力地影响了许多同代人的写作,我想,每个有效的诗人,都会有写作中的“命运伙伴”(像斯宾塞说的“力的持久性”一样),它大于我们的书写对象和知识对象,它位于经验背后,是经验得以“结构”的基础。在先锋诗歌的写作中,我知道一些诗人的“命运伙伴”分别是:地缘风俗,殖民文化的都市,反向意识形态,低消费的四处游荡,女人,植物,农耕仪典,(特定科属的)动物,某位西方强力诗人,宗教(包括各类亚宗教),或酒,或古典类书……如此等等。谁是西川90年代以来写作的“命运伙伴”?我想,那一定是诗中那个蒙面的怀疑论者。他与光天化日下的怀疑论者不同,其因蒙面,他既是怀疑论者,同时也是那疑团,正是“他”的说话,使西川的诗多出了一些声部,在独白、对话、混声和聆听中,西川写出了使他再次引人注目的诗作,综合表达了“我和实存世界”,“我和超自然”,“我和他”,“我和你”,乃至“我和我”……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这个蒙面的怀疑论者在西川的短诗中还遵循着所谓文体规范,我称之为的“常体”的话,那么在他90年代以来的长诗中,则逸出了常体,呈现出一种猛烈变构的“杂体”形式。诗人发明了一种解体的形式,以对称和对抗于解体的时代,这个杂体不再遵循预设的诗型,而是笔随心走,随物赋形,看似无体,实则体匿性存,更有难度地表达了诗人宽大的本体意识,即形式是达到了目的的内容,内容是完成了的形式。诗人更内在地实践着“舞蹈和舞者不能分开”的现代性写作理想。西川没有陷入成熟的停顿,而是主动寻求更高的写作难度,突破界线,使自己的诗歌从形式到内涵都获具了陌生的独立性。如果说这里依然有较浓郁的文本间性的话,那也不是简单的引发和扩充已知“意义”,而主要是以个人的心智,参与和改写已知意义,甚至生产出全新的意义。西川的杂体长诗,如《致敬》、《鹰的话语》、《厄运》、《小老儿》、《芳名》、《思想练习》等,不仅是90年代中国诗歌转型最重要的标识,而且在我眼里,它们在现代汉诗的发展史上亦可称为不可绕过的典范性文本。西川向着形式和意蕴的未知地带的探险,不止改变了诗歌本身,也达到了对“自我意识”的拓展和改造。我想,衡估一个成熟诗人的写作是否具有“重要性”,有一条屡试不爽的标准,看他是否因为自己的文本创造,而生成了新的自我。对于一个成熟的写作者来说,如果他不因为自己的创作而发生灵魂的改变,那他为什么还要不息地工作呢?
请看西川长诗《厄运》给我们提供的陌生化书写格局:
……他努力学习,学习到半夜女鬼为他洗脚;他努力劳动,劳动到地里不再有收成/长庚星闪耀在天边,他的顺风船开到了长庚星下面。带着私奔的快感他敲开尼禄的家门,漫步在雄伟的广场,他的口臭让尼禄感到厌烦/另一个半球的神祗听见他的蠢话/另一个半球的蠢人招待他面包渣。可在故乡人看来他已经成功:一回到祖国他就在有限的范围里实行起小小的暴政……
——《厄运·009734》
很明显,诗人考虑的不是什么“文类规范”,像不像一首“好诗”,而是更深入的历史想象力和话语的活力及有效性问题。诗中的“他”,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足够承载力的“历史符号”。诗人自觉地将自己的叙述话语织入一张更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系谱网中,通过互文性关系,发现了这个身份不明的“他”是由近代以来的历史、现实和文化之网编织而成的多重矛盾主体。我们看到,即使后来在“他”追求精神“私奔”的反传统姿态背后,不期然中依然顺理成章地依循于专制或蒙昧主义的传统。“他”使我们纵深反思,在某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一代人精神构型内部存在着的价值龃龉。西川这种语型和结构,的确颠覆了文体的界限,但却有效地扩大了诗歌文体的包容力。他坚持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个人写作”,但又使之进入更广阔的有机知识分子公共交流和对话平台,诗歌具有了触及历史、时代和知识分子公众情感的力量。
与他的“常体诗”相比,西川的杂体诗更体现出对思想问题的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诗歌独特的存在依据。正如其所述,“我对思想问题的关心绝不意味着我的写作完全哲学化了。事实上,不论是哲学、伦理学,还是历史、宗教,甚至迷信,我都不想在诗歌中对它们直接加以讨论。在诗歌中,我迷恋的是它们的美学意义。我把哲学、伦理学、历史、宗教、迷信中的悖论模式引入诗歌以便形成我自己的伪哲学、伪理性语言方式,以便使诗歌获得生活和历史的强度。”口戢认为,所谓“伪哲学”就是在哲学思辩无力面对的“飞地”上展开诗人的工作,悍然闯入荒谬地带,命名和守护悖论、矛盾、歧义、荒谬以如其所是的形态存在,防止它被哲学话语和科技话语所简化和抹杀。诗人不想虚假地弥合裂缝,毋宁说他更扩大了这个裂缝,在裂缝中洞透生存和生命的真实。相应地,“伪理性”既不同于思辩和实用理性,也不同于寄生在对手身上的反理性,而是融合了生命直觉、意志、玄学、内省、奇想的个体“别趣”之思。它成为烛照理性的镜子,或者说是理性被解码、解域后,思想的进一步延伸。要使理性和反理性同时“短路”,在偏见和奇想中依然保持深刻的“思”的品质和写作的严肃性,这或许就是诗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