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瓦尔德：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将来的传记作者。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会懒惰地照抄公开的记录：雅克·德里达1930年7月15日生于靠近阿尔及尔的埃尔比哈。也许该由你来定一个与这个生理意义上的出生相对的“真正的”出生日期。所谓“真正的”出生，是指从私人的或公众的事件中演化而来的出生，它使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你自己。
德里达：作为一个谈话的开端，这有点太难了。你居然说：“该由你”来确定你的出生时间。不，如果有任何不能“由我”来定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便是一件，不管我们是在谈论成为公开记录的客观的、你称为“生理意义上的出生”，还是“真正的出生”。是谁曾说过人只降生一次？然而人们又怎能否认即使历经这些所有不同的、约定的出生，出生仍是一个单一的、同一的时间，是一个独特的时间呢？这一时间始终坚持如一并且永远被重复着。这是我在《轮回》(Circumfession)一书中详细描述过的东西中的一小部分。“我尚未落地”是因为决定我那说得出名的身份的时刻被从我身上拿走了。一切都是被安排的，各居其所。这就是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于是，通过这么多不同的中转，人们只能试图去夺回这种失窃物，这种失窃能够、而且不得不再三发生。但是不管它会是如何地畅行无阻和分身有术、这“唯一的一次”还是会予以抵制的。
埃瓦尔德：你是否在说你不想要任何身份？
德里达：正相反，我像其他所有人一样，想要身份。但是我无意通过翻转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来抵制它，这个“我”构成了抵制的真正形式。每次这种身份总是自我发布，每次一种归属感总是限制住我，如果我误入此途的话，有人或有东西就会叫道：“当心陷阱，你被逮住了。挣脱锁链，使自己脱身，你在别处还另有约定。”这并不很富有创造性，不是吗？
埃瓦尔德：你现在做的工作的目的是否在于重新找到身份?
德里达：这毫无疑问，但这种试图重新发现自己的举动又再一次疏远了自身。人们应该，而且能够对这个难以逾越的鸿沟的法则加以定形。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身份认同是针对自身的一种差异，是自身的一种差异，也是没有自身或排除自身的差异。回归出生的循环只能是敞开的，但这同时是一次机遇、一个生命的符号，又是一道伤口。如果在说着“我出生”的大量言词或知识的基础上，将出生封闭起来，那便是死亡。
埃瓦尔德：“解构”这一术语是否表明了你的根本性计划？
德里达：我从未有过一个“根本性计划”。而至于“解构”，我更愿意用复数来指称它，无疑我从未称其过某种计划、方法或系统，尤其是从未称其过一种哲学系统。在总是非常确定的语境中，通过转喻我表明了(这是可能的表达方式之一)发生或碰巧没有发生的一切事实上是某种有规律地重复的错位。不管怎样，存在着并非空无的某种东西：例如，在我们称为古典哲学的文本中，在每一个广义的”文本”中，我试图证明解构这个词在社会、历史、经济、技术、军事等等“现实”中，都存在着一种错位。例如，所谓的“海湾战争”事件就是事件就是这些解构现象的一个有力的、壮观的、悲剧性的凝聚。在这场战火中，在这次“地震”中，我刚提到的所有这些结构和所有这些基础——西方社会和哲学历史——的断裂谱系都在颤抖。一方关联着几种伟大的(不管人们怎么说)、不容调和的一神教，另一方关联着自然语言和民族感情、民主观念和政治神学，并且最终关联着一种国际法规念的无止境进步，而这种国际法的局限性现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更清楚。这些局限性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代表国际法或引用国际法的人总是为了既定的霸权利益来接受国际法，而他们能做的无非是无限度地歪曲这个法律，面巨还因为国际法是建立在(因而也限制于)欧洲哲学的现代性(国家、政体、民主、政体中议会制民主、民主或非民主的观念，等等)概念基础上的，更不用说从内部把科学、技术、军事同这些难以对付的问题相联系的东西了。这些暴力解构现象正在进行，正在发生，它并不等待有人完成对我刚才引发出来的这一切进行哲学理论分析，总之，这种分析是必要的，然而又是无止境的，而那些炮声则使解读成为可能，这样的解读将永远不会主宰整个事件：这种解读只在那儿起干扰作用，它被铭写在那儿。
埃瓦尔德：解构和批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德里达：我认为批判的理念必须永不能被抛弃，它有一个历史和先决条件、对其进行解构的分析也是必需的。
埃瓦尔德：人们是否能说解构是你用来阅读和写作的技巧呢？
德里达：我更愿意说解构是阅读与写作的一种形式或表现。这种形式保持必要的局限性，它是由一组开放性语境的特征(语言、历史、我正在其中写作的，或以各种与我有关的多少具有偶然性的东西将我铭写于其中的欧洲情景，等等)决定的。正如我刚才所说，解构是存在的，到处都有解构现象。在法国或在西方，在哲学、政法、美学和其他种类的研究中，以技术、规则、程序的形式呈观的是一个界限明确的结构；它被地球与世界之间更广阔、更模糊、更有力的过程支撑着，并因此被超越。
埃瓦尔德：因此，解构不只是大学里文学或哲学教授的批判活动，它是一个历史性运动。康德赋予他的时代以批判的特征，人们是否能说我们是处于一个解构的时代呢？
德里达：让我们说这是一个以解构为主题的时代，这个主题事实上接受了某个名称，并在再造的方法和模式上使自己定型到一定的程序。但是解构并不在那儿开始或结束。对强化解构、对向这一主题与名称的转化、对向这一定形的开端的转化作一说明，肯定是必需的，然而依然是极其困难的。
埃瓦尔德：适当的历史性标记是什么呢？
德里达：我不知道。人们肯定永远不该对这祥的路标放弃历史性的确认，但我想知道是否有东西可以在此以唯一的“历史性标记”的形式而出观，甚至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以这样的形式被提出来，而没有明显地隐含一个也许应该被悬置起来的历史编纂学的公理系统，因为它与解构的哲学因素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在谈论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就称“解构”)不是在被公认地称为“历史”的东西，即伴有时期、年代或革命、变化、不断涌现的现象、破裂、断层、认识、范例、行政区划的具有方向性的历史的内部发生的。每一个“解构的”阅读都呼唤着存在于这些多样性的“标记”中的别样的“标记”，但我不知道它们将围绕哪一个伟大的轴进行运转。如果，就像我这样，人仃]也对历史，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的纪元” (epochality of Being)有所保留，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从一个现象性的、甚至是琐碎的观点看，我们刚才谈论的强化和主题化，的确是与冷战后的世界范围的双重格局是“同时代的”，是与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代的”，是与正在分离欧洲，并粗暴地把它与一个甚至不再是它的他者的一个他者住在一起的东西是“同时代的”。
埃瓦尔德：你是否在谈论人类学的推论？
德里达：人类学作为一个科学的计划肯定不是一种根由，在这点上它并没超过任何其他的知识形式。而人种学的知识将是具有冲击力的一种知识，事实上是这个总的剧变中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冲击力。它反映了有关殖民化和非殖民化、广义的使命感、国家模式或国家统治模式的引进与输出、身份危机等等的欧洲文化历史。
埃瓦尔德：所有这些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们正处于一个无人知道他应该想要什么的时代，我们正处于一个被高度完善的、尽善尽美的虚无主义时代。每个人都在等待，想知道我们将往何处去，我们将朝何方移动，我们应该朝何方移动，应该如何指引我们自己。像你这样的工作是在朝什么方向引导呢？
德里达：我不知道，或者说：我相信这不存在于知识的秩序中。这并不是说，人们必须放弃知识和让自己听从于盲目性。成问题的是责任心，如果这些责任心导致了某些决断和事件，那它们必定不是遵循知识，必定不是来自于知识的。这些将决定像你刚才说的“事情将朝什么方向发展”的责任心，对于知识的形式化的秩序而言是异质的，对于有关责任或决断(意识本身、意愿、意向性、意志自由，等等)的观念所赖以形成的那些概念来说无疑也是异质的。每一次当不得不承担某种(伦理上的或政治上的)责任时，人们必须通过自相矛盾的指令来传递，通过某种对不可能的事物的体验来传递；不然，由一个有意识的主体照搬某种规则，客观上把一个个案纳入到一个特定法规的普遍性中去，从而恰恰导致了不负责任，或者说至少与那个必须要作的决定的往往是前所未有的独特性擦肩而过。
既然事件每次都是独特的，那么，人们每次都必须有所创新，这一创新不会得到任何保证或肯定，不是没有概念，而是每次都必须超越概念。从义务求助于责任心，而不是求助于道德或政治技巧那一刻起，这种义务就只能是双重的、矛盾的或冲突的。例如，在一方面，起劲地重申语言习惯 (不管是民族的或不是民族的)的独特性、少数民族的权利、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等等，起劲地抵制一致化、均匀化、文化或语言媒体在其表述规则和可获的巨大收益上消除差别；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争取那一切的时候，又不肯牺牲最无歧义的可能的交流、翻译、信息、民主讨论以及大多数人的法规。每次为了尽可能不背叛这两方面，人们都必须在没有任何事先的成功保证的情况下进行创造。再举一个例子：人们可以坚持国际法的观念，以及国际法通过某些组织得以体现而取得了无可争辩的进步这一观念，也能以一种有效的、一贯的方法重申这个巨大的观念。但是，随着进一步对促成国际法这样或那样奏效的所有前提，对国际法用以参考的神秘事物及其对既定利益的掠夺进行分析和批判(有效地，不只是以理论的方式)，那么正如我刚才所提议的那样，事实上，应该对这一国际法组织的概念和历史局限进行解构——我当然是在谈论联合国和安理会。
埃瓦尔德：人们是否能把你的表述纳入另一个术语：是否有一个雅克·德里达哲学？
德里达：没有。
埃瓦尔德：这意味着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信息。
德里达：没有。
埃瓦尔德：有没有什么规范性的东西？
德里达：当然有，也只有这个了。但是如果你在暗示性地问我，我正在说的东西是否具有普通意义上的规范性，我将比较难回答你。我为什么不特别喜欢在这个语境中的“规范性的”这一词呢?我刚才所提及的责任，它不具有法则方向的意义，而具有强制命令的意义，对此，人们最终必须作出答复，但又没有规范。目前还没有可提供的标准或正常状态，也没有任何最终将成为知识的对象、属于存在或价值秩序的东西。我甚至不清楚“责任”的概念，也不清楚如何才能够得上它。无疑人们会受到诱惑这样来回答：从所有这些明显地具有否定性的或抽象性的命题是很难演绎出一种政治、一种道德或一种权利的。我认为正好相反。如果政治、道德和权利(此外我不想把它与正义相混淆)忽略这样的怀疑、问题、异议、非知识性的条款等等，那么，政治、道德和权利就是在错觉和善良愿望中消除疑虑，并得到保证；而它们所从事的也必定是其他的事情，而不会与道德、政治和权利有关。
埃瓦尔德：你是从你的哲学中得出这一点的吗？
德里达：你的“得出”指的是什么？是从原始材料中获得？是发现？推断？归纳获得结果？作结论？至于说到属于“我的”某种哲学，我已告诉过你，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更愿谈论体验，这个词同时意味着穿越、旅程、磨难，既是并吞了的(文化、解读、阐释、工作、普遍性、规则和概念)，又是单一的——我没有说是直接的(无法翻译的“影响”、语言、专有名词，等等)。再来谈你说的那个词，我刚才所提出的是从(而不是远离)这个体验中“得出”的，更确切地说在相交的地方，工作和单一性相交的地方，普遍性(universality)同对独特性的偏爱——这种偏是不可能有抛弃独特性的问題，而抛弃它甚至是不道德的——相交的地方“得出”的。这种偏爱并不意味着我更愿意选择，而是我发现自己被铭写于其中，它包含着独特的决定或责任，而没有这些决定或责任就不会有道德、权利、政治。它就是这样发生的(伴随着许多复杂因素，而这些复杂因素我们即使此刻有时间也无法深入地谈，我在其他地方，最近在《哲学中的权利》(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轮回》和《另一标题》(The Other Heading)中我谈到了它们)，它这样发生，那么，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我出生于欧洲人的偏爱之中，即对法国语言、民族或公民身份(仅举此例)的偏爱，然后是对现在这时刻、对那些我爱的人、对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当然还有我的敌人，等等的偏爱。这些偏爱(而这是每天的体验)能反驳和威胁普遍尊敬他者的必须履行的责任，这些偏爱的中立化或拒绝承担责任，又会是对任何伦理－政治的动机的反动。对我而言，一切都是从这个我必须同时肯定和牺牲的对偏爱的(现有的、日常的、素朴的或思考的，总是与不可能的事情相对的)体验中“得出”的。对我而言，我相信，总是而且必须有不止一种的语言[我的和他者的(我简化了许多)]，我必须尝试以这样的方式写作，即他者的语言不会在我的语言中受损失，并允许我介入而又不使我从中受到损失，吸收我的语言的理解能力，而又不在我的语言中迷失或被吞并。这是交互的，但交互性 (reciprocity)并不是匀称性(symmetry)。首先因为我们此处不存在中立的衡量标准，不存在第三方给予的共同衡量标准。于是，每时每刻，每句句子，都不得不被发明，没有任何保证、没有绝对的护栏。这就是说，疯狂，某种“疯狂”，必须步步谨慎，并最终守护着思想，正像理性也守护着思想那样。
埃瓦尔德：人们是否能说，人们不应该企图在你的哲学研究及著作与政治之间建立某些联系？
德里达：根据有效的规则，联系不能直接被识别出来。当然有联系，你对此并不怀疑，它们可能在这里或那里穿越政治地图上并没有被描绘出来的轨道。它们反过来又使某些普遍地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或政治上中立的推论领域、研究机构、经验的场所政治化。存在着这样的论述和姿态，它们的规则和修辞法明显地是高度政治性的，但它们对于某些详尽无遗论述过的方案的可预见的服从，在我看来是极其非政治性的或非政治化的。而相反地，如果你愿意······
埃瓦尔德：有些人将会说，关于哲学的某种传统，它总是有自己的道德组成部分，你的哲学实践却有点令人失望。
德里达：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让我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失望”之中。什么是失望？它促使你至少问你自己为什么你在等待，为什么你在等这个或那个，为什么你在期待这个或那个，期待他或她。这对于质疑和思考总是最佳的刺激。为什么人们还在期待一种哲学，即使有人解释了在哲学主题上必定有其他的东西存在着？人们为什么相信道德是哲学的一部分？例如，相信哲学必须包括一个道德的“组成部分”、道德的领域或后果、哲学知识的后果，这一论断是否已被证明是合理的？是否在道德上已被证明是合理的？正如我刚才所说，事实上不存在解构哲学，不存在可以被称为解构哲学并可以从其演绎出一个“道德的组成部分”的哲学。但这并不是说，解构的体验不是一种责任，甚至不是一种伦理－政治的责任，也不是说解构的体验本身并不履行或展开任何责任。通过对哲学提问，通过对哲学是如何对待伦理学、政治学、责任的概念、解构自身的秩序的提问，我不会再谈论更高层次上的责任概念——因为我也很谨慎，我们都学会了对这个高度或深度的评价必须谨慎——但是我会谈论有关反应与责任的迫切需要，我相信这种需要更是不可动摇的。以我的观点，没有这个迫切需要，今天就没有任何伦理－政治的问题被展开或被唤醒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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