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 经验的历史

         　　完整而准确地说明一个诗人的创作是困难的，尤其对于那些富于探索、不断进步的诗人。怀着这样的限制性视角进入桑克的世界，所谓“地理意识”既根源于桑克的文本世界，同时，也包含着评论者的主体观念。“地理意识”在这里是那种加了引号、着重强调的词语——在穿越不同时间、空间之后，“地理意识”正以记忆留存的方式联系着桑克过去和现时的创作，这个涉及地域、环境、成长、经验及其内在转换的提法，很少触及诗人情感悸动的经历，而事实上，桑克常常舒缓的、智性的叙述也摒弃了青春焦虑式的解读。这样，作为一次可供参考的认知过程，桑克诗歌的“地理意识”极有可能成为知人论世式的历史性探寻。

一

　　如果将桑克已有的写作进行笼统的分类，那么，所谓“农场”或富于乡村色彩的作品无疑会成为一类。按照桑克“作者简介”式的记录，“1967年9月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8511农场”构成了深入桑克创作的逻辑起点。可以确认的是，至80年代中期，桑克一直在这一居住地生活、学习、开始创作，曾为其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诗人曾在创作中不止一次地回溯她的景色——

连绵的低矮的小山，几撮
杨树丛生的丘陵。蛇似的铁路。
农舍是红色的。河流闪光。平原上
电视转播塔，一根绣花针。
这是我熟悉的黑龙江风景
　或者北大荒风景
我和它一度关系密切，而今
它在梦的沼泽地里。
——《连绵的低矮的小山……》

显然，“熟悉”的风景对于现实而言，总带有客观与主观的双面性，正如远离会拉开记忆的空间尺度，然而，“最近的地方往往是我不能/抵达的地方”，在一首名为《最近的地方》一诗中，桑克将“出生地，即是全部。” 作为“奖赏”留给了自己，而后，他只能不断“回忆她的音容笑貌”，而作为一种聆听，这又是诗人向我们“讲述”的“尘世的奇迹”。
　　很难说，北大荒凄清而富足的地域特色会对桑克的性格以及成长道路产生怎样的影响。然而，即使置身于城市，诗人常常不知不觉将笔触伸向“这里”却足以证明其难以割舍的情由。按照桑克创作年表的记录条目，诗人在这里曾受“陶潜、王昌龄、杜甫、韩愈、李商隐、苏轼影响，进行古典诗体写作”；又曾“受穆旦翻译的普希金和冰心翻译的泰戈尔影响，进行现代诗体写作”[1]，一个诗人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汲养都形成于此。在这片安静而又充满韧性的土地上，“月光”、“家人”、“麦田”、“乳牛”、“草甸”、“野鸭”、“拖拉机”、“沼泽”、“正午”、“白桦”，组成了“农场”不同的画面，那是涉及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化的寄居地。作为一代战天斗地、奔赴边陲之开辟者的后裔，桑克家庭历史能够唤起的记忆构成了日后诗人创作中一道风景。除了因“年幼的时候是个杰出的孩子”，“我被公众孤立”之外，在诗人特有的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的想像中：“我缓缓抬头，我温暖地看着。/温暖地看着这幅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我叫过妻子，我让她/和我一起看：/这新风景，这圣家庭。”（《连绵的低矮的小山……》）

二

　　1985年之后的桑克，曾因求学的原因来到北京，并最终在1992年回到哈尔滨工作。翻开《桑克诗选》以及更为切近的《诗探索丛书·桑克诗歌》，我们不由得惊讶于诗人从未收录到大学时代或曰怀念那段时间的作品。没有记忆，意味不愿面对，但可以推及的是：从农场到现代都市无疑为诗人的生活带来崭新的触及：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受任洪渊、王一川、蓝棣之等先生的影响；阅读罗洛翻译的法国现代诗歌，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印制第一本个人诗集《午夜的雪》……一串串生活的“足迹”[2]的印痕，构成了诗人生活新的地理空间。因而，缺失这段历史记忆的“诗歌记录”，就成为一件“人为的忽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来自“农场”的北大荒青年就此远离了童年生活的空间，并进而与城市的碰撞中形成了新的生命与写作历程。
　　如果说城市与乡村对立一直是现代诗人与艺术家热衷探讨的主题之一，那么，面对自己最终定居的城市，桑克道出了自己真实的迷惘——

我摘掉眼镜，搁在存衣柜
最偏僻的省份。眼前的一切模糊
很像睡觉前看见的尘世，只不过那时
我很快闭上了眼睛，同时又张开
另外两只——尘世看不见——其速度
——《公共浴室》

是不愿看清，还是有意虚构出现代城市中的特有情绪？桑克的叙述让我们相信：诗人并未真正与这个城市结合的天衣无缝。无论是怀旧中的田园，还是恍若隔世的虚幻，诗人以眼前的“镜像”与城市形成某种界限，而此时，怀旧中的树林以及“林中露宿”式的场景也成为“来日来临，我却难以归返”的一丝怅惘。
　　在中国东北边缘同时又极具殖民地风格的城市哈尔滨，桑克一度领略到一个“无神论者”新奇的感觉：“我步行两个街区，上教堂/不是为了尊敬那个传说人物，/仅是为了异国情调”（《无神论者》）。“教堂”是桑克笔下出现频率较高的城市“意象”，《沉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圣·伊维尔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奥秘十四行》、《郊游》中都出现过这个安静又明显带有所指的名词——

我和我爱好考古的妻子
发现它存在一本俄文回忆录里
……
……
而今除却俄式松花江野餐
除却对过滤的异国情调的回忆
淡淡痕迹需要什么样的眼睛辨认？
——《圣·伊维尔教堂》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浴室》、《无神论者》、《圣·伊维尔教堂》三首诗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细细体味其中涉及的地理意象，童年的履历、个人的迁徙以及当下生活的环境，城市和乡村、林间形成的紧张感，形成了桑克笔下充满张力甚或悖论式的诗行。为了避免《无神论者》结尾处那种“我对肉体，真的没有把握”的无谓表白，桑克的诗显得智慧而低回，他的技术与潜在的浪漫主义是消解其诗歌本身和环境本身矛盾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他低语：“我应该在灵魂的深处漫游，结果我却在为清洁工作奔忙——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3]，对自身的隐喻或许是桑克游弋于城市空间的重要平衡策略。

三

　　90年代以后中国新诗的发展趋势，是以更为细致的方式揭示生活的具象。在充分重视语言叙述的个人性与生存内容的前提下，张力、悖论、反讽、隐喻成为这一时期诗学批评与诗人写作共同关注的词语。在逐步丧失社会批判功能之后，诗歌回归内心的结果是日趋走向模糊甚至暧昧的境地，上述背景使90年代新诗写作的语言问题可以归结为零散化、克制而被压抑直至“不负责任”的懒散性书写。
　　桑克当然是属于90年代的诗人，但我们更为看重的是他怎样在这样的语境下延续其“地理”主题与特色。在切身体验“乡村”与城市之间隔阂的前提下，桑克在其写作意识上嬗变着空间式的转变——不断在诗中闪现从时间到空间的变换场景和镜头组接，不断重视语境的重要性并在具体语境中实践“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即反讽），是桑克在90年代带给读者的专业性质与风格特点。“那人死了。/骨结核，或者是一把刀子。/灰烬的发辫解开，垂在屋顶。”而两个护士却若无其事地拿着几页表格，“在明亮的厨房里，她们在谈：三明治”，在《公共场所》一诗中，桑克开头若即若离的空间组合显示了诗人如何利用“地理”展现自身的优异的反讽品质。即使忽视叙述的智慧与技术，结尾处“相爱者坐在/广场的凉地上，数着裤脚上的烟洞究竟有多少”，也足以和作品题目的相映成趣中展现当代人的生存境遇。
　　沿用后现代地理学的说法，即“在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这就是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4]所谓自90年代到世纪之交桑克诗歌写作中的“地理意识”必将呈现崭新的书写图景。以《走钢丝艺人》为例，“在旅途中，我曾得到过/他们热心的帮助，模仿或学习/关于把握平衡的手艺”，其实已经从“看/被看”、“我/他们”之间揭示了潜藏于诗歌内部的“空间构成”——在炎炎夏日下，“我”以汗珠的劳作与“他们”吃冰激凌形成对比……在结尾处——“他们给我薪水，给我掌声/和阴险的蛊惑”，则更加清楚地揭示艺术和人生的“一语双关”，在简单而又不失奇险的境遇中，存在哲学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与《走钢丝艺人》相比，名作《雪的教育》是一次近乎串起桑克成长至当下生存状况全部的精神记录，同时，也是集中体现其“地理意识”的作品。“在东北这么多年/没见过干净的雪”，城市居民的沮丧抱怨，轻易地将“雪景”置于一个地域视野之内，同时，也为下文的视角转换埋下伏笔。“乡下”、“森林”，雪“清洁”而富有“营养”，其美丽的姿态和安静的睡姿，联系起“我们童年时代/的记忆和几近失传的游戏”——“时间感，逝去的岁月，失传的游戏和永恒的记忆等等，在这里相互交融，产生了一种分裂和延续并存的力量。它将前半部分不无空泛的话题和不无缥缈的联想，一下子带入沉重的人生背景和记忆历程中。” [5]然而，接下来的“在国防公路上，它被挤压/仿佛轮胎的模块儿。”却将诗人急待表达的意图之“位置”指点出来：“国防公路”延续着前面对城市和乡村的连接，同时又将诗歌赋予了重大主题意识——进一步联系诗人的写作时间“1999年1月”，我将其视为一次属于桑克式的历史化经验书写，而下面的：

把它的嘎吱声理解成呻吟
是荒谬的。它实际上
更像一种对强制的反抗。
而我，嘟嘟囔囔，也
正有这个意思。如果
这还算一种功绩，那是因为
我始终在雪仁慈的教育下。

终于以“反抗”的姿态完成了一次从“雪”到“人”的自然转换。“呻吟”、“嘟嘟囔囔”同样给“强制”以反作用力，至于“雪仁慈的教育”不但是关于地域的，同时，也是关于诗人自身的领悟，领悟中，“雪的教育”在历史化的过程中，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现实感。

四

　　在一次关于“诗歌与地理”的对话中，桑克曾指出：“在共同发展基础之上，有必要扩大地域文化的风格差异”，“地域性则与具体生活相关，换句话说，地域性实际就是个人性”。 [6]对于上述言论，我以为是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处理诗歌整体生存处境和诗人个体写作风格的辩证理解。当代诗歌发展至今，很多曾经出现的专有名词比如“行吟诗人”、“乡土诗人”、“地域流派”等，都发生了语义模糊的转变，这当然已不再是集体出场、莅临诗坛的年代，然而，在汉语语言符号化可能抵达的空间边际，“地理意识”有助于保持一个地域诗歌传承的延续性和遗世独立的个人性，在这一点上，诗歌的地域风格同样体现了桑克笔下“雪的教育”可以指代的整体内容。
　　既然“地理意识”在桑克那里是实体的内容，那么，徜徉于某种空间进行自由的写作就成为某种的个人权利。为此，我们或许应当注意诗人的夫子自道：“如果没有中心，也就没有了边缘。如果没有首都，也就没有了外省”，事物之间的相对性造就了桑克“我肉体的外省也就是我人生的首都” [7]，没有了介入中心的焦虑，也就多了几分外省的坦然，桑克的认知已经构成了全球化或曰网络时代诗歌命运的自我认同，而作为经验的历史过程，则极有可能影响到其地位和境界的空间排序。
　　在近乎机械拆解桑克诗歌的“地理意识”之后，桑克“经验的历史”作为某种有意的延续形成了目前的线性结构，但是，鉴于诗人的写作经验往往复杂于外部的呈现以及他者的眼光，所以，“地理意识”在桑克那里必将是一个立体化、共时性的内容。这一期许的限度，使得“地理意识”的提法也只能成为看待桑克诗歌的一个独特面相，而至此，必须坦然承认的是：我的强行赋予的“地理意识”或许只是对桑克进行了一次有意的误读——它只属于我观念中的桑克写作，至于其内在潜藏的别有用心则在于桑克为我提供了“诗歌地理学”的经典范例之一。


注释：
[1] [2]《桑克创作年表》，《中国诗人》，2008年2卷。
[3]桑克：《智慧的浪漫主义》，2000年7月《偏移》总第9期。
[4] [美]爱德华·W. 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前言和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周瓒：《写作，或领受“雪仁慈的教育”——解读桑克的诗：〈雪的教育〉》，《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200页。
[6]桑克、安琪、张立群：《对话：关于“诗歌与地理“》，《中国诗人》，2007年1卷。
[7]桑克：《外省的风格》，《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

来源：张立群博客