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宽恕”思想

　　3.宽恕与新型政治伦理

　　由于宽恕的前提涉及过错、侵犯、过失、犯罪等有害人类共同生活的恶，它就自然地与法律、伦理制度相关。而20世纪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杀戮、种族迫害、战争，却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格局中政治、法律、宗教、伦理控制的能力，而要重建人类共同生存的伦理环境，传统的政治手段是不足够的，真正的和解还要借助道德的资源，宽恕就是这样进入政治领域。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它成了现代人政治行为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德里达在此问题上借用的是南非的个案。

　　1995年南非全民选出的新政府颁布了一个全国和解法，同时组织了那个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科学家们披露，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的1983年，当地创办了一个“死亡工厂”，制造出一种药片可让黑人有自然死亡的状态，给黑人妇女注射的疫苗可使之不育，而事实上好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府想掩盖事实。所以南非的个案是一个种族迫害的政治个案，牵涉其中的直接或间接罪犯不限于南非。但这个在宪法指导下、由新政府及前任白人政府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南非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达成全民和解。这种信念与决心很快使这个委员会成为典范与问题。说它是典范，那是因为它保证了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严重创伤的国家和平的民主化转型；说它是问题，那是因为屠图大主教在委员会中引进了宽恕这个基督教概念，引起各方的批评，黑人批评它将和解程序基督教化，白人批评它有片面之嫌。

　　德里达1998年的南非之行使他亲身体验了南非全民和解的创意与艰难。他首先指出该和解过程的几个特征：第一，该委员会的听证过程是公开的，辩论由电视台向全国转播，听证报告在公布之前由总统曼德拉过目。第二，该委员会没有司法权，法院同时并列行使其司法权，前来听证的人不仅有迫害者，也有受害者。第三，该委员会其实由三个分会组成，人权委员会负责听证与调查工作，由五名委员会成员、两名警察专员、三名独立法官组成的大赦委员会负责大赦审理，还有一个赔偿修正委员会组织幸存者和寻找失踪者。受害者往往并不要求惩罚什么人，只希望找到失踪亲人的尸体以便葬礼可以举行。（注：关于这个委员会，有更详细的研究指出：该委员会由29名来自宗教界、政界的人士与平民组成。分成三组：侵犯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是调查重建1960-1994年间所犯罪行的性质、原因与规模，它有很大的调查权与传票权；补偿、赔偿委员会负责确认受害者，研究他们的控诉，考虑经济补偿、物质与心理援助；大赦委员会负责审查那些对宽恕的请求。索菲·彭斯(Sophie Pons)：《种族隔离：认罪与宽恕》(Apartheid.L'aveu et le Pardon,Paris,Bayard,2000)。）第四，委员会采用11种南非合法语言听证，往往要借助翻译进行，由此使宽恕的面对面、一对一面临困境，因为语言的转化就是制度性中介体的转换。[5](PP127-129)

　　但对他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南非经验所提供的那种“既在法律之中又超越法律，既在历史之中又超越历史”[9](P109)的宽恕实践：“由于屠图大主教的话语在宽恕那种非刑罚、非赔罪的逻辑与大赦的司法逻辑之间不断移动，使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身份显得特别暧昧”，他想借助这种移动，将司法追究变成宽恕场面。[9](P117)但纯粹的宽恕逻辑也常受到挑战，屠图主教转述一个黑人妇女的证词说：一天一位黑人妇女来委员会用她的方言作证，她的丈夫死于警察的酷刑，她说“委员会或政府不能宽恕。只有我自己可能这么做。而我不准备宽恕”。德里达分析道，这位妇女的话要提醒的是，国家或任何公共体制不能宽恕，它们既无权利也无权力这么做，而且做了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国家的代表可以审判，但宽恕与审判不相干。它甚至与公共政治领域不相干，即便它是“公正的”，宽恕的那种公正性也许与司法的公正性、与法律无涉。法院处理的是司法公正问题，但严格说来它从不宽恕。这位妇女可能要暗示的是另种一东西：即如果有人有某种名义去宽恕的话，那就是受害人而非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机构。但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的妻子也是受害者，但绝对的受害人应当是那个死去了的丈夫。严格说来大概只有那个死者可以考虑宽恕问题。幸存者是否可以以死者或失踪者的名义去宽恕呢？[9](P117)宽恕在实践中的这些疑难，用德里达喜欢的那个表述即是“宽恕的这种脆弱性，正是宽恕经验的构成要素”[5](P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