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

 　　唐:近些年来国际汉学界不断探讨诸如“中国性”、“中文性”、“汉语性”这样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一道文化风景;海内外不少诗人、作家都就此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是我本人,迄今还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认为这对你的写作而言是一个问题吗?抑或只是个假问题?
　　北岛:我在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翻译文体”问题。我的主要观点是,1949年以后一批重要的诗人与作家被迫停笔,改行搞翻译,从而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又是我们后来竭力摆脱的。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是个真问题,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抽象地谈“汉语性”很难,那是评论家的事。
　　唐:八十年代初,你曾经最早警告说当代诗歌正面临着“形式的危机”,那是“不够用”的危机。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有人认为情况被反了过来:危机依然存在,但已经变成了“形式过剩的危机”。在你的视野中是这样吗?你现在怎么看所谓“新诗”的形式问题?
　　北岛:现在我依然认为我们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背后当然潜藏着各种危机。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式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诗歌神秘莫测,只有从形式入手,才骗不了人。这些年正因为我们忙于空谈,而缺少诸如细读这类的形式主义的批评,才造成鱼目混珠的现象。
　　唐:既是一个诗人、作家,又是一个事实上的公众人物,这种“双重身份”是否经常令你为难?你是怎么协调二者之间从根本上说是彼此冲突的关系的?
　　北岛:说来每个窗户都有双重身份:内与外,打开或关上。冲突也可以是一种平衡。
　　唐:你曾在(《背景》一诗中写道:“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我理解这里的“背景”、“重返”和“故乡”都有着多重涵义。现在“故乡”的“背景”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改”了,“重返”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了,问题是,这种重返很可能不会是你原本所预期的“重返”。它完全可能成为一种错位。假如是这样,你会感到失望吗?
　　北岛:其实这是个悖论。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但回家之路是没有的。这甚至说不上是失望,而是在人生荒谬前的困惑与迷失。
　　唐:相对说来,你了解这些年国内诗歌的发展情况可能要方便些。能谈谈你的有关看法吗?
　　北岛:这些年来我未置身其中,故有隔的感觉,距离也给了我作为局外人的特权。令人欣慰的是,某些重要诗人包括年轻一代的诗人仍在坚守岗位,他们的作品构成中国当代诗歌的支点。九十年代的诗歌,给我印象是相当复杂的。我常在想,发端于五四运动的中国新诗,在漫长的停滞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地下酝酿,到八十年代初爆发而成气候,然后进入商业化的九十年代。作为一个传统,它的动力和缺憾在哪儿?其实说来,九十年代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是从我们那儿开始的。我们从来没有足够的自省意识,没有对传统更深刻的认知。这是中国当代诗歌根儿上的问题。不刨根问底,我们就不可能有长进。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当“朦胧诗”在争论中获得公认后,我的写作出现空白,这一状态持续了好几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漂泊及孤悬状态,我个人的写作只会倒退或停止。八十年代的“胜利大逃亡”,埋下危险的种子,给后继者造成错觉与幻象。再加上标准的混乱,诗歌评论的缺席,小圈子的固步自封以及对话语权的争夺,进一步加深这一危机。我有时翻开诗歌刊物或到文学网站上浏览,真为那些一挥而就的诗作汗颜。我以为我们,对此有共识的诗人和评论家,有必要从诗歌的ABC开始,做些扎实的工作,为中国诗歌的复兴尽点儿力。
　　唐:让我们抓住你所说的(新诗)传统的“动力和缺憾”问题。在我看来它极为重要。你能不能扼要地从正面谈一谈你的个人看法?
　　北岛:马查多认为,诗歌是忧郁的载体。也许这就是我所说的“动力与缺憾”的问题所在,即在中国新诗的传统中,要么缺少真正的忧郁,要么缺少其载体。这样说似乎有点儿耸人听闻,但细想想是有道理的。你看看,如果一个诗人不是被悲哀打倒的人,他能写些什么呢?而那些被悲哀打倒的人,往往又找不到形式的载体。回顾近一百年的中国新诗历史,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我想这和我们民族总体上缺乏信仰注重功利及时行乐的倾向有关。
　　唐:这肯定是一个大题目,但这次恐怕来不及深入了。好在还有的是机会。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访谈。就我个人而言,你与其说回答了,不如说提出了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启示着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讨论。我想这也会是许多读者的看法。再次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