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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稿子是应《大家》杂志之约而写的。约稿规定：本文为非虚构文本，三万字，截稿时间2013年10月10日。
2、现在是2013年9月25日。这此之前，我已多次开头，都不成功，不满意。最近一次开头，到昨天，已有3千多字。但今天打开电脑又看了一下，又感觉不满意，抽了三支烟之后，决定重写。
3、写作障碍来自我自己。即：犯了“韩东戒律”。诗人、作家韩东曾经列出过关于写作的诸多“戒律”。其中一条大概就是：不应要求比自己还写得好。这不是韩东的原话，而是我经过消化后的理解。其意思就是：你是什么水平就只能写出什么东西。我的犯戒就在于，我想写得比自己还好，写出超出自己水平的东西。于是，便产生了上述写作障碍。
3、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允许我“超水平”写作了。而且，我也已经认识到，即使有时间，比如刚刚接到约稿的时候（大约是今年8月份），时间是充裕的，但却被我“超水平”的野心所浪费。所以，我决定正常写作，即：按自己的水平写，写成什么是什么。
4、昨天还与翟永明一起吃饭。说起我正在写她的这篇稿子，我说快到截稿时间了，但才写了3千多字。她表示同情。她其实是不愿意别人花时间和精力来写她的，她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忙。“你可以不写嘛。”她说。但我已经答应了，我说。
5、的确，有很多理由不写这篇文章。关于诗人翟永明，媒体的报道已经很多了。特写式的，访谈式的，可以说不计其数。她自己的作品，诗歌，随笔，以及大量散落在其他诗人、作家文章里的有关她的文字，足以让读者对她有很深很全面的了解了。她是当代中国最有名的女诗人。今年，又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首位获得该奖“年度作家奖”的诗人）。那么，我还能写出什么新意呢？
6、这十多年，我也写过几篇关于翟永明的文章。都是应报纸和杂志之约。给报纸写的比较短，一般1千字，或1千5百字。给杂志写的长一些，3千字左右。翟永明昨天因同情我，还说，你就把你以前写的编一下嘛。我说，编不起。不仅体裁上不符合这次“文本”的要求，本身来说，对以前写的我也不满意。写得不好。自己重读了一下，觉得羞愧。这些潦草的文字完全配不上亲爱的翟姐。
7、今年6月21日20点12分，河北一位名叫夜子的诗人给我发来一张博客纸条：“我想私下问你一下：你觉得翟永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受邀写一个6000字的文章，河北日报做的一个专版。他们让我写她，因为喜欢也没犹豫就一口答应了，结果发现，越是喜欢，却越难写了。我在北大诗歌节上见过她，只能凭印象，还有读她的书以及访谈。怕写不好对不起她……”当时我还没接到《大家》的这个约稿。我回复她说：“我也是因为与她太熟，要说她的最大特点是什么，也很难说。实在要说，可能是马大哈吧，依据是，你托她转给我的诗集，我至今没见到。”
8、“越是喜欢，却越难写了。”我此时的感受与夜子相同。
9、昨天我问翟姐：“我能在这篇文章里写你的马大哈吗？”她说：“怎么不能写？我是个马大哈嘛。”
10、马大哈翟永明。前不久，我在夜子的博客上看见她完成的那篇文章，《闻香识诗人——翟永明印象》，果然把我说的“马大哈”引用了进去。同时还引用了其他一些朋友对翟永明的印象和评价：“周瓒说她随和、朴实，非常容易相处。石光华说她没有攻击性，是个好人。洁尘说，我之所以说她比以前还要美丽，那也是时光恩宠她的结果，现在的她，更从容更放松更有力量。有意思的是杨黎还说过，小翟看上去属于那种有点傻乎乎的女人。杨黎如果用傻乎乎去形容哪个女人，那就是可爱的女人了。”杨黎的那个评价，应该也是引自我过去写翟姐的一篇文章吧。
11、韩东还说过，翟姐女带男相。于坚说过，翟永明没有立场。于坚是狮子座。狮子座的人或许不太了解，金牛座的人是有立场的。或许是太有立场了，我有时候都觉得这不是个优点。翟姐和我都是金牛座。她之所以给于坚以“没立场”的印象，恐怕就如石光华所说，“她没有攻击性，是个好人。”好人的立场是骨子里的，即她认为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的，而不会因为“立场”确定好坏。比如她的好朋友欧阳江河认为钟鸣的诗歌成就不大，更认同他是个散文家。但她却坚持认为，钟鸣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其诗歌成就被大大低估了。还有“民间”与“知识分子”之争，她好像也没有“立场”，两个阵营都视她为朋友，甚至同道。她自己的解释是，可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对“打架”的事不感兴趣。但其实这与性别无关，她就是个好人，做人上坚持“好人主义”，论诗上坚持“好诗主义”，而将其他“主义”和“立场”不放在眼里。这就是“女带男相”，我终于明白了韩东这句话的意思。
12、再说马大哈。昨天与翟姐一起吃饭的时候，还讲了好多关于马大哈的故事。
13、昨晚是在翟姐位于成都新会展中心的家里吃饭。一起的还有中茂、洁尘和安柯。约的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我下午进城办事，办完事顺道去接在川报大厦上班的中茂，到达新会展中心的时候才4点钟。我跟中茂说，我们准时去吧，这一个小时我们在下面的商场转一转，5点钟再上去。我这样建议的原因是，如果我们提前了，翟姐会措手不及的。有一次我去接翟姐，也是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点，我就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在楼下。其实我没有催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我到了，车停在楼下的什么位置。结果，翟姐本来要吃点东西的，因害怕我在楼下等得着急（或无聊），准备吃的东西也没吃，急匆匆的就跑下楼来了。翟姐是个守时的人。如果早到，也是不守时吧。中茂同意了我的建议。到了5点，我们敲开了翟姐家的门。
14、是怎么说到马大哈的话题的呢？先是说到做菜。洁尘说翟姐的菜做得好，而且，以前还以为翟姐不会做菜。翟姐说，“都以为我不会做菜，不会做家务。而且，都以为戴红会做家务，其实是反的，我才会做家务，会做菜，而戴红什么都不会。”戴红是翟姐的中学同学，也是翟姐创办白夜酒吧时的合伙人，我们平时叫戴姐。我插话说，可能是因为戴姐没下过乡，没离开过父母。翟姐说，是这样的，她家里姊妹多，也轮不到她做。翟姐的情况不一样，中学毕业就下了乡，一切得靠自己。而且，就算不下乡，她也得学会自己料理家务，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说到了戴红，就讲起了关于马大哈的故事。
15、翟姐和戴姐多次结伴出国旅游，翟姐说，每次出去，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戴姐会在机场失踪，该登机的时候不见了人影。有了一次，就有二次，搞得翟姐很紧张，总是提醒，却不见效果，戴姐还是要乱跑，主要是去逛机场的免税商店，购物。一进商店，戴姐就忘了这是在机场，是在等飞机，心态完全跟在成都逛春熙路一样，而且还不开手机，常常急得翟姐想哭。当然，有翟姐在，怎么也还是能将她找到了，只是虚惊一场。有一次，她单独去香港，返回时在香港机场，也是因为进了免税商店，一进去就忘了坐飞机的事，终于就坐掉了飞机。火车也一样。在德国，戴姐一个人的时候，就把火车坐反了。但是，在戴姐的口中，翟姐才是个马大哈，一路上，不是掉钱包，就是掉手机，全靠她……。翟姐说，这些方面我是有点恍（恍，成都话，马大哈的意思），丢三落四，但让戴红最气的是，我每次都没掉成，钱包啊，手机啊，是掉了一下，但又找回来了，没掉成，哈哈。
16、洁尘说，有次她们一群人开车去青城山，途中翟姐接到一个电话，一看来电显示她就惊呼了一声，糟了，之前约好了跟XXX今天见面，完全忘了。
17、就在不久前，白夜酒吧做北岛诗歌专场朗诵会，头一天和北岛一起吃饭的时候，王寅问，明晚是不是小竹做主持？因为我经常在白夜的诗歌朗诵会上客串主持人。翟姐说，何小竹要朗诵，她和阿潘主持。结果，第二天晚上，临到要开始了，阿潘找到我，让我和她一起主持。我问阿潘，翟姐不是说她和你一起主持吗？阿潘说，不是，翟姐说她只是开始的时候上去讲几句话。
18、其实，相对于翟姐的“恍”，她的“急”要更突出一些。急躁的急。几年前，我与她合作做过一次活动，成都国际诗歌节。一次最终被“取消”的失败得“合理”的诗歌节（“失败得合理”是我的一个谬论，即：在这样的环境和气候里，这样的诗歌节成功了是奇怪的，失败才是合理的）。而这次合作，让我见识了翟姐性格中急躁的一面。
19、急躁是一种认真的表现。大凡认真而又有些天真的人，都容易急躁。我曾经也是一个急躁之人。但是，在30岁以后，开始不那么急躁了。这全靠经营夜总会那三年零六个月的经历。在那个场所和那个时间里，我经历了太多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见了太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人。我变得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天真了，于是，好像也就不那么急躁了。其实，也就是对人对事比较冷漠了。一个冷漠的人，通常表现出来的，就是淡定的，慢的。
20、关于那次国际诗歌节，翟姐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何小竹）再次把自己降到协助的位置上，但事实上，他做了很多事，而且从容不迫。不像我和戴红，在重大决策时相互埋怨，吵到口干。”
21、我事实上没做多少事，翟姐是好意谬赞了。“从容不迫”倒是真的。我主要是在她与戴姐之间，以及她与“事情”之间，起一个“降温”、“平衡”、“消解”和“安慰”的作用。比如我认为，诗歌节搞成了是一种意义，但搞不成，也有它的意义。或许，搞不成（即“失败”）的意义，比“成功”的意义更大。这当然是我世故圆滑的一种表现，典型的犬儒主义（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翟姐是策划者和组织者，国内外的诗人都是她邀请的，负有责任。所以，她不愿意搞不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她遇到阻力，遇到小人拆台，遇到误解的时候，表现出急躁，愤怒，沮丧，都是理所当然，也可以说是值得尊敬的。相反，我为自己的“镇静”而羞愧。人到中年，激情在我身上渐行渐远，而翟姐永远年轻。她才是真正的诗人。
22、自从1998年5月8日白夜酒吧开业之后，这十余年，翟姐做了很多事。这些事不是酒吧的事，而是以酒吧为载体，跟诗歌，跟艺术有关的事。她本来是一个站不上台的人，大庭广众之下，她会紧张，讲不出话。有一次在国内的一个诗歌活动，她被推上台去发言，结果，一句话没说出来，跑了。但自从有了白夜，她被逼到麦克风前，从最初的只能讲几句开场白，到后来能讲完一整段活动宗旨以及相关故事，那种讲话的障碍就逐渐消失了。虽然，关于这个酒吧的经营，她也有过“急躁”和“抱怨”的时候，因为太多无法回避的繁琐之事。但不得不说，白夜酒吧也回报了她很多。这很多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形而上”的。通俗的说，白夜让她真切地走进了现实。“走进现实”首先表现在她的诗歌上，早期的《女人》、《静安庄》这类带有“黑夜意识”标签的纯内心独白式的诗歌被她“白夜时期”的写作永远隔绝在了过去。白夜之后的诗歌，她的目光转向了外部世界，大量当代性的词语（或口语）进入她的诗写系统，节奏和语感变得粗粝、直接，其抒情性也由“个人化”转向艾略特所谓的“客观化”。作为补充，她也开始写起了随笔，将那些不能（或不适合）用诗歌表达的“现实感受”，以散文的方式加以记录和叙述。相比于她（以及她同时代的那些诗人）过去的“现代主义写作”，这是一种“当代写作”。我不想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语，因为它不符合翟永明的具体写作，尽管“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要素在她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但我认为，“当代写作”这个称谓更切合她诗歌中的“本土性”和“现实性”特征，也就是贾樟柯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当下性。
23、她是最早看好贾樟柯的人之一。1999年，杨黎接手了一本电影杂志，邀请我和翟永明、石光华加盟。我们以杂志为平台，策划、组织了一个“世纪之交：电影与文学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诗人和电影人到成都，就新世纪电影与文学的关系展开对话。确定邀请名单的时候，翟姐极力向我们推荐贾樟柯，当时他还只拍过一部长片，就是《小武》，而我们都没看过。因为翟姐的推荐，我们邀请了他，并在会上观看了他的《小武》。看完后，我们都鼓了掌（由衷的掌声而不是客套），并对翟姐的眼光表示赞赏。那正是张艺谋、陈凯歌们一统大银幕的时候。晚上在白夜酒吧喝酒，我与贾樟柯就他的电影《小武》有过一次交谈，具体谈些什么我已经忘了，但有一个关键词，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当下”，或“当下性”。这个关键词，频繁地被贾樟柯在谈话中所使用。
24、白夜酒吧的经营，让作为诗人的翟永明有了一个现实的身份。这个身份促使（甚至逼迫）她不能置身事外。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东西，不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而微地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文化局、卫生防疫站、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这些“国家化身”的部门，你作为诗人可以回避，但作为酒吧经营者，却绝对无法回避。在我记忆中，很多次，翟姐都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但不知是什么力量，又让她挺过一个个难关，坚持了下来。
25、“对于我来说，一个自由、散漫、无拘无束，能挣点生活费又不影响写作的职业，是我一直向往的。‘白夜’就这样呼之欲出。十年过去了，我没能像村上春树那样，靠在酒吧写作赚了钱又卖掉酒吧，去专业写作。也不能像波伏瓦那样，在酒吧清谈时埋头在咖啡桌旁，写出一本又一本等身著作。而是骂骂咧咧厌倦又和好，和好又厌倦地与‘白夜’纠缠不休。”翟永明在其随笔集《白夜谭》中如是写道。
“那一年年初，我完成了我在九十年代的一首诗作：《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我发现，虽然一些人依然慢，但另一些人，已不可遏制地快了起来，快得让人晕眩。连爱情和生活，也在飞速奔跑：
为什么出现忙人？
“比水快“
为什么忙？
“批发和零售以及……”
为什么来到这里？
“发条铃声在响”
制度、规则、股票
上网、荣誉、建设
更少的时候：因为爱情
和爱的变种
26、1998年5月8日，白夜开业。这一天，也是我35岁生日，这当然是巧合。这一年，我正在主编一本名叫《一周生活》的周刊。白夜开业那天，我因编务繁忙，没去参加。但后来，我是那里的常客。更由于跟白夜同生日，从不过生日的我，那以后几乎每年都过起了生日，而只要过生日，必然是在白夜。《一周生活》做到1999年就没做了。但我记得，《一周生活》是最早介绍白夜酒吧的杂志。这之后的十余年，全国几乎所有文化、时尚类的杂志都做过关于白夜酒吧的专题。《新周刊》第一次做成都专题，将成都命名为“第四城”的时候，其中描述成都是一个美女之都，“三步一个林青霞，五步一个张曼玉”，这样的印象，据说就是记者坐在白夜酒吧看着外面的街面（玉林西路）而获得的。毫无疑问，白夜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酒吧。而理所当然的，无论是玉林西路的老白夜，还是窄巷子的新白夜，都是成都最知名的文化地标。一个小小的酒吧如此受到媒体的亲睐，当然与酒吧主人分不开。著名诗人，永葆青春的容颜，纵横诗坛的传奇经历，这些都是媒体喜欢的看点。“她的个子比我想象的要高，一袭黑色的长裙，黑色的长卷发。眼睛黑亮黑亮的。不可否认，她的美令人窒息。”这是诗人夜子于北大艺术节上初见翟永明时的印象。这也几乎代表了所有人对翟姐的印象。但仅仅是这些，恐怕也难以持续十年以上。让媒体热情不减的，应该还是白夜这十余年不间断的活动，文学和艺术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策划者和操办者，正是翟姐。
有一天下午，我坐在老白夜与朋友喝茶，一群游客兼文艺青年模样的年轻人，背着旅行包走了进来。他们东看看，西看看，还拿出相机拍照。“原来这就是白夜啊，这么小。”他们感叹一番，便又走了出去。原来白夜已然成了外地文艺青年来成都观光的一个景点，看一看传说中的白夜，并拍照留念。
“在诗人圈子里，一提到成都，就会想到翟永明，一想到翟永明就会想到她的白夜酒吧。前些日子去开作家笔会，在车上和一位朋友聊起了成都，他竟然和我一样，前几年也去了那个城市，坐在白夜酒吧里，事前并不联系她，她在与不在，都是很好的感觉。看看那样的环境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已是欣欣然。”诗人夜子如此写道。
27、不能说没有白夜，成都的诗人就没了去处。在没有白夜酒吧之前，成都的诗人也是要去酒吧，去夜总会的。只是，如果没有白夜酒吧，成都的诗人在酒吧就仅仅是喝酒而已，跟诗人和诗歌都没有关系。有了白夜酒吧之后，成都的诗人才开始在酒吧朗诵起自己的诗歌。而且，这类诗歌活动不是一次两次，一时兴起，而是持续了十余年的若干次。白夜为许多诗人做过专场朗诵会。所谓专场朗诵会，即这个晚上只朗诵这个诗人的诗歌。首先是这个诗人自己先朗诵几首自己的诗，然后，其他人上去朗诵这个诗人的诗。第一个在白夜做专场朗诵会的诗人是李亚伟。
28、李亚伟也是白夜酒吧的常客。如果没有白夜酒吧，很难想象，翟永明与李亚伟，两个性格与诗风都相去甚远的诗人会成为朋友。
29、“与李亚伟和其他莽汉诗人熟起来，是在我开了白夜之后。白夜虽然不是他们最爱来的地方，但却是他们最爱带外地朋友来的地方。”（翟永明《白夜谭》）
30、“有一类诗人的诗，读后让我不再想写诗，而另一类诗人的诗，读后，会激起我写作的欲望。后一种诗，我称为好诗。李亚伟的诗当属后者。”（翟永明《白夜谭》）
31、李亚伟诗歌专场来了许多老朋友。翟姐致的开幕词。经过在白夜的多次主持，她已经不那么紧张、怯场和害羞了。场地还是在老白夜，不像后来在新白夜有专门的舞台和舞台灯光。为了营造一种神秘、浪漫的氛围，整个酒吧关了电灯，代之以蜡烛。李亚伟朗诵的时候，嫌光线太暗，看不见手上的诗稿，翟姐就主动上去，秉持烛台，为他照明。这一情景，在当时就被定格成一张照片。
32、继李亚伟之后，在白夜做诗歌专场朗诵会的还有尚仲敏、小安、杨黎、石光华、韩东、周亚平、王敏、秦风、吴克勤、阿库乌雾等十多位诗人。最近的一次个人专场朗诵会，就是北岛的。由于某种原因，北岛没有像通常的专场朗诵会那样上台去朗诵自己的诗，而是坐在台下，静听着晚辈诗人的朗诵，并接受着全场所有诗人及诗歌爱好者的致敬。那真是一个感人的夜晚。而参加过白夜非个人专场朗诵会的诗人就更多了，于坚、西川、于小韦、周瓒、吉木狼格、乌青、郭力家、张羞、吴又、王琪博、刘涛、六回、文迪、华秋、颜峻、张小静、韩梅、董晓静、张执浩、胡续冬、芒克、唐晓渡……。也有作家客串朗诵，如中茂、洁尘、桑格格、颜歌、宁远等。
33、在历次诗歌朗诵中，给翟姐留下难忘印象的恐怕是那次被“取消”的国际诗歌节。虽然被取消了，但还是有部分诗人（包括美国和巴西的诗人）来到成都。于是，本来准备在会展中心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换成了在老白夜狭小的空间举行——
“诗会现场热烈而自由，诗人们用普通话或方言或外文朗诵，也有请别人朗诵的。诗人何小竹用四川话朗诵自己的诗，效果出奇地好。李亚伟则请了一位川剧女演员高腔念白，非常适合他的诗歌风格。几位外国诗人的朗诵虽然听不懂，但这也是成都诗人第一次近距离听到国外诗人的现场朗诵。现场气氛热烈而专注。朗诵会的高潮部分是年轻的成都女诗人张小静即兴吟唱自己的诗。张小静本身即为歌手，为他即兴演唱助兴的是中国著名音乐人王磊。王磊即兴为张小静的演唱合成音乐，二人的合作混然天成，让人惊为天籁，言辞却无法形容。来自巴西的女诗人玛丽娅事后说，完全没想到张小静的吟唱如此特殊，彻底地征服了她的心。”（翟永明《白夜谭》）
34、白夜也是艺术家聚会的酒吧，每当诗歌朗诵会，有一小半的观众是艺术家，几乎每次必到的有何多苓、朱成、刘家琨、张俊、曾朴、何千里、大猫、吴江涛、朱可染、陈心中等。他们有时也会上台去朗诵。
“酒吧开张以后，最初的兴奋延续了很久。我为自己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成立一个读书沙龙只是其中一项。奇怪的是，我的计划中并未包括诗歌朗诵活动。虽然从一开始到现在，不断有人提出这个建议。究其原因，主要来自于我本人对朗诵和发言这一类事情的恐惧。”（翟永明《白夜谭》）
35、2008年，窄巷子的新白夜开张，由于场地宽敞了，翟姐开始在酒吧内举办画展和影摄展。后来，干脆将酒吧内的一间书舍腾出来，做成白夜艺廊，定期为年轻画家举办画展。
36、我曾经开玩笑问翟姐，白夜艺廊算不算中国最袖珍的画廊？她笑了起来，说，可能算吧，是太小了。但是，就是这个袖珍画廊，其观众流量却是很多大画廊比不了的，因为地处宽窄巷子，每天游客如织，即使是顺道看看热闹，进入白夜艺廊的人也不少。而那些大画廊（包括美术馆），除了开幕酒会那天热闹一下外，平常都是很冷清的。
37、“2001年，我和我的建筑师朋友、艺术家朋友们一起策划了一个跨学科的艺术项目：一个名为《专业余》的大型装置艺术展。这场展览破天荒地让物理学家、建筑师、医生、大学教师、记录片导演、工匠等各行业人士共聚一堂，大家在各自身份错位的前提下，用自已的技能，根据现场做一件与常规职业习惯不一样的东西。
“我在现场的游泳池里作了我的作品《正如你所看到的》。游泳池的水底放着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和写作的必需品，在水池里的底部，丝网印刷出来的是我的诗《潜水艇的悲伤》里的诗句，放大了印刷体仿佛是从书桌上流泻出来的一样。这个水下场景隐喻着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通过表现幽闭这样一种写作心理，我想说明的是写作已成为我的日常生活方式。尽管诗歌的地位在不断地边缘化，现实生活越来越浮躁，真正的写作就像潜水艇一样下潜到内心最深处。这首诗中是对现实纷繁世界中写作的可能性的探讨，而由这首诗变奏而来的装置作品，则是对诗中描述的现实的一种呈现和回应。
“之所以选择一首诗来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和材料，是因为我一直深受中国古代“诗画同源”思想的影响，作为诗人，在作一个艺术作品时，我首先想到要与我的诗歌发生关系，这可以说是在一个古典理论指导下的现代作品。”（翟永明《诗画同源是我的灵感》）
翟姐在做白夜艺廊之前，就已经开始客串艺术策展人的角色了。这一方面是她本身具有的艺术鉴赏力，另一方面，也与她在艺术圈的人脉渊源有关。说到与艺术圈的人脉渊源，就绕不开一个人，她的前夫，画家何多苓。
38、在中国艺术界，有两幅诗人的肖像特别知名，一幅是何多苓画的，以翟永明为模特，取名为《小翟》的；一幅是毛焰画的，以韩东为模特，取名为《我的诗人》的。但比较起来，《小翟》比《我的诗人》更广为人知。
39、在个人肖像还不是那么容易出现在公共媒体的年代（那个年代只有影视明星才享有这个待遇），诗人翟永明的肖像就已经为一些关注文学和艺术的读者所熟悉，其媒介就是画家何多苓以诗人翟永明为模特，以《小翟》开端的系列油画。
40、小翟，是老朋友们对她的称呼。这些朋友包括欧阳江河、钟鸣、柏桦、刘家琨、朱成、何世平、何多苓等，都是八十年代相识的朋友。在这帮朋友的口中，“小翟”的称呼一直沿袭到现在。而九十年代之后认识的朋友，一般称她“翟姐”，或“翟老师”。
41、我是在八十年代末认识（见到）翟永明的。但真正成为朋友是在九十年代末，她办起白夜酒吧之后。所以，曾有外地来成都的朋友发现，我在酒桌上对翟永明的称呼很怪，一会是小翟，一会是翟姐。在我来说，两个称呼都很自然、顺口。而这种混杂的称呼，可能就与我上面说的那个时间有关系。基本上，第三代诗人，如韩东、杨黎、李亚伟、吉木狼格、马松、小安、尚仲敏等，无论是相识于八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喊她翟姐。于坚例外，可能是年龄的原因吧，他一直叫她翟永明。对了，还有叫她“永明”的，我只听到两个人这样叫过，一个是戴红，她的中学同学，白夜酒吧的合伙人；一个是莫然，作家和编剧，翟姐的姐姐。
42、称谓这个东西看似平常，其实是颇有深意的。翟永明从“永明”到“小翟”再到“翟姐”，这其中就有很多可解读的地方。
43、“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岁之前我一直住在一座古寺__新津崇阳观里。我妈在那里生下了我，几年前我曾重返崇阳观，古寺尚在，但不知能保留多久。一岁之后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随家迁往贵阳，在那里长至八岁。以后又迁回成都。在成都读完小学、中学、大学。小学三年级时的一次迁家使我十数年毗邻本市一家图书馆___西城区图书馆，由此带给我持续终生的阅读兴趣。”（翟永明《十八岁之歌》）
44、但真正启发翟永明写作的是她的大姐莫然。那是七十年代。她看见大姐在笔记本（是纸质的笔记本，不是电脑笔记本哈）写诗、写小说，很好奇，也觉得很有意思，自己模仿着也开始写了。这种“模仿”，应该不是对大姐写的东西的模仿，而是对大姐“写作”这个举动的模仿。那时候她也就十二、三岁吧。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也是看见我的一位舅舅伏案写作的动作，而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据翟永明说，启蒙她写作的还有一位表哥，大她将近十岁的表哥。这位表哥也在写作，还在编一张小报。翟永明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接受一些批评与指导。但这时候她并没有明确的当作家、诗人的意识。她觉得作家、诗人是很遥远的，是不可企及的，不敢这样去想。直到她中学毕业，到成都郊区新都县的乡下当“知青”，也在笔记本上写一些东西，但都没有想过要当作家和诗人。只是写作玩，想要写，就像现在的小孩要写微博、微信一样，表达，排遣，以及朦朦胧胧的借“写作”而寻找自我的那种意识。直到她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也还在写，但还是写着玩。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一个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她有了比较自觉的意识，就是不仅仅是写着玩了，而是认真起来。
44、“那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刚在一家物理研究所工作。对于未来，一片茫然。我将要从事的专业不是我喜欢和擅长的职业，人人羡幕的单位虽然对别人而言是前程如锦，对于我却是鸡肋。我知道我不会在一个我并不热爱的职业和职位上有所出息，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份体面的工作，则毫无问题。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如今社会这样的文化多样性及包容性。有一份工作，终生为之服务，是那个时代的常规生活。我的25岁也彷徨在这样一眼就能看到未来的现实中。……如果说我的25岁曾经有过梦想，则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为我热爱的诗歌事业做助理：当一个诗歌编辑。但这个愿望最终也被现实粉碎。回想起来，我的25岁只做了一件事：我决定放弃到人人向往的实验室工作，而选择到带有助理性质的机关工作，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写作。我觉得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将自已热爱的事情变成生活方式，那么这样的人生是值得去付出的。虽然三年之后我才写出了组诗《女人》，但之前的准备和之后的一切都是从25岁开始的。我从来没有为25岁所做的决定后悔过。”（翟永明《致25岁》）
45、她开始给刊物投稿，比如成都的《青年作家》、《星星诗刊》，昆明的《滇池》。她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认识了流沙河、孙静轩这些诗人？我没问过。据她自己说，她认识的第一位诗人是欧阳江河。
46、那是1981，或1982年。那时候欧阳江河还用的是他的本名：江河。
47、与欧阳江河的认识，翟永明的回忆是：当时成都有一个钢管厂搞活动，钢管厂叫成都无缝钢管厂，他们有个文学社，跟川大文学社搞一次活动，把欧阳江河等人请了来。而翟永明的中学同学戴红就是那个厂的，是文学社的骨干，戴红就喊了她去耍，也就是一块参加。可能也跟她说了，江河要来。那时候北京有个诗人，名气很大，叫江河，是“朦胧诗”那一批的。她以为就是那个江河。
“到那之后他就先上来说，他来讲课，他说我是江河。第二句就是说我不是北京的江河。他就是（这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游小苏、郭健他们。后来就一起，和他们一起耍嘛，一起吃饭喝酒。后来就交往比较多了嘛。”（翟永明答杨黎问。见杨黎《灿烂》）
48、“游小苏有一个厂里面的文学青年朋友，叫啥子厂呢？成都有个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对，就是这个厂。有个青年文学小组，经常组织活动，写小说的写诗的，然后他们跟四川大学的诗人搞了个联欢会。小翟呢也认识他们里面的一个人，所以说，小翟并不是这个厂里的，就是跟着一起。我当时因为除了写诗对诗歌理论也很感兴趣，天性就这样喜欢，我合郭健就成了那次活动的主角。其实他们本来是对游小苏感兴趣，但是游小苏比较害羞，所以我就和郭健成了主角，别人对我们也比较有兴趣了。”（欧阳江河答杨黎问。见杨黎《灿烂》）
49、“当时小翟还不是很出名，她是写些风花雪月的诗，好像也没太大价值。”（欧阳江河答杨黎问。见杨黎《灿烂》）
50、我后来在整理旧杂志时，在81、82年（也就是翟永明与欧阳江河认识的那个期间）的《星星诗刊》看到过翟永明的诗，也说不上是“风花雪月”，就是比较抒情，写“姐姐”和“母亲“之类的亲情，以及乡村意象，比较唯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小清新”。结合翟永明后来的写作，或翟永明之成为翟永明，那些诗确实是“没太大价值”，也可以说是无效写作。这跟很多诗人的情况一样。我自己在认识李亚伟之前，也像翟永明那样，已在《星星诗刊》和《滇池》发表过作品。但在认识李亚伟之后，知道了还可以不去投稿，不去迎合主流文学的趣味，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东西，于是写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这样一些诗，之前的那些就是无效写作。只不过，翟永明的“觉醒”要比我早，我是1984年认识李亚伟的。她1981或1982年认识了欧阳江河，以及跟着就认识了郭健、刘家琨、杨炼等一帮人。然后，1983年，她写出了《女人》，作为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便凸显出来，也开始“有名”了，而她的日常称谓，也从“永明”开始往“小翟”转换。可以这样说，“小翟”这个称谓，是她被一个圈子所接纳和承认的标志（我们姑且就叫做诗歌的精英圈子吧，虽说这个圈子当时也还没得到更大的圈子，即“文坛”的承认）。
51、“我当初写作《女人》时，他（刘家琨）是我的预想读者之一。在我写完《女人》之后，他也是最早读到我的手稿的人。我还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对我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在你这些诗里读到了黑夜’。这句话其实说出了一个事实：在我未曾言明的潜意识中，‘黑夜’，像是一个贯穿在充满焦虑和混乱的激情诗句背后，唯一清晰的东西。后来，我把《女人》的序言，取名为‘黑夜的意识’：它唤醒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翟永明《白夜谭》）
52、有一张照片，在一些杂志及现场活动中屡屡见到，即翟永明与欧阳江河、张枣三人的合影。翟永明侧面站着，站在照片的左前方，长发，红色连衣裙，黑皮靴，招牌式的笑容。照片正中，退后，是欧阳江河，西装，背着手，面对镜头，快乐的笑。右侧张枣，骑自行车上，手握龙头，也在笑，笑得有些羞涩。从他们的面庞，着装，及背景中的建筑，我猜测，照片拍摄于1980年代。我很好奇，这张照片中为什么没有“四川五君”中的另外两君，即柏桦和钟鸣？
53、“四川五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没有宣言，没有统一的理论主张，诗风也各不相同。只是因为他们是朋友，志趣与性情相投，算是一个诗歌小团体。这时期，翟永明已经写出了她的成名作《女人》和《静安庄》两个大型组诗。就当时的诗歌趣味而言，感觉翟永明与欧阳江河和钟鸣要近一些，而与柏桦和张枣要远一些。生活中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整个1980年代，欧阳江河、钟鸣和翟永明三人在成都，而柏桦和张枣在重庆。但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个小团体对翟永明来说都是一种依靠。像《女人》、《静安庄》这种与当时主流诗坛格格不入的诗（灰色调的，晦涩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小团体的赏识，要坚定地写下去，是不大可能的。写作《女人》的时候，翟永明还在西南物理研究所，一个与诗歌毫不沾边的单位。她将《女人》打印了20册，分送给朋友。收到这个诗歌册子的朋友，除了欧阳江河、柏桦、钟鸣、张枣等“四君”，应该还有其他几个搞美术、影摄和音乐的朋友，即以“五君”为核心往外再扩展一点的成都艺术圈子。这个圈子无疑也给她的诗歌创作带来过滋养。
54、1980年代是诗歌的一个大时代。欧阳江河在2006年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诗人安琪的采访时，有过如下描述：“那时候，大家都混在一起，写作、聊天、日常生活，不同写法、不同流派的诗人都混在一起，那时也没有手机呀网络啊之类的东西，大家就奔走在见面的路上，你来我往，不少诗人基本上天天见。当时我身居军队机关大院，相对还是比较封闭，即使这样，也基本上隔三岔五天就会和其他诗人有聚会。诗人们互相间你到我家住我到你家住都是常事。当时柏桦、张枣在重庆，他们也是动不动就来成都。我和翟永明的单位就隔着一条马路，有时中午在食堂打了饭端着饭碗就到她那儿聊天，下午两点再回单位上班。”2012年，欧阳江河在接受诗人吕露的采访时，被问到“你最好的朋友是谁”，他回答是翟永明和赵野。他说：“我很庆幸认识翟永明三十年了，彼此的交往纯属朋友，这种深切的友情可以持续一生，已经染上了来世般的宿命感。”他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对翟永明有过这样的描述：“她的手通常是缩回去的，交叉着抱在胸前。内省，自信，敏感，平和。”
55、《女人》在1983年写出来，1984年以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在朋友间流传，然后，1984年，被刊登在万夏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这个杂志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本铅印的“地下”文学杂志，北岛主编的《今天》虽然时间上更早，1978年，但是是油印的，不是铅印的。我应该就是在《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上第一次读到翟永明的诗，第一次知道了这个诗人的存在。杨黎的《怪客》，周伦佑的《带猫头鹰的男人》，海子的《亚洲铜》，都是在这期杂志上读到的。这一年我刚认识李亚伟，开始写自己的诗，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这批诗是到了1985年才写出来的。我把它寄给了周伦佑，他以《鬼城》为标题，在《非非》创刊号上发表了出来。
56、而1986年，翟永明的《女人》在公开出版的《诗歌报》上发表。同年，被邀请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发表了另一个奠定其“江湖地位”的组诗《静安庄》。也是在“青春诗会”上，她与韩东、于坚相识，并成为终身的朋友。
57、随着诗人身份的确立，她与“单位”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不可调和。首先，她本来就对本职工作缺乏兴趣，对机关里的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按部就班的工作模式感到厌烦和恐惧；加上她又写诗，在外面挣稿费，还穿奇装异服，还和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被领导“关照”是必然的。她想过调到文化单位去。但那又是另一种“人际关系”，努力了一下，也因“关系”不到位而作罢。无奈，她选择了辞职，在朋友朱成（雕塑家）承包的一个公司短暂的谋了个闲差，再之后做彻底成了一个“自由人”。
58、大约就是这个期间，她认识了何多苓。
59、杨黎：和何多你是好久认识的？
翟永明：我和何多是1984年吧。
杨黎：你以前不晓得一个画家叫何多苓？
翟永明：晓得啊。
杨黎：是在哪儿认识的？
翟永明：好像是有一年开会，后来是别个指给我看，说他是何多苓。哦，是江河指给我看，呵呵。江河和他们比较熟了的。
杨黎：等于是江河给你介绍的？
翟永明：后来是江河正式给我介绍的，我跟着一个朋友去耍时。
杨黎：哪儿去耍？
翟永明：画院。刚开了个画院，就去耍了。这样就认识了，后来就越玩越好。
杨黎：越玩越好到底是啥子？
翟永明：就像是朋友嘛。
杨黎：还有没有其他的？
翟永明：当时没得。
（杨黎《灿烂》）
60、在何多苓以《小翟》命名的系列油画中，人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画中“小翟”那双黑色的、直瞪瞪盯向画外的眼睛。这是一双美丽得有些过分的眼睛。这种“过分”，就是说，不是那种普通的、标准的美，而是一种给人感觉有些紧张和刺痛的那种美。莎乐美？也不是。莎乐美太艳丽了，而且有些邪。“小翟”的这种美，是冷，且这种冷，虽给人紧张和刺痛的感觉，但并不带邪气。也可以简单的借用对她诗歌的描述，即用“黑夜”来描述这种美，黑夜之美。黑夜既可以把人掩藏、伪装起来，同时，也可以让一个人完全的袒露。油画中的小翟，当属于后者。
61、1988年，或1989年，我在蓝马家认识了胡冬，然后胡冬热情地带我去翟永明在抚琴小区的家，认识了翟永明，随行的有蓝马和刘涛。我之前已读过翟永明的《女人》和《静安庄》，见到她之后，觉得她的外形和神态都与我阅读其诗歌时对诗人的想象完全吻合，即：神秘、美丽、羞涩，以及淡淡的一点忧伤。她穿着一套有点波西米亚风格的裙装，漆黑的披肩长发，漆黑的眼眸，浓浓的眉毛和丰满的嘴唇。说话声音不大，说完一句话便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墙上挂了一件彝族的擦尔瓦（一种羊毛披毡），墙下的木柜上也摆放着几个彝族的漆器（木碗、木酒壶、木酒杯和木汤勺）。翟永明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就跟在画上一样。事实上，这时她正与画家何多苓生活在一起，她的这种神态（漆黑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就出现在何多苓的以“小翟”命名的系列油画中。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偶像何多苓，长长的卷发，忧郁的眼神，瘦削而高挑的身材。他出来晃了一下，跟我们打了个招呼，就避进了自己的画室。
62、后来，我有机会看到她早年的那些照片，照片中的翟永明是青春的，时尚的，虽然也是“黑漆漆的长发和漆黑的眼眸”，但整个表情是“白天”的，带有阳光的美。那么，画中的“小翟”与照片中的“小翟”，哪个更真实？
63、“创作《小翟》时，其中的意象就取材于翟永明的《静安庄》长诗。那首诗深深打动了我，这是必然要产生的作品，它也打动了很多人。”（何多苓访谈：《享受“手艺人”那样的愉悦》，见《新闻晨报》）
64、画家通过对其诗歌的阅读和感悟，准确地抓住了诗人真实的“形象”。也可以说，是对诗人形象一种本质的、内在的揭示和展露。
65、当记者问到“你觉得是翟永明成就了你，还是你成就了她？”这样的问题时，何多苓说：“那肯定是她对我的帮助更大。 80年代诗歌对绘画的影响很大，现在离的远一点。现在，我的绘画有了自身的语言。”但是，“小翟”仍然是他的创作源泉之一。
“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却依然是朋友，甚至比朋友更好。我每隔一段时间有了新感悟就要给她画一幅画。我们在精神领域的沟通，永无止境。比如新作《向卡洛尔·弗里达致敬：小翟和龙舌兰》，就是我们俩一起去墨西哥旅行时产生的灵感。弗里达是小翟最喜欢的墨西哥女画家，两人从外形上也特别像，有一种神交的感觉。龙舌兰是弗里达最喜欢描绘的植物。画这张画时，我有一种新的冲动，一切的沧桑感尽在其中。”（何多苓访谈：《享受“手艺人”那样的愉悦》，见《新闻晨报》）
66、仿佛早已存在，仿佛已经就序
我走来，声音概不由已
它把我安顿在朝南的厢房
第一次来我就赶上漆黑的日子
到处都有脸型相像的小径
凉风吹得我苍白寂寞
玉米地在这种时刻精神抖擞
我来到这里，听见双鱼星的嗥叫
又听见敏感的夜抖动不已
…………
（摘自翟永明《静安庄.第一月》）
67、我2003年应作家洁尘之邀，到她供职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做过一年的编辑。这一年的编辑生涯，经我的手编辑并付诸出版的只有翟永明的一本随笔集：《纽约，纽约以西》。其余的选题都未获通过。《纽约，纽约以西》纪录的是翟姐与何多在美国那两年的生活，其中主要篇幅写的是在美国各地的自驾游见闻。书中附了许多影摄图片，这些可与顶级影摄师媲美的影摄图片均出自画家何多苓之手。我至今都很惭愧的是，书的纸张以及印刷都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对不起翟姐和何多那么辛苦的为我挑选照片。几天时间，放着幻灯，一幅一幅的挑选。好在，劣质的纸张和印刷掩盖不了诗人文笔的光彩，在那些质朴而大气的叙述中，我们得以知晓诗人与画家在异国他乡所经历的一个个生动而传奇的故事。
68、这应该是翟永明最具自传色彩的一部书。“女诗人翟永明在中国诗坛一直是一个神话和传奇，她的诗歌，她的容貌，她的情感，她的游历，都是这个神话和传奇的组成部分。《纽约，纽约以西》首次让喜爱翟永明诗歌的读者可以在文字之外一睹传说和想象中的女诗人的面孔和身影。尤其让人兴奋不已的是，这张面孔和身影是叠印在同样具有神话和传奇色彩的纽约，以及纽约以西的北美荒原之上的。”这是印在封底的一段“策划人语”。当翟姐拿到样书，对这这段“策划人语”表示出不满的时候，我老实承认，这是我写的。不但如此，封底那句带有广告意味的话：“那个曾经写出《女人》的女人，并非总是穿着黑裙滞留在白夜……”，也是我写的。刚刚重新翻出这本书，看到这些出自我手的十足“书商”气息的文字，也颇为汗颜，难怪翟姐当初要“不满”了。
69、何多为这部书写了序，写得太好了，以至于任何摘引都将是一种粗暴的宰割，必须全文照录——
十二年前，在纽约皇后区科罗娜街19号门前，我们打点行装，意欲周游美国。朋友们都为我们捏了把汗。一行三人，一男两女，两人不通英语，另一人会一点英语，却不会开车。周游美国这种事，朋友们都没干过，也不想干。因为他们定居美国，没工夫干这种赔钱不长肉的事。忘了他们阻止过我们没有，反正这几个瞎子背瘸子的自驾车旅游团出发了，并且在一个月后完整地回到了纽约。几个月后我们——我和小翟——启程回国，行李中包括一大堆照片和反转片。在幻灯机上给乡亲们看过之后，束之高阁十二年，直到四川文艺出版社计划出这本书，才又翻了出来。
记得几年前，国内有个电视台去阿拉斯加，回来就说成是首次赴该地的中国人。这使我很为自己不平了一阵子，原来早在一九九一年我们就去了阿拉斯加，而且开车穿越了北极圈，差一点到了杰克.伦敦笔下的育空河。大概我们习惯于把所有举动都只当成个人行为，从未想到也可以代表中国人行事。只记得在北冰洋岸边，我们的朋友蹦蹦突然生出爱国之心，举起手中的雨伞，说：这代表中国国旗。结果拍下照片来，也只见她举了把美国雨伞。顺便说一下，蹦蹦后来定居美国了。
当年的动机其实很单纯。首先，我们还算年轻，又看过很多西部片，向往自然景观，不喜欢人文景观，“荒野”是我们的梦想。其次，因为终于决定了回国，自己就定位成旅游者，怎么玩都不过分。停止了谋生和学语言等日常工作，大把时间也有了。而且我们有辆车，一九八三年版的二手尼桑.马克西姆（大致相当于中国版的公爵王）。有自动排挡、电动天窗，还有些小玩意。比方要是忘了关车门，就有个小姐的声音说：“The door is open……”，令人不胜其烦。车虽然旧点，却毫无故障地行驶了两万多公里，顶住了酷暑苦寒。回纽约后，有熟人愿出两千美元买下（我们当初花了两千四百美元）。但我这环游美国的人，这时却阴沟里翻船，在纽约一条小公路上出了车祸，车几乎成了废铁，但它最后一次保护了我，让我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中国。这是后话了。
除了汽车，还得有地图。我们经指点去了“AAA”，即美国汽车协会。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驾车人都是该会会员。在当场交了一点会费后，我们也立刻成为会员，享有如下服务：提供详尽的公路地图、食宿指南；如果车在美国任何一个角落抛锚，打一个免费电话就可获得救助，当然也是免费的，等等。协会工作人员还帮我们策划了一条路线，把所有的著名或不知名的国家公园都包括进去了。那张地图是我们此行的依据，现在也就成了这本书最重要的线索。说来也是该有下文，我这个最丢三落四的人居然把它保存至今。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我有一部二手尼康FM—2相机，没有它，也没有这本书。我曾失手把它摔在犹他州的岩石上，没出任何毛病。我这可不是帮日本人打广告。还有件小事值得一提。在美国，你可以在一个特定的连锁店里买胶卷（反转片），每个胶卷附一个印好店名的信封。在美国任何地方，你把拍完的胶卷装在信封里，填上自己的地址，扔进你能找到的任何一个邮筒里。这样，当我们回到纽约，几个邮件在等着我们。里面是冲好的反转片，分别装在片框中，以一卷为单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个个绿色的硬塑料盒子里。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无可挑剔。没有这项服务，也不会有这本书。因为以我的懒惰，我永远也没有耐心把整版的胶卷裁开，装入片框，这些胶卷也就会和后来我在英国拍的反转片一样堆在那里，连自己也懒得去看。
总的说来，美国西部就是个大公园，谁愿意都可以去逛一圈，没有人会因此觉得自命不凡。至于阿拉斯加，大多数美国人恐怕都认为是蛮荒之地，他们更喜欢迈阿密或夏威夷。回国后谈起阿拉斯加，很多人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赌城嘛……我们也就不再提起了。话说回来，美国的公路那么好，开个几万公里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壮举。我们拍的那些照片，专业人士肯定不以为然。问题是还没有专业人士去做同样的事……这就给了我可乘之机，把这些业余之作发表。
如今我们不再年轻，也不再向往自然景观了。小翟的文字以及我们拍摄的这些照片就算是对“西部往事”的纪念吧。
2003年3月10日。
70、再看小翟在《纽约，纽约以西》这部书中对这次自驾游，以及自驾游之后回到纽约的一些有趣描述——
何多苓，画家，按履历表上填写的职称为一级美术师。英语能力可疑，有时彷佛一句不会，有时又冒出一句语法正确发音纯正的完整句子，视情况和情绪而定。优点是先天的驾驶才能，虽行车经验只有半年，但技术和反应一流。并可从早到晚开车十几个小时不知疲倦，缺点是时间长了有时会瞌睡。
本人，自由职业者，按照护照上填写为工程师，但离工程师已越来越远。英语能力差劲，但憋急了也可从嘴中蹦出几个单词来。持学习驾照（也就是说，必须有正式驾驶员在旁边方能上路，回来后才知这种驾照根本不能上高速公路），实际驾驶经验只有两个月，技术一般，反应一流。优点是方向感极强，可以从繁复的地图上清晰地找到行车路线。
蹦蹦，前空姐，现画家，被我们称为“人参娃娃”，因为她长得雪白粉嫩，被一家中国商店聘去当店员，工资相当高，因为老板觉得她卖人参可以给顾客以信任感。英语能力算我们几个中最好的（虽然也只有半年的学习水平），缺点是完全不懂开车。
在即将进入芝加哥城的一个路口前，我们停下来大概考虑了五分钟，如果去芝加哥就向左转，如果不去，就向右转，再往下一个州，南达科他州。我们此行主要是向往自然景观，对大城市，对人文景观完全不感兴趣。我们将决定权交给蹦蹦。她从上车后即在后排蒙头大睡，这时撑起来往芝加哥方向看了一眼，说：算了吧。然后又倒下去继续睡。何多苓方向盘向右一打，我们就绕着芝加哥城转了一圈，然后转到90号国家公路继续向西。
回纽约后，我们给成都的朋友刘家琨寄去了一张在黄石公园拍的野牛的照片，并不无得意地写道：“在黄石，我们看到了许多野牛，就是《与狼共舞》里的那些。”朋友刘家琨那时还没有开始如日中天的事业，正一个人在成都过着风流快活、乐不可支的日子，对于成都之外的一切事情都嗤之以鼻，她收到我们的明信片之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说：野牛又怎么样嘛野牛？
一天，在一条长得漫无边际的公路上，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开车的人和坐车的人都变得睡意昏沉，这时，一辆至少170码或180码速度的车飞快地从我们车旁一飙而过，快得让我们的车身都浪了一下。何多苓一下来了精神，一轰油门，跟了上去。在长长的一段路上，一前一后的两辆车一直以180码的速度飞驶着。有一阵，前面那个车疯子突然开得不见了踪影，何多苓加大油门轰上去，准本跟上他，正在这时，他那2.0的眼睛突然看见前方路侧有几个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