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汤养宗（以下简称汤，或汤氏）有着难得的“慢”与多重的趣、味。并且我认为，其刺穿生活迷雾而直抵命运真实的审视本能,文本的多维与复杂，深度与包容，个人化的心灵秘史、经验仓库与语言魔匣，其对写作灵遇的捕捉，对事象的从容缉拿……等等，对汤氏而言，二十年前就已经解决得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上述诸种,尤其是诗歌文本技术上的造化，令其诗存在着可引以为傲的误读可能。汤是个既靠诗歌也靠见解说话的人，换一种说法就是汤是个既靠思考也靠说话写诗的人——这对于评论者是个很大的麻烦。好在汤氏需要读者，却不需要知音。
汤诗给于汉语书写可能性的开掘、系统性思考，文本性的贡献及其价值砝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汤本人对中国诗界所构成的影响却不应被理解为仅限于文本本身。就其近三十年从未放弃对诗学的思考与理论建树上的努力，至今依然致力于文本自治的谋求与实验而言，就足以让不少诗坛头面人物脸红。早在2003年和2006年，汤就先后（分别）获得《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设立的“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但我要强调的，也是给予我这篇文字较大压力的，并非如上所述，也非是其诗歌文本的系统构成，如诗学创见、品质元素、技术手段、美学取向、形式建筑乃至读者们读出的其它文本意义、文本个性等，而是——它们竟然大多已被汤氏在其本人的《写字条》或寥寥几篇正式或非正式诗人访谈或个人发言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地予以了归结，阐述。在我看来，汤在《写字条》中所寄予着的呕心沥血又机趣横生的诗歌创见，刚好与其数多作品形成了有机的同构关系，具有着彼此印证和加强的互文性。也就是说，汤氏无意中恰好作了自己文本的最佳阐释者，批评者。因而若从严肃的文学（文本）批评的角度出发，试图从汤诗文本中再次觅得游刃之隙，独明之烛，除有着穿凿附会、勉为其难之嫌外，批评者这种吃力掘进着的发现之旅不是徒劳，却也至多不过是拾其牙慧而已。
汤曾言及的“写作策略”（见汤养宗诗学随笔：“诗歌写字条”）：兀兀穷年所致力于的诗歌文本内部的“文字呼吸感”、外在的“建筑形式感”，其反复推崇并一直拥有着的“集体时间之外的孤独感”（寒冷意识），从积累沉淀到诉诸文本极具可贵的必须的“慢”，对诗写过程中的“光滑”与惯性所进行的拦截或阻隔——以取得或实现阅读的“延时性”，尤其是汤诗近年作品所呈现出的那种看似“放任不管”实则“万象在胸”、“游刃有余”的诗句间的“断裂或散漫”，诗句输出时极少见得“斧凿”之痕、“匠工”之气的“粗粝感”……在汤诗文本中，着实呈现并凸显着文本化自治的个性风貌。因此，汤的“写作策略”，不再是仅仅指向单一或多个向度的诗前预设，比如写作元素、技术手段、多维运思等的一个词，它包括了上述及对整个诗写过程的全部统治与驾驭，甚至文字被敲击后脱颖而出的一个个个恍惚的“瞬间”。
“以一斑而窥全豹”，“一叶而知秋”，与其说指的是研究方式与方法，不如讲它们强调的是研究者抑或批评者的“洞悉”才能和审美敏感度。我没有。至少很大欠缺。一个折中的办法可能是，在自然光下，面对着多维时空将其打开，对汤氏的诗歌文本作一整体性的纵向切片，形成一个系列的私人化的研究报告。这篇小文即为其一。
首先让我感兴趣并关注的是汤诗文本中的人性呈现。其次是人格生成。然而诗歌批评不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亦非精神分析学和心理临床诊断，孤立的谈论“人性”和“人格”这样两个词，一如孤立地谈论诗歌技术，你即便使尽了浑身的本事和解数，其结果仍然不是“空”就是“死”。“这是个意义被转移成技术并通过技术来呈现的时代。”（汤养宗《所谓当代，其实是恰好被我们偶然相遇》——在第三届中原青年诗会上的发言，以下称《发言》）汤氏此言固然有着对技术的绝对强调，但他这话里有个前提预置，即其它一切都已解决。当然，就诗歌的技术性与其它，我更偏重于前者。因为我认为它是诗歌赖以区别于其它形式文本最本质的一道分水岭。从另一重角度而言，对诗歌的终极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对“人”的研究，对美的赏鉴，对审美的研究。离开了人这一审美主体，“美”依然存在，但却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一直信奉，“人性”是各式文学写作的终极母体。而“人格”相对于文学形象的塑造、作品感染力的生成以及尚未丧失殆尽的部分改良功能而言，是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的一个因子。人性是片浑水，则人格是凸起的沙丘或崛起的峰峦。
因此针对汤诗文本，既不能单一考量人性中的普泛性以及个性、人格如何在文本中被技术性的呈现与诗意开掘，也不能单从技术性的维度来求证其人性与人格在文本中的存在、密度与质感，而应二者兼顾。
人们常为汤氏对诗歌“技术”一词的推崇与强调所误导，而忽略其文本中对人性的审视及诗歌精神的关照。“极少的诗歌直接具有直接正面的时代精神指向，更多的是诗人在诗歌里对时光流逝及生活压力的甚至琐屑的杂感，这些零碎的感受，便是一个诗人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关系。”（《发言》）毋容置疑，汤所言及的“时代精神”，是个与国家政治、社会道德、集体立场等有着近亲关系和公共语境的词。此言至少意味着承认了诗歌（尽管极少）对时代精神的间接具有或可能承载。实际上，汤氏高度自治的诗歌文本和对汉语诗学理论体系的开拓、掘进与补白，从根本上说，正是源自于他诗歌生涯中的“责任”与“担当”。但汤的责任与担当“精神”指向，完全是诗学范畴内的，求证于事实便是一种沉默而扎实的永不放弃的行动——其近三十年来一直未间断对诗学的思考与理论建树上的努力，至今依然致力于文本自治的谋求与实验……这种“精神”的内部，自然还整合着一位诗人的诗学理想，诗歌立场，诗学原则，美学追求等。即个人纯粹的诗学观和审美“标准”。汤的大多诗作，有着明显的对高蹈书写情怀的自觉解构，对诗歌在国家政治和公共精神领域试图干预而衍生出的“神圣感”、“使命感”的自觉疏离与规避，所谓“……忠实记事……将舌头终于还给舌头”（汤养宗《坦白》）但不能不说其诗中依然沉潜或倔强地聚焦着诗性化的个人主义精神之核，弩张着足够强大而稳健的精神承载力——作为一个诗人，他并未在愈来愈秩序却愈来愈混乱的现实世界中放弃，放弃自己作为一位诗者面对社会生存压力下的人性图景所应持有的生存立场。貌似作“壁上观”的冷抒情状态，依然有着清晰可辨的精神思辨和人格扼守征候。其《断字碑》，“我往黑看”——似乎瞬间就让读者瞥见了八大山人的那只鸟眼之“白”。
雷公竹是往上看的，它有节序，梯子，胶水甚至生长的刀斧/穿山甲是往下看的，有地图，暗室，用秘密的呓语带大孩子/相思豆是往远看的，克制，操守，把光阴当成红糖裹在怀中/绿毛龟是往近看的，远方太远，老去太累，去死，还是不死/枇杷树是往甜看的，伟大的庸见就是结果，要膨胀，总以为自己是好口粮/丢魂鸟是往苦看的，活着也象死过一回，哭丧着脸，仿佛是废弃的飞行器/白飞蛾是往光看的，生来冲动，不商量，烧焦便是最好的味道/我往黑看，所以我更沉溺，真正的暗无天日，连飞蛾的快乐死也没有——《断字碑》
与这种精神“人格”或曰人格“精神”相策应的，是汤氏诸多诗作中隐喻中的灵魂秘密和哲学蕴藉。
弯腰把头深埋进井口的人，是这个村庄
唯一的人。他朝里头喊：
“井下有人吗？”井下的声音
把他的话往下传后又传上来——“井下有人吗？”
他的头越埋越深，越埋越深
最后，活像一只蜜蜂叮在花蕊中
只剩下屁股
——《一个人的村庄》
这人将身体和灵魂同时弯成一个吃力的问号。这一世俗而执拗的姿势，有着深厚而悠远的美学韵味，又隐约指涉着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哲学命题的端倪。“活像一只蜜蜂叮在花蕊中”，则将修辞中的汉字之能指及所指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如此迷醉而自适，又如此美妙而荒芜。“只剩下”、“屁股”，略显滑稽的语感中有着对严肃的善意解构，甚至能让人读出揶揄中些许的悲情来。
我甚至抑制不住继续将这种对汤氏文本先入为主、故作深刻式的“误读”延伸下去：此乃养宗一人亘穿今古的自况。伏于井口的那厮，其身形气志，与诗人面对诗歌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两眼“深井”，穷其一生，反复叩问，自辩对质的“痴”、“愚”之状，何其神似！
而人性中更多的甚至无所不在的功利性的谋求，则让汤的该首小诗蒙上了一层自我沉浸心无旁骛，无需别人喝彩的快乐——这是一个人的村庄，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的诗国。
因汤氏对诗写技术性尤其是写作难度的强调，不少诗爱者，总是观瞻与模仿其外在而忽视汤诗经过审美过滤或诗性化后的柔性刺世成分——当然，从写作学的角度而言，其之所以如此仍是重在衬托凸显出“我”之主体精神，一个不合时宜者的倔独人格。
短诗《青灯》，体现出诗人有着芸芸众生之外的一份难得的“夫子独醒”，而有别于某些诗作中“没完没了的恍惚”。
青灯在哪里？青灯再一次提醒了我/一个人必须再往竹林深处走，脱鞋/享用心头的热与脚底的凉。或蒙头大睡/猪那样可以看轻，梦中流出口水/有月光的颜色，被评论，被天鹅吞食/他写下诗句：“你们都在洗木炭/我是看你们忙碌的那个人。”时光反过来/看管他，他该千刀万剐，还逐渐开始/像什么，越活越丑，一块丑木？/作为鸟虫的朋友，他已多年没洗澡/谁又是洗干净的？类似于煎熬过的药渣/相对没完没了的恍惚，这有点好
诗中，“青灯”，是与省略的“黄卷”二字构成传统语境中“孤寒、凄清的书生生活”的一个意象。亦与下文承接而来的诗句——“走向竹林深处……鸟虫的朋友”形成了自然而有机的同构，隐喻中有着“归隐”之意的指涉，至于象一头“猪”那样懒于哲学思辨，摈弃意义肤浅的形式上的追问——“月光明媚、天鹅升空”，过着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而陶然于其间的山林生活，则是观照于下文的“你们忙碌”。，“洗木炭”这一事象，是一种看似在“清洗”实则并未触及到事物“恶俗”之本质的普泛性精神行为，徒劳而荒唐。“我”却是“看你们忙碌的那个人”。“时光反过来/看管他”，则有着简练而丰富的言外意味——这种“被看管”着的存在状态，并非源自于一种外部的统治意志，或干预机制，只不过是严酷无情却又公平公正的“时光老人”，即实质上仍是无拘无束——心灵的自由使然。这种不动声色中对生活方式的抉择，行为过程中的态度流露出的对功利化生活的嘲弄，与过去“没完没了的恍惚”相较而言，确乎是一种“好”——
《盐》一诗，对世道人心之“贪”之信仰的集体漫失，以及这一事象的另一面——公共信仰对个体意志施加的冷暴力，有着深刻的洞悉。先拟牧师之口道出宗教给予人类精神上的同一性诉求，然尾行却突兀一句——我的村庄说：“盐是皇帝的圣旨。”显然，诗中给出了一个乍看滑稽实则意味深长的词语链条，即“圣经——盐——圣旨”。其写作技艺上惯用的“兵不血刃而全胜”的绵里藏针之术，反讽、戏谑的笔调，举重若轻，剥开了“信仰”一词所蕴含所波及的人性及国家意志中的黑暗部分。
那牧师对我说：圣经对我们的提醒
就是盐对味觉的提醒。千声万色、众口难调的人世
只有盐在看住我们贪吃的嘴巴。
而我村庄的说法更霸气
某妇煮白猴在锅里，本地叫妖，妖不肯死，在沸水中叫
她撒下一把盐，像一个朝廷水落见山石
沸水安静了，没声音了，锅里的肉与骨头，都有了去处
我的村庄说：“盐是皇帝的圣旨。”
诗中，“红旗”、“地图”、“给火星人拔电话”等意象、事象所特有的庄重感或超现实感，与之前若干诗句中“指尖上那小小的恶”、“莫名的依恋”等明显有着“小或轻”质感的意象，构成了明显的冲突与对决。
善与恶，卑劣与崇高，手上的微小与脚下的宏阔，现实与梦想，等等，人类生存中的形而上意义的一部分，当是置身取舍与扬弃矛盾统一体中的揪扯，自我挣扎。由此可见，诗中，“手”是一种控制意志与被意志控制的双重意义符号，它面临或曰置身其间的，是生存场中两难选择的悖论。困惑中的代价在于，不是选择后的结果，而是选择过程本身所给与我们身心的犹疑、痛楚和折磨。
作为一个有着复杂的生活阅历和阅世经验的中年诗人，汤养宗对人性这一兼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包括变异与扭曲）的写作领地，有着深刻而精微的体察、认知和探究。
《假想敌》一诗，可谓其揭示人性暗疾的颇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对抗”、“较劲”、“嫉妒”、“虚伪”、“诅咒”、“恶毒”、“忘恩负义”、“幸灾乐祸”、哪怕共同深患绝症，无可救药……人性中的种种丑陋或弱点，在汤氏亦实亦虚、亦庄亦谐、亦真亦幻的轻松笔端下，“我”与假想敌双方煞有介事又滑稽不堪的形象，异常鲜活，呼之欲出，令人忍俊不禁，哭笑不得。
事实上，有的诗句已经将笔触跌宕得更远，甚至触及到社会心理学、行为心理学、病理学等学科范畴所共同指涉的心理病灶——
他盼着我赶紧老掉，生病，或者
来车祸，并在自己设立的法庭上
判我终生监禁，不能过性生活，疯掉
我不停地吃补药，咳嗽，也设想他在隔壁
吃下更多的药，并且是毒药
同时，没有救护车，也不可能有我们这两人的
医院
此类诗作，其诗意不是依赖于单一或多个词语自身的辐射或折光，而是重在由文本中的事象以及文本作整体性的生发来达成。它似乎已全然从庸俗的诗歌学概念中金蝉脱壳。在调集、整合着某一块人生经验的同时，将看不见的针芒穿过世俗脏污的棉团，不动声色地扎向人性暗疾。这种看似夸张实则更具真切性的经验述说——“冷抒情”，既是一位心智高度成熟的诗人无可选择的表达方式，亦是诗人一直追求和秉持的诗歌美学原则之一。
“因为诗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是感情，而是经验。”（里尔克）
对性意识、性心理的隐秘性体味与诗意化传输，自古以来就是诗或非诗文本不可回避乃至不可切除的一部分母体元素，且“人有其土”，别有洞天。
然而，汤氏不是哈代，不是劳伦斯，不是兰波，不是魏尔伦。汤诸多篇什该方面的笔触均颇为节制，隐忍，既有弹性又具诗性。这种发端于正常人性基因和生命存在之本能需求的——或普泛原生或经文学修正后的性意识或性心理，一旦被点化于汤氏的诗歌中，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称之为“性”，倒不如称之为“色”或“性感”更合适。
诗中，那些或明或隐或阳刚或阴柔的性意识、性心理，或如“气泡”，又似“云翳”，或仿若调皮、灵动、狡猾的飞禽走兽，在读者的审美视野中现身，逡巡……自然，微妙，温情，明朗，健康，有时又是那么地阴郁，潮湿，模糊，缱绻……
雨点声掩盖过西厢吃吃的笑声，有闪电/照亮妇人的耳环和窗棂上的木雕/另几个星宿/坐于厅堂上聊天，将竹影翻到另一面/天色显得有用或者无用/鸣虫也象是特意养大的，在看不见的石阶下/第二房媳妇的心事有点窄也有点紧，一头牯牛以及旧墙中伸出的手/是她经常的幻象，关于在午夜练习飞翔/不敢证实那是自己的身体/如今……
《科幻片》一诗，最好从技术的层面切入。我想，定《科幻片》一语为题，本身就有着诸多耐人寻味之处。一是与“火星”上的人通话（火星上，至今认为人是无法在上面生存的），一是整首诗的镜头中的飘忽感，象一部旧时代黑白电影中的模糊影像；同时更是诗人借助科幻片一语的故意误导，来实现诗中对个人潜意识深处微妙心理欲望的遮蔽或疏离——而这恰恰是诗人最想通过本诗来传达的。既是自我心理的释放，更聚焦着一代中年人纵想青春冲动也不得不“保持着白云的准则”（马雅可夫斯基：我是一条穿裤子的云）的尴尬心境。这种隐忍中的“渴望”通过诸如“每一张大床，都任由我睡下/我替女主人的先生接电话.../商店里的模特是每天打招呼的对象/偶然想起自己的下半身，那里/现在是座空旷茫茫的海洋”等诗句，在看似漫不经意的语感中被体察外显得含蓄而刻骨。
汤氏的诗文本中，有着多个“汤养宗”。从审美或怡情的角度而论之，文本中的“汤养宗”，无疑可视之为一个又一个当代风流雅士的影子或替身的集合。
他们均有着奇异的感受力，某种程度的可爱的神经质，“患有梦游症”，“心地恍惚”，对某些事物和词语的反复吟哦、执着偏爱，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自恋情结。
从诗的主体性这一本质特征来看，文本中他们，却又分明是从现实中的汤养宗身体宫殿与精神宇宙内分离出来的——带有明显汤氏艺术特质和生命个性的“活物”和“幽灵”。他们既矛盾又统一；既有人间庄园世俗的情调，更有精神谱系理想的经幡；既张翕出肉体生命形而下的本能自语，更进行着形而上意志的驳诘与对决，乃至一直致力于谋求在对立中达成肉体与精神的和解，以及此精神与彼精神的和解：
诗中，“我”，或天真而淘气——“我就是你们要捉拿的采花大盗”（ 《五月四日登目海尖，采花记》）；
或热衷于调侃贫嘴——“从动物的鲜猛性观察，她们才是最新上市的毒药”（《螳螂捕蝉或没完没了的毒药》）；
或沉稳自信——“自己有点冰凉和荒芜，却捍卫了一辈子的判断力”（《赌石头》），“谁还能象我这样，说谁倒下就倒下”——（《坦白》）；
或自恋成“钢”，孤芳自赏——“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才高八斗》）；
或压低语声，故作秘宣，实则豪气在胸，暗藏“杀气”——“这孩子一旦出手，一些省份便要改名换姓”（《凶器》）；
或寂寥落寞，一片秋声——“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聚会了，偶然想起自己的下半身，那里/是座空旷茫茫的海洋”；
或闲适放达，或心生恍惚，或自闭内省，或阴郁怀旧……
诚然，每一个汤氏之“我”，皆兼有着抒情主体和文本客体的双重身份。诗里诗外，他们被一个共同的命运之“场”笼罩着，同时又分别置身于一个个具体的“现场”中。一个个人生的片段，在文本中被编辑，给定，演绎，却又更象一面面在整体中支离破碎的镜子，透过诗篇中一个个诗人在场的事件（事象）的碎片，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抒情（言说）主体凸显于普泛人性之河之上的“人格”个性，聚焦为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灵魂的多棱体。
“文字中的最终目的，是致使‘我说’包容‘他说’，‘本己’超越‘异己’……从而导出内心存在的客观面貌。”（《汤养宗访谈：在诗歌第一现场，谁是可靠的》）
其实，对于汤养宗这样一位早将世事洞明且极具智慧和幽默感的诗界狂生，诗歌文本中涉“性”也好，染“色”也好，无一不是其诡异惑人的虚晃之笔。即言此意彼。貌似示性言色，放浪形骸，没个正经，实则无一不是叙其经历，显其阅历，敞其怀抱，啸其烈士暮年之壮志，亦无时不在养其心性，润其肺腑，状其风骨，塑其自负、孤傲、冷峭、萧然、放达之性格。
而这一切，均被毫无顾忌、真假难辨地呈现于诗歌文本，且在“准完全现场”非常真切地一句一句“说”出来的，除了需要自由自在的书写心态之外，亦不能不说取决于汤的人格：忠实于自己的肉体与灵魂。
“兄弟，你好；女人，你也好，我，我的年龄，我的身体，我的大脑，我的诗，好不好，你们知道”——这是我读出的另一个汤养宗。生命人格上的，诗学人格上的。
近年来，汤诗较过去似乎更显“随意”，“散漫”，自得而性情；行文间似有颇多“枝蔓”，愈趋于“口语”，在一些人眼里甚至“不够精致”，“不够庄重”。但这正如一个时而平原牧马时而山间骑驴，穿行浪迹于多重时空的山水游客，没有人能让其才子禀赋、浪人情怀，诗性人格规规矩矩地听命于一种召唤，服从于一种范式。因为——汤氏文本，一如他关于中国汉语诗歌的思考与实验，从来就没有停止和固化的可能。
从“形象”的建构，人性的呈现，到“性格”的熔铸，“人格”的洗润与生成——仅就人性与人格的多维呈现与诗性开掘而言，诗人汤养宗已经拥有了诸多同道无法并肩而立的位置与优势。
我愿意借此开篇说出自己对这样一位诗人的敬意。
来源：诗生活网诗人专栏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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